古瓷中的梅瓶历来都很受收藏投资者的追捧，尤其是一些精品之作，一经拍场亮相，总会有不俗的表现。
2012年春季拍卖会上，“萧何月下追韩信”元代青花梅瓶以6.8亿港元成交。这件梅瓶和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类似。而那件则早已这件梅瓶和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类似。而那件则早已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一直是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梅瓶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瓶子的概念不同，它的重心在上面，头重脚轻。一般认为，看头重脚轻的东西很不舒服，但梅瓶看着舒服。它端庄挺拔的形体、柔和流畅的曲线，更像一位美人，无语自动人。
装载酒文化的梅瓶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中看，梅瓶作为盛水器，是在契丹民族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作为水的储藏和搬运的容器，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收藏专家马未都说，“契丹是个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而梅瓶的设计最早也就是为了便于携带，当时梅瓶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瘦，俗称‘鸡腿瓶’。马屁股后面有一个皮套，梅瓶插在皮套里就是下小上大，在路上颠簸时不至于颠出来，瓶身还有一棱一棱的防滑纹理。”
这种小口、丰肩、长腹、瘦胫的造型，为梅瓶造型的发展奠定了雏形。
到了北宋与元代晚期，梅瓶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贮水器，还是用于盛酒的酒具。马未都说，宋、金时期的梅瓶器身多书有带有酒字的词句，如“武陵城里崔家酒，天上应无地下有”等，相当于直接的广告词。
上海博物馆里，藏有两件宋代磁州窑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就书写着“醉乡酒海”。
宋代赵令畦在《侯鲭录》记载：“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书曰：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所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说明梅瓶其实就是酒器。
而根据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画的内容也可以加以论证：画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后者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上墨书“昼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就与今日所说的“梅瓶”相同。
另外一些铭文则从侧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明墓的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了“天藏地酒”之谐意，这就表明了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1972年，从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梅瓶，除了制作工艺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用性。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工艺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又是在桂林，靖江温裕王墓出土了一件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这瓶酒历经400余年，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
据考证，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制作的特产补酒乳鼠酒，对产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宋代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因此，这瓶酒的出土不仅对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从另一侧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储酒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梅瓶逐渐具有了陈设装饰的功能，甚至还常被作为冥器随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证。这些梅瓶已成为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和“风水”寓意的象征。
明中晚期以后，梅瓶的观赏陈设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清代梅瓶多为传世品，这应与梅瓶此时主要用于陈设装饰有关。
梅瓶的称谓
梅瓶定型于北宋时期。梅瓶的烧造和其他品种的瓷器一样，在宋代，众多窑口的烧制品百花齐放。到元代，景德镇开始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这时景德镇窑烧造的青花、釉里红、青白釉、蓝釉白花等釉彩品种的梅瓶最为著名。到明清两代，梅瓶的烧造主要见于江西景德镇。
但“梅瓶”这种器型得名比较晚，在辽史上目前尚未发现对梅瓶（鸡腿瓶）这种器物的记载，宋代也没有梅瓶的专门称谓。
至于明代，如《梅史》，《瓶花谱》，《长物志》，《遵生八笺》等均没有提到梅瓶一词，明代梅瓶多用于陪葬，也没看到出现梅瓶这样典雅的称谓。
直到清末，寂园叟的《陶雅》里，才有梅瓶的文字。“器皿之佳者，曰瓶、曰盂、曰罐……，至于不可胜计，而以瓶之种族为最多。瓶之佳者，……曰梅瓶。”
民国初年，学者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对梅瓶名称的来历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径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梅花、梅枝常被中国文人用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梅瓶”这文雅的名称和其优雅的形体倒也相配，于是也就约定俗成，流传下来。
梅瓶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叫“经瓶”。这跟宋代皇家的经筵制度有关。据《宋史·职官志》载，宋代皇帝特设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让皇帝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节为讲经期，逢单日为皇帝讲经，轮流讲读。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
就是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从而衍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席，是一种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给皇帝讲经的讲位称作讲筵。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表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的气氛。由于讲经总与酒宴联系在一起，所以讲经的筵席到后来就变成了酒宴的代称。根据史料记载，明朝设“经宴”制度，皇帝听经完毕，都要设宴招待讲官及群臣。万历朝宰相张居正曾设定每十天举行一次经宴，他主讲，每次经宴都要上酒，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青花“梅瓶”，而在当时实际上是称之为“经瓶”的。
梅瓶为什么如此重要，也许与它自身美的形式，与讲经制度，与中国的酒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陶瓷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这样解释梅瓶的魅力：“一是用经瓶装酒规格高，对饮者是极大的尊敬；二是梅瓶的造型和装饰艺术的雅趣超出了酒的俗味；三是经瓶大概是唐宋时从皇宫‘经宴’制度而衍生的高贵酒器。它在其他酒器中独树一帜，是含有一定宴会色彩的器皿”。
拍卖市场上的宠儿
在历史上，梅瓶各大窑系都有，其造型的优美程度可以说天下第一，而马未都则说，梅瓶的造型是中国陶瓷中的“第一造型”。
正因如此，梅瓶在海内外拍卖市场上常有露面。明清时期的梅瓶构成了梅瓶拍卖市场的主体，其中清三代的梅瓶更是占据了市场成交价位的高端。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
清雍正豇豆红釉梅瓶成交价为224.8万港元。200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清乾隆白釉浮雕赶珠云龙纹大梅瓶以303.2万港元成交；清乾隆釉里红梅瓶以84万港元成交。明清时期的梅瓶构成了梅瓶拍卖市场的主体，其中清三代的梅瓶更是占据了市场成交价位的高端。
明清以前的梅瓶往往更是难得一见。2000年，在伦敦苏富比春拍中一件北宋时期的刻花褐彩梅瓶以50.5万英镑拍出，创造了当时磁州窑瓷器的最高成交价。至2004年香港佳士得再拍时，此瓶拍出了1350.375万港币（约合1444.9万元），至今仍保持着磁州窑瓷器的拍卖最高纪录。
梅瓶以特有的装饰艺术形式，独特的美，仍在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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