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高丽在政治正统性上对北宋的依赖
北宋建国伊始，高丽就表现出了极强的依附意愿。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９６２年，高丽国王王昭即遣广评侍郎李兴佑等人宋朝贡，成为第一个向宋朝朝贡的国家。９６３年，高丽改用宋太祖乾德年号，自此两国正式建立朝贡关系。
这种朝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丽对北宋文化的尊崇所维系的。在高丽使用北宋年号后的三十年间，高丽曾向北宋派遣使团２６次，北宋也向高丽派遣使团１０次。高丽希望通过与北宋的政治往来，为吸收汉文化创造必要的条件。９７６年，高丽主动派遣留学生到北宋国子监学习中国文化。９８２年，高丽成宗发诏书求建言，高丽著名儒学学者崔承老提出《时务论》２８条，其中第１１条称：“华夏之制，不可不遵，……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
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影响下，高丽将北宋的政治承认视为本国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来源。９８１年，高丽国王胄病重，禅位于其堂弟治。国王治随即派使者向北宋报告即位的原委，请求册封，在得到册封之前，只以摄位者自居，自称“知国事”。这种在政权正统性上对北宋的依赖甚至在辽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主导高丽之后依然存在。９９４年２月，高丽在遭遇辽大规模人侵的情况下被迫向辽称臣，第一次“两面结盟”宣告终结。依据辽丽双方的议和条件，高丽应断绝与北宋的关系，但高丽却于同年６月遣使赴北宋，“诉以契丹寇境”，“乞师以报前年之役”。
９９７年，高丽国王治卒，弟诵立。此时高丽已奉辽为正朔，并“受制于契丹”而中断对北宋的朝贡，但仍然“遣兵校徐远来候朝廷（指北宋）德音”，无奈“远久不至”。
１０１０年辽第二次人侵高丽后，高丽又遣使赴宋。１０１４年，高丽遣内史舍人尹徵古入宋，“仍请归附如旧”，并“请降皇帝尊号、正朔”。
与对北宋由衷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丽对由少数民族建国的辽国从一开始就持鄙视的态度。高丽建国不久，曾主动与当时的后唐、吴、越等政权建立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后来又相继与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保持外交往来和宗藩关系。而对于同一时期兴起于中国东北的契丹政权，高丽不仅一开始低估了其实力，并未在战略上给予重视，而且还以儒家文化的华夷观标准对其采取公然的蔑视态度。高丽开国之主王建在给后世子孙的《训要十条》中明确宣示，“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士，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高丽太祖的这种感情与政策，直接影响了当时乃至以后的丽辽关系。
辽在军事上控制高丽的优势
正如徐兢所说，高丽距辽近而距宋远。高丽与辽陆路相邻，壤土相接。而自从后晋割弃燕云之后，高丽和中原王朝陆路就不再接壤。双方隔海相望，只能靠海上交通维系交往。受此影响，辽虽然在文化和政治上不占优势，但在军事上却能更容易地对高丽施加控制，这是高丽在军事上不得不臣服于辽的重要原因。
９８６年，北宋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出师征伐契丹，史称“雍熙北伐”。为配合伐辽，宋派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书到高丽，要求髙丽出兵，“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但高丽却一再拖延，“迁延不发兵”。经宋使“（韩）国华谕以威德，（高丽）王始许发兵西会”。但因辽国此前的军事威胁，高丽军队事实上并未与契丹军队交战。９８３年，辽国开始制定讨伐高丽的计划。９８５年７月，辽圣宗诏令诸道修缮兵甲，“以备东征高丽”，只是因８月“辽泽沮洳”而罢师。《但辽仍然一举扫荡了鸭绿江下游一带的女真部落，不仅为后来的伐丽扫清了障碍，而且向高丽充分展示了其军事实力，从而对高丽形成了有效的威慑，使高丽最终选择了在随后的辽宋战争中保持中立。
自９９３年起，辽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入侵高丽。９９３年的人侵直接导致了高丽第一次“两面结盟”的结束。随后的１０１０年和１０１８年，辽又发动了两次伐丽战争。除此之外，１０１４至１０１７年间，辽几乎每年都对高丽所占据的鸭绿江下游东岸的“江东六州”发动军事侵袭。正是这些军事进攻，最终迫使高丽于１０２０年２月遣使奉表至契丹，“请称藩，纳贡如故”。１０２２年，高丽最终放弃北宋年号，改用契丹纪年，以这种全面倒向契丹的方式获取辽的负面安全保证。辽之所以能如此频繁和有效地对高丽施加武力胁迫，显然与其地理上的临近性有直接关系。
宋辽战略僵持使高丽“两面结盟”成为可能
北宋建立后虽号称统一全国，但其势力并未到达长城以北，华北一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为辽朝所统治。也就是说，自北宋建立开始，宋与辽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９７５年，宋辽曾一度建立外交关系。但到９７９年，宋太宗发兵亲征北汉，宋辽断交。宋灭北汉后，决定乘胜北伐，收复燕云之地，辽宋间的直接对抗由此开始，并影响到了髙丽的行为。在宋辽对抗之前，高丽与北宋为宗藩关系，而与辽的官方关系则处于中断状态。
如前所述，为消除与北宋作战时腹背受敌的隐患，更为了建立以本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辽自９８３年起开始计划东征高丽。９８５年，辽圣宗欲亲征高丽，却因“辽泽沮洳”而罢师。尽管如此，辽在辽丽边境大肆用兵讨伐女真的行为，已经使高丽清楚地感受到了辽对其国家存亡的威胁。于是，在９８６年春“契丹遣厥烈来请和”时，高丽就在宋辽对峙、胜负不明，而自身国家安全又受契丹极大威胁的情况下，接受了辽的提议，与辽国结盟。
而此时的北宋对此却没有能力阻止。为了笼络髙丽，北宋不仅未对这种违背藩属国义务的行为加以责难，两国来往一如从前，而且在公元９８８年，宋帝甚至还加封高丽成宗为“检校太尉”。公元９９０年，又加封成宗“推诚顺化功臣，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余户”。两国朝贡关系继续存在。这意味着，从９８６年辽丽议和到９９３年辽国第一次征伐高丽的８年时间中，高丽处于与北宋和辽同时结盟的状态。
在９８６年“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的对辽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９８９年，辽国攻陷易州，宋太宗决定采纳主和派意见，遣使向辽请和。至此宋辽进人短暂的和平期，但两国军事实力的高下已然清晰，辽国占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情况下，辽开始考虑彻底解决高丽问题。如果说辽在９８５年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要求高丽脱离北宋的话，此时则已具备了独占髙丽的可能性。９９３年，辽大规模入侵高丽并获得大胜，高丽于９９４年２月被迫向辽称臣，改用辽“统和”年号，并遣侍中朴良柔赴辽“告行正朔，乞还俘口”。如果说９８６年由于宋辽的战略僵持，高丽尚有可能“两面结盟”的话，那么到９９３年，在辽实力优于北宋、而髙丽又面临来自辽的生存威胁的情况下，高丽只能选择彻底倒向辽国一边。
韩退之
后金崛起于明朝末年，在明朝为后金所灭之前，双方曾有过一段战略对峙时期。在这期间，朝鲜曾于１６２７至１６３６年同时与明和后金结盟。
后金在军事上控制朝鲜的优势
朝鲜对于距其仅一江之隔的建州女真的崛起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警惕。早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前，宣祖就曾几次出兵，视建州女真为最大的忧患：“观其所为，殊非寻常之乎”，“此贼最可虑也”。而且朝鲜也意识到女真在地理上的临近性对朝鲜的巨大潜在威胁，“与此贼相连，无渤海之隔，虏骑飚乎，数日可至”。１６０７年，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部在朝鲜钟城附近展开大战，建州军队“穿过我（指朝鲜）境，如入无人之地”，进一步加深了朝鲜的安全忧虑。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后，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朝鲜不得不更加重视并防范努尔哈赤的扩张。
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发表“告天七大恨”，正式向明朝宣战，作为明朝盟友的朝鲜异常担忧，“朝鲜两界列镇，士兵尽散，沿江一带，荡然无备。若使伊贼不得志于上国，而怨我国应援天兵，移兵于我，则将何兵力，可以抵挡”这种惧怕因触怒后金而招致报复的顾虑，直接影响了朝鲜的对外行为。选择“两端外交”的光海君虽最终勉强派兵助明，但采取了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扬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所为，相机而动”，反对“轻行进剿”，并曾一度只承诺将军队开至义州等边境地区，“以为犄角声援”。朝鲜对后金的畏惧，正是后金军事上压倒性优势的直接反映。
后金两次征讨朝鲜的决策本身则更加直观地展示了这种优势。１６２７年，后金决定攻打明将毛文龙，同时又将朝鲜作为次要进攻目标。“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在攻打毛文龙未果的情况下，后金遂转而进攻朝鲜，即“丁卯之役”。结果朝鲜大败，仁祖避难江华岛，最终与后金签订兄弟之盟。这场战争也迫使朝鲜与明朝和后金同时结盟。后金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调整作战目标并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朝与后金仅一江之隔”，后金无需过多军事上的准备即可征伐朝鲜。１６３７年，后金因发觉李朝并不忠心于己，未发兵助其攻打明朝，旋即对朝鲜进行了第二次征伐，仅月余就攻至朝鲜都城，最终使朝鲜（至少在形式上）彻底臣服于自己。
朝鲜在政治正统性上对明朝的依赖
与高丽一样，朝鲜对明朝的依附也首先体现在文化领域，在接受汉字和汉文化的过程中，朝鲜国内形成了强烈的正统性思潮，这种思潮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并在朝鲜王朝内部发展出了坚持汉族正统观的性理学。正统性思潮将朝鲜的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完全植根于对中原汉族王朝（明朝）的归附，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执政者的决策。
朝鲜建国伊始，就主动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还以“权知国事”的名义，向明朝请赐国号，朱元璋赐国号为朝鲜。明亡后，朝鲜将明朝为其赐名一事视为“大造之恩”。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朝鲜之所以要向明朝请求赐予国名，是出于对王朝正统性的考虑，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从而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政权的正统性。自此之后，朝鲜国王或世子要获得真正的名义，都必须经明朝册封。燕山君和光海君因政变被废，未得明朝赐谥，因此只能称为“君”，不能称“王”，也无庙号。
明金战略僵持使朝鲜“两面结盟”成为可能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后，由于自身实力尚弱，曾几度借刷还朝鲜人的机会致书朝鲜，请求通好，还请求朝鲜授职，“请如北方藩胡例，上京师受职”。但朝鲜因明朝规定其与女真各部不能私相往来，担心明朝责备，同时认为女真人“其心所在，为难测度”，从而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要求。在１６１８年后金攻打明朝抚顺前夕，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光海君，希望得到朝鲜的军事支持，但朝鲜“坚决站在明之一方，反对后金”。
在１６１９年的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再次提出与朝鲜结盟，“当写盟言之书，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当天歃血，焚香盟誓”，希望朝鲜在后金与明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而此时主政朝鲜的光海君自己虽然对明朝并无多少好感，但仍然对后金的结盟要求予以回绝，“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并劝后金与明“同归于善”。
由于自身实力尚未构成对明朝的优势，因此面对朝鲜助明抗金的举动，努尔哈赤反而致书朝鲜国王：“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对朝鲜不得已参战表示谅解。对于朝鲜而言，此时明金两国实力对比尚不明朗，且后金的战略重点是与明朝作战，因此朝鲜寻求获得后金负面安全保证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因此选择继续站在明朝一方。
萨尔浒战役之后，“明在辽东之主力尽失，元气大伤”，从而“奠定了金盛明衰的基础。随着明朝的接连败退，后金相继攻占了沈阳、辽阳等辽东重镇。到１６２１年，后金已取得在辽东的绝对优势。随着明金实力的消长，朝鲜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此期间，明朝曾多次要求朝鲜出兵助明，但皆被其婉言谢绝，始终未遣一兵一卒。而另一方面，主政朝鲜的光海君基于“此贼（指后金）累胜强盛，桀骜难当，则虽以天朝兵力难必其一鼓荡灭矣”的认识，执行对明朝“事大”和与后金“交邻”的“两端外交”，朝鲜的对外战略开始由此前坚定的对明朝一边倒逐渐转变为在明朝与后金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战略平衡。
１６２６年皇太极继位，后金国力进一步增强，于是调整了努尔哈赤时期的对朝战略，于１６２７年发动攻打朝鲜。由于当时的明朝已无力及时救援，朝鲜很快被后金征服。在议和谈判中，朝鲜拒绝了后金提出的“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的要求，表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弊，不敢从也”。最终后金也作了让步，“答以朝鲜不背天朝，亦好意思，任从之”，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虽然没有上升到宗藩朝贡关系，但却使得“两国处于一种近乎于宗藩关系的状态”。自此至１６３７年后金第二次征伐朝鲜间的十年时间里，朝鲜同时与明朝和后金保持着结盟状态，向这两个大国同时表示臣服。
如前所述，朝鲜保持与明朝的同盟关系是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与后金结盟是为了获得其负面安全保证。而朝鲜在这段时期之所以能够保持与明金两国同时结盟的状态，则是源于当时明朝与后金的战略僵持形势。对于朝鲜与后金的结盟举动，当时已内忧外患的明朝只能表示谅解，认为是“权宜缓急，本非王意”，同时还表彰朝鲜“君臣大义，皎然日星”，要求继续合作对付后金，“彼此协心，冀收桑榆”。而此时的后金同样也对明朝颇有顾虑，不敢全力压服朝鲜。正如丁卯之役后后金将领对主将阿敏所说，“吾等来此，事已成矣。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或有边疆之事，不当思预备乎！……宜令朝鲜国王盟誓即可班师”。
１６３６年１２月，清第二次征伐朝鲜。朝鲜在答清使书中辩称：“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被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但当时清在与明的对峙中已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这一次完全无视朝鲜的“春秋义理”，在丙子之役后与朝鲜缔结盟约的第一条即规定“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丙子之役也标志着明朝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结束和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开始。
如上所述，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之所以会在某些时期出现“两面结盟”现象，归根结底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１）这么做能够保证本国的两种重要需求——生存安全和政权安全——都得到满足；（２）两个大国的战略僵持使其客观上具有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