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當代》雜誌創刊四十週年。自1979年創刊起，《當代》就確定了“貼近時代、直面現實、直麵人生”的辦刊方針，以“文學記錄中國”為辦刊宗旨。四十年來，文壇潮起潮落，《當代》一直堅守著現實主義的風格和方向，這與每一代《當代》人心中執著的信念有關。《當代》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編輯手中一起經歷著這個時代。今天，分享一篇《南方週末》為“《當代》創刊四十年”所做的採訪與報道，看看現任編輯們眼中的《當代》現實主義四十年。
文章首發於2019年8月22日《南方週末》
採寫人：《南方週末》記者 朱又可
受訪人：《當代》前主編 洪清波、現任主編 孔令燕、副主編 楊新嵐、社長助理 石一楓
《當代》1979年創刊號
1979年創刊號發刊詞
《當代》雜誌的現實主義四十年
1998年，孔令燕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到《當代》雜誌擔任編輯。當時，《當代》十年沒進新人了。
當時的編輯主體是50後一代，孔令燕年齡最小。除了跟現在的副主編楊新嵐年歲差距不大，其他人差不多都比她年長二十歲左右。她喜歡這個小環境：第一任主編秦兆陽提出並確立的現實主義傳統，經過朱盛昌、何啟治、常振家、洪清波、周昌義等幾代人的堅持，風格和內涵又各不同。
對於文學期刊和現實主義，那都不是好年月。幾乎每一家期刊發行量都斷崖式跌落，《當代》也從1980年代最高的五十萬份跌落到十萬份左右；先鋒文學、“新寫實”都很流行，現實主義顯得有點落伍。各地號召文學期刊走向市場，有的期刊開始自謀生路。
孔令燕剛上班時見到各地同行，大家最熱衷談論的就是“改制”和“拉贊助”，或計劃跟哪家企業合作。《當代》比較鎮定和穩定，繼續以現實主義為主，以不變應萬變。雜誌所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注：下稱人文社），及後來的主管單位中國出版集團，都沒有讓《當代》完成硬性經濟指標。“再說，《當代》的人也不善於拉贊助，所以多年來《當代》沒有上過軟文或廣告。”孔令燕說。
反倒是《白鹿原》《塵埃落定》等重要現實主義作品，都在那樣的環境中發表。“前輩編輯言傳身教，讓我很快領悟到《當代》所堅持的現實主義的精髓。”孔令燕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作為年輕的新生力量，她到來後關注到雜誌以前比較忽略的事情，諸如出版圖書、開拓市場、信息化以及其他跨越邊界的嘗試。
《塵埃落定》首發《當代》1998年第2期
“《當代》以前給人的印象是重視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果一部作品現實性強，藝術性上差一些，是可以的。”孔令燕當時覺得《當代》還像本老雜誌，思路、理念和作品風格都顯得有點保守，所以希望在不傷害雜誌主體風格的前提下，形式上可以嘗試一點突破。
2000年左右，孔令燕在《當代》開設過一個網絡文學欄目，中國的傳統雜誌最早與網絡文學握手。那時在網上寫作的是一批最先掌握上網技術的作者，多為理工科背景，聚集在榕樹下和天涯社區。
孔令燕每期選編五六位作者的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短篇作品，十來頁，《網蟲日記》後來還拍成了情景喜劇。欄目做了三四年，2003年左右停了，那時網絡普及，網絡文學成為全新的類型文學。後來，她仍比較注意雜誌數字化方面的發展，如線上閱讀、設立網站、開通微博微信。現在，年輕編輯共同維護的《當代》微信公號，已經吸引到十幾萬關注者。
“但雜誌不能老變風格，基本定位不能變。”在孔令燕看來，《當代》就是要尋找既能反映現實，藝術上又比較成熟，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比較好的作品。她自助理編輯開始，又做過編輯、副主任、主任，直到2014年擔任主編，負責雜誌的全面工作。“我的職業生涯就是隨著《當代》雜誌逐漸拉長，我是在《當代》成熟起來的。”她說。
《白鹿原》手稿
“現在有幾個人能這樣在生活裡泡著”
2016年4月29日，孔令燕由短信得知，作家陳忠實當天早上7點40分離世。她馬上讓公眾號編輯紀念陳忠實的內容，接著向相關作者約稿，於2016年第四期《當代》雜誌刊登“紀念陳忠實專輯”。
令孔令燕難忘的，是陳忠實在生命最後的日子為2016年第二期《當代》題寫作品名。那成為他留在世上最後的書法作品。2016年2月16日上午，她給陳忠實發去短信，羅列了需要題寫的篇目。晚上，她就收到圖片，那是作家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題字。3月，陳忠實打來電話，言語已經含混不清：（題字的）稿費我不要了，只寄幾本雜誌就行。
自1984年在《當代》發表自己第一部中篇小說《初夏》，陳忠實和這份雜誌的深厚友誼延續了幾代人。從到雜誌上班那天起，孔令燕聽到最多的逸事就是關於陳忠實和《白鹿原》的。
《白鹿原》責任編輯之一洪清波還清晰地記得，自己1986年9月1日到《當代》上班，比現任副主編楊新嵐晚一個月。那時正是《當代》發行量和影響力的最高點。
（圖片：1985年6月，《當代》雜誌社舉辦“當代文學獎”。陳忠實的《初夏》獲獎。前排左一為陳忠實，左二為常振家，左三為柯雲路；後排左二為朱盛昌，左四為何啟治）
1992年4月，洪清波和時任人文社當代文學編輯室主任高賢均一同去成都取稿件《中國知青夢》，受副主編何啟治囑咐，順道在西安帶回《白鹿原》。去四川的路上，兩人開始看稿。稿子取回後，領導決定在《當代》刊發，並委派資深編輯常振家發稿。四十萬字書稿分成兩期，發表在雜誌的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
《白鹿原》後半部的發稿編輯是洪清波。他後來擔任《當代》主編，現在退休返聘為編委。“那麼特殊的稿子，如果不是當時看過的編輯眾口一詞，領導估計不會輕易拍這個板。”他回憶道。
洪清波記得很清楚，常振家激動地說：“就是頓河呀！”他指的是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名著《靜靜的頓河》。接下來，他得說服領導。領導看了沒幾頁，加了五十多個紙條條。“所有編輯看了都說好，領導就不會輕易地動搖決心，當然他得把握，得承擔最終責任。”洪清波說。
“啟蒙時代一過去，文學的功能一下就青黃不接了。王朔寫《永失我愛》《過把癮就死》，是談愛情的。”洪清波記得，去西安取稿時，陝西作協的人告訴他，省裡有實力的作家大都去海南了。“我們特別慘，白跑一趟。”後來也有人告訴他，陳忠實好像還在灞橋寫一部長篇小說。
“期刊那幾年辦得特別垂頭喪氣，像夏天的午後，總是無精打采的。那些老編輯什麼稿子都見過，但一見《白鹿原》還那麼亢奮。”洪清波說。小說一發表就引來一片好評，但影響還沒有從文學界擴散出去。小說出版，第一版在新華書店才徵訂出幾百本。
《白鹿原》首發《當代》1992年第6期
後來，《白鹿原》參評茅盾文學獎。“有個人給陳忠實打電話，說有可能獲茅獎，前提是你要刪一下，等於平衡兩派意見，一派有意見，性就是一個障礙，刪一刪就完了。現在又恢復到原本。我問陳忠實，他說都恢復了。”洪清波說。
在洪清波印象裡，整個編輯過程都很順利，唯一的壓力就是申報茅獎，有人說別報了，自找麻煩。社長拍板：咱們報，批不批是別人的事。小說得茅獎以後，有關部門規定不允許改編影視作品。一位電視劇導演籌拍十幾年，好幾次劇本都寫好了，接到通知後不得不擱淺。不過，電視劇終究還是拍攝和播出了。北京奧運會前，北京人藝把《白鹿原》改編成話劇，陳忠實去觀看了。
“它對那段歷史的評價是全新的，像陳忠實對中國近代史或者革命史這麼感同身受的作家，幾乎沒有了。”洪清波看到了一種特殊的氣質，“它根本是對宗法社會崩潰的記錄，跟古董一樣，不‘做舊’就是舊的。現在好多作家寫得‘做舊’了，你都感覺不像。”
陳忠實當過公社書記，常年在那片土地上生存，做過大量讀書筆記，還閱讀了當地所有宗族的族譜和地方誌。村子的歷史和那些人，都是他熟悉的。“現在有幾個人能這樣在生活裡泡著，下這麼大的功夫？而且他自己也說，《白鹿原》把他給耗幹了。”楊新嵐慨嘆道。
刊登《白鹿原》幾年後，《當代》又發表了阿來的《塵埃落定》。洪清波認為，如果說《白鹿原》流行還有歷史原因，那《塵埃落定》就是文學意義上的流行了。
“《白鹿原》站在了歷史的新高度思考歷史和人物命運。”孔令燕說，“我們對這樣的高峰作品的期待猶在。”
“現實主義在文學鄙視鏈中的低端”
上班不久，孔令燕第一次出差，與常振家參加《滇池》雜誌組織的西南筆會。她在那裡認識了作家賈平凹，後來看到許多人向他約稿。“我內心還有點小天真，覺得剛認識人家就約稿，豈不太功利了。”後來，她聽同事們說，做編輯就應該積極向作家約稿。2003年，她編髮了賈平凹的中篇小說《藝術家韓起祥》。此後，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古爐》《帶燈》《老生》等，都由她在《當代》編髮或在人文社出版。
賈平凹《老生》首發《當代》2014年第5期
孔令燕在《當代》編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畢淑敏的《血玲瓏》，在前輩編輯幫助下共同完成。小說中，一位女強人的女兒不幸患上骨髓停止造血的絕症，醫學界為她實施名為“血玲瓏”的醫療方案。這個故事呈現了母愛、戀情、倫理和高科技等現代生活的重大問題。
看完作品後，孔令燕與常振家、洪清波、周昌義等幾位前輩一道，與畢淑敏交流意見、探討改稿，小說幾經修改。《血玲瓏》出版後賣出十多萬冊，是當年的暢銷書。著名畫家吳冠中主動給小說題字，並提供了一幅封面圖。
但文學的實際處境更加複雜。“人家客氣說你們是現實主義重鎮，言外之意是你們很粗糙，現實主義一度在文學鄙視鏈中的低端。”洪清波說。
“好多文壇的大腕，他們喜歡不動聲色地描寫，他們不喜歡好萊塢，喜歡歐片，歐片的設計感不強，戲劇衝突不強；其實歐片都在向好萊塢學習，好萊塢片有人類政治正確，可能大家認為在藝術水準上低了。”洪清波曾對《當代》第一任主編秦兆陽的結論深以為然：寧肯要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要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
1986年，洪清波剛到《當代》時編髮了中篇小說《莫名其妙》，故事背景是央視第一次全程轉播世界盃足球賽。比賽都在半夜舉行，一位球迷特別擔心看重播時知道比賽結果缺乏懸念，寫了一張“別跟本人談足球”的條子貼在背上。單位裡有工人成心氣他，告訴他巴西隊的比賽結果。他愣了一下，就拿飯盒砸了過去。
這件事引起一場風波。球迷要維護自己“不想知道的權利”，但知識分子同事們都不同情他，說在中國只有“想知道的權利”。最後單位領導認為這是個人主義膨脹，給了他一條莫名其妙的罪名。“小說寫了幾種勢力對這件事的態度，你就能感覺到那個時代，個人維護自己的權利多麼難，你的同類都不能理解你。”在洪清波看來，這部作品寫了具體的知識分子的苦惱，而不是抽象的人的苦惱。
洪清波退過他認為是一流作家的王小波的二流作品，一篇短篇小說。“裡面寫一個教師上生物課時，用他的精子給女學生看的細節。”他回憶道，“我就知道他在一個封閉的、嚴肅的環境裡面放縱本性，很多人認為這種放縱很有意義，但是我不覺得有多大意義。”
（圖：《當代》雜誌海南筆會，前排右二為汪兆騫，右四為王朔，右五為王海鴒，前排左四、左五為柯雲路、雪珂夫婦；後排左五為朱盛昌）
回想起來，洪清波心情矛盾：後悔不後悔，現在說不清楚。“我能接受王朔，接受不了王小波。當時給他寫信，我是用王朔來說服他。我說在這一點上，王朔比你有內涵。”他說，“我當編輯沒多久，肯定也很幼稚，但我是憑著本能做的。”
“在變化中發現恆久不變的東西”
讓洪清波欣賞的“現實主義”，還有2016年發表的宋小詞的《直立行走》。姿色平平的大學生“城漂”交了帥氣的本市男朋友，情人節那天得到好消息：“咱結婚吧。”
對於一個“城漂”來說有根了，但她清楚結婚為了什麼：男朋友家要棚改，一結婚兩個家庭肯定分兩套房。婚後發現公公是癌症晚期，沒熬到分房就去世了。但家裡密不發喪，直到遺體發臭，跟街道來動員的人發生衝突，堅持先分房後發喪。警察要銬她老公，她動手把警察打殘疾了。她從監獄出來，一切時過境遷，老公分了房，有了新的家庭。
“很多人看了都說好，它觸及了中國社會變革中城鎮化與房地產這兩個最熱點的問題。城鎮化和房地產是大趨勢，但在社會進步中，寫小人物的命運難道不是作家的責任嗎？”洪清波說。
《直立行走》獲得了當年“《當代》文學拉力賽”中短篇總冠軍。“拉力賽”從1999年開始舉辦，每期由讀者投票選出當期發表作品中最好的一篇，產生一個分站賽冠軍，年終再做讀者調查，選出一個年度總冠軍，不論體裁和篇幅。2016年開始，總冠軍分為長篇、中短篇和散文三項，王樹增的《抗日戰爭》獲得了長篇總冠軍。
宋小詞《直立行走》刊於《當代》2016年第6期“青年作家專號”
洪清波認為，《當代》值得銘記的開創性作品還有：第一個刊登寫中國遠征軍抗戰的鄧賢作品《大國之魂》、可以跟《動物兇猛》媲美的王剛的《英格力士》等。“文明的力量永遠在最荒蕪的土地上，還可以生根發芽。”他感嘆道。
1990年代後期王乾和王蒙“二王”討論之後，前者提出“新寫實主義”概念，舉出的代表作是蘇童的《妻妾成群》和餘華的《活著》等。“以‘新寫實’的名義迴歸以後，好像提寫實就不丟人了，以前一談寫實就是沒有才華的表現。”洪清波說。
“早期《當代》的現實主義，有點像巴爾扎克那種傳統現實主義的社會認知和啟蒙的功能。隨著網絡普及，每一個人都是信息的直接接收者，這時候僅僅通過作品傳遞一種新的生活樣式，讀者就不滿足了。這對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變化中發現恆久不變的東西。”孔令燕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
堅守現實主義的《當代》得到了回報，雖然不再有1980年代的高峰，但一直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文學刊物之一。2012年開始發行趨於穩定，2014年之後每年都少量增長；將近二十年沒漲價，2019年提價五元。“當時擔心漲價帶來訂戶減少，後來發現沒有減少，還漲了幾百本。”孔令燕說。
2018年《當代》雜誌合影，後排左四為孔令燕，前排左三起分別為楊新嵐、洪清波、石一楓
2005年進入《當代》做編輯的石一楓，既編又寫。他最初崇拜西方現代派作品，慢慢認同了《當代》的現實主義。他主要約同齡人的稿件，空軍的作家王凱、北師大中文系出來的李師江，以及一批“北漂”作家。他尊奉老主編周昌義的一句話：編輯跟作家一塊成長。
“我的家國情懷這才牢不可破”
陝西作家紅柯於2018年猝然離世。因2001年發表在《收穫》雜誌的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他引起廣泛關注，被稱為文壇“黑馬”。
“紅柯擅長寫西部那種充滿想象力而且磅礴的詩情畫意，他的作品血性張揚、生命勃發。”孔令燕視紅柯為朋友。他後來在《當代》發表的幾部作品，如《大河》《阿斗》《好人難做》等，“可以看出《當代》更重作品的現實性”。在《阿斗》中，孔令燕看到了另一個幽默、詼諧、輕鬆的紅柯，“他講的三國史，是調侃、擬人、生活化的歷史，寫得充滿趣味和人生意味”。
孔令燕曾鼓勵紅柯沿這種風格再寫一些，如上古史。紅柯老家在岐山——周朝發祥地——那裡的傳說都是中國古代史和《封神演義》裡的神話故事。她建議不要按神話寫，而以現實主義精神看歷史人物的命運，以及人物與時代、國家的關係。“紅柯聽了建議後也很興奮，還和我細數了那些神話人物在他家鄉的印跡遺存等等。沒想到成為缺憾。”她慨嘆道。
《當代》要求編輯認真對待自然來稿，不遺漏任何一篇好作品。2002年左右，孔令燕從自然來稿中發現了一篇關於在溼地裡保護天鵝的作品，感覺有點像朱哲琴唱的那首《丹頂鶴的故事》。“小說寫得優美、細膩、生動，我看後特別感動，像在沙裡發現了金子。”孔令燕興奮地撰寫審稿意見，小說送審通過後刊發。
到現在，孔令燕也沒和作者見過面，不知道他是否在寫作。她遇到很多類似情況：也許是一個人、一件事、一段經歷觸發作者開始寫作，所寫的都是他最感同身受的。如果他不能改變題材，不會講述別人的故事，就不能成為職業寫作者。
大約2012年，一位朋友介紹作家王鼎鈞的書給孔令燕。她讀後很喜歡，尤其對作品裡的一句話印象深刻：“祖國大地，我一寸一寸地看過，一縷一縷地數過，相逢不易，再見為難，連牛蹄坑印裡的積水都美麗，地上飄過的一片雲影都是永恆。我的家國情懷這才牢不可破。”
王鼎鈞的作品當時國內尚未出版，孔令燕輾轉聯繫上作家。他的日記體散文《水流過，星月留下》，先在《當代》開專欄發表，後來出版。這些散文記錄了他移民紐約後的生活見聞，文字凝練老到、從容乾淨。
在郵件往來中，孔令燕能感受到王鼎鈞親和平易、古風猶在的真誠。“每次老先生落款都是‘鼎拜’；一直無緣見面的他，前兩年託從臺灣到北京出差的妻弟專程來看我。還囑託合拍張照片，說算是見了面。”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文學作品要著意關注更廣闊的現實生活。“如何塑造榜樣，講好感人的、正面的故事，這是我們當代文學從業者需要思考的事情。”孔令燕在電視上看到港珠澳大橋設計師之一劉曉東講述建橋過程，為那些艱難，以及建造細節和建造者的精神打動。她想，如果有一篇紀實作品就好。
長江《天開海嶽》首發《當代》2018年第3期
正在那時，孔令燕接到中央電視臺記者長江的電話，說自己剛做完一期關於這座大橋的電視節目，把素材寫成了報告文學。稿件只有七萬多字，她看後和作者商量修改一遍，發表在《當代》2018年第三期上。她感覺這個題材可以繼續深挖，擴充內容出版。最終長江採訪到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朱永靈，他為大橋奉獻幾十年，從未接受媒體採訪。幾經周折，長江成為採訪他的第一人。
“朱永靈看上去更像樸實嚴謹的工程師，一點沒有官員的樣子，真的是兢兢業業幾十年就做了一件事。大橋通車之後，他依然謙虛低調，不再接受任何採訪。”孔令燕回憶。那篇《天開海嶽——走近港珠澳大橋》果然受到了一線建設者認可，不出意料，也在“拉力賽”中贏得了讀者們的選票。
《當代》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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