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嘉兴起义的谋划地,如今是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

1949年嘉兴起义的谋划地,如今是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

1949年3月,国防部预干局调兼预干团同仁在嘉兴留影纪念,中排左五为贾亦斌 资料图片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同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长江北岸厉兵秣马,随时准备进军江南。正当国民党军队终日提心吊胆地防备解放军渡江南下时,在他们的后方,却不时燃起武装起义的烈火,使他们焦头烂额,穷于应付。4月7日,在中共上海局的策动和组织下,驻嘉兴的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以下称预干团或预干总队)3000余人,在贾亦斌将军率领下宣布起义。因起义地处嘉兴,史称“嘉兴起义”。

贾亦斌(1912—2012),出身于耕读家庭,于18岁时失学从军,由士兵而升为军官。1937年“七七事变”,任41师某部少校营长时数次请缨赴前线,同年9月,参加淞沪会战,先后坚守杨行、刘行和北新泾阵地,两次负伤不下火线,坚持到最后并掩护全军撤退。此后,贾亦斌参加徐州、武汉、鄂西和长沙会战等战役,因英勇善战,多次克敌制胜,29岁时即晋升为少将。1948年3月,经蒋经国保荐,贾亦斌出任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因预干团的干部、学员绝大多数来自国民党青年军,青年军在抗战后期被称为蒋家父子的子弟兵、太子军,因此,他们倍受关注。贾亦斌虽受蒋经国的恩遇提携,终因坚决反对内战和反对贪污腐败而与蒋家决裂,在中共地下党的感召下,毅然反戈一击,冒险犯难,率部起义。

嘉兴起义前夕,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4月初,贾亦斌在浙江与上海频繁往来,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设立了陕西北路和宝山路两处秘密联络点,在多处公共场所与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和接触,因此,上海与嘉兴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上海是嘉兴起义的谋划地,起义在嘉兴,谋划在上海。

1949年嘉兴起义的谋划地,如今是上海市民主党派大厦

1947年《上海市行名路图录》所指的陕西北路128号,显示3个文化机构的名称

1948年12月初,在南京干河沿109号贾府,贾亦斌与同窗好友段伯宇、刘农畯、宋健人、董嘉瑞、林勉新等人密谋,准备在南京发动军事政变,拟活捉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送往解放区。因条件不成熟,后决定选择适当时机,举行反蒋起义。12月底,段伯宇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派工委委员李正文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工作。

1949年元旦,张执一、李正文与段伯宇在上海会面,双方商定由李正文负责与段伯宇直接联系和指导工作,段伯宇随即将贾亦斌等人的情况向李正文作了详细汇报,并陪同李正文分别与贾亦斌等人见面。经过考察,中共上海局于2月恢复了段伯宇的组织关系,三四月间,经段伯宇介绍,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地下党的组织原则,由李正文分别和他们进行单线联系,段伯宇的代号为“白人”(伯字拆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贾亦斌等人继续酝酿起义计划,串联有关部队。在李正文《我所知道的贾亦斌预干总队的起义》一文中说得比较详细:“我和贾亦斌三天两天碰头的地方,是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一座小白楼上,这是段伯宇弟弟段仲宇的公馆,楼下驻有国民党士兵警卫。我们在楼上谈话,十分安全。我利用段仲宇这个家(段伯宇也住在这里),作为我联系段伯宇、段仲宇、贾亦斌、刘农畯、王海峤、宋健人等的一个机关。”文中所言宝山路宝昌路口的一座小白楼即是嘉兴起义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之一。

同年2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防部命令预干总队迁到嘉兴,并扩充为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训练团下设3个总队。贾亦斌兼任团长、第一总队队长。第一总队驻嘉兴,辖四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从南京迁来;第三、第四大队学员主要来自嘉兴、杭州两所青年中学。各大队均辖四个中队,每中队辖3个区队,每个区队下设3个班,每班16人,加上总队部的军事教育组、辅导组、总务组等单位,第一总队总计3000余人。其中总队部及第二、第三大队驻扎西大营,第一、第四大队驻扎东大营。第一总队不设政工人员,改为区队以上设辅导员,由学员选举产生。2月底,李正文在小白楼召集贾亦斌、段伯宇、刘农畯密商起义计划,决定于解放军渡江前夕在宁沪杭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预干总队嘉兴起义准备过程中的蛛丝马迹,引起国民党情报系统和当时在浙江奉化溪口的蒋家父子的注意,为此,国民党加强了对预干总队的监视和控制。特务江国栋专程到嘉兴,在学员中秘密调查贾亦斌的行动,并收集各种讨论会、辩论会材料。军统嘉兴站也接到命令:“贾言行偏激,应予慎防。”于是,预干总队驻地附近就多了几个“货摊”。各种密报不断传到溪口。3月初,蒋经国电话命令贾亦斌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贾亦斌立即找地下党汇报情况,请示行动。经过商议,地下党同意贾亦斌冒险赴溪口的想法,以减少蒋氏父子的怀疑,为起义创造有利条件。贾亦斌从上海乘轮船到宁波转往溪口。贾亦斌在回忆录《半生风雨录》有一段记述当时的情景:

我按时到了武岭学校,气氛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蒋介石已坐在戏场的第一排沙发上,他的长孙和孙女坐在他的两旁。我和蒋经国、方良被安排坐在第二排,我们身后坐的全是侍卫。在看戏中,我曾动念想学荆轲刺秦王那样,拔出手枪打死蒋介石再行自杀,以谢天下。继而想到上海临行时中共地下党领导同志告诉我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乃止。

试想,如果当时贾亦斌真的行动,那么历史又得改写。在溪口一个多星期,由于贾亦斌的沉着冷静,有惊无险,躲过一劫。3月11日,贾亦斌从溪口返回上海。次日,贾亦斌到上海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楼下餐厅与李正文、张文藻、段伯宇等汇报了溪口之行和起义准备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商议事项有4项,其中之一为保护贾亦斌家属安全,决定将贾夫人谭吟瑞及孩子贾晶晶(后改名为贾宁)从浙江中路211号的花园饭店迁往虹口临平路鸿福里17号秘密住下。已经回嘉兴的贾亦斌于3月15日再到上海,准备入住吴宫饭店,发现前门已有特务,就从后门出走,赶赴宝山路小白楼。在小白楼他们共同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路线。4月2日,李正文向贾亦斌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决定贾亦斌所率领的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长江。4月3日凌晨,贾亦斌偕同副官孙效武秘密回到嘉兴,在北门钮家滩一家可靠又便于隐蔽的老百姓家中住下,着手组织力量、分头准备。4月5日,李正文赶到嘉兴,在车站附近一家药店前面与贾亦斌会面,后又到南湖登上游艇听取贾亦斌的汇报。李正文根据当时预干总队内出现泄密的情况和贾亦斌的建议,代表党组织同意了贾亦斌的行动计划。4月7日,贾亦斌当即回到西大营指挥所有部队迅速离开嘉兴,并指定值星中队长曹仲如率队为前卫,领先向天目山方向前进,自己带队断后,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爆发了!

贾亦斌他们从有起义想法到准备就绪前后4个多月,在此期间,贾亦斌与上海地下党频繁接触地点大多是在上海。除宝山路小白楼这个固定秘密联络点以外,另一个固定联络点是陕西北路128号,即今上海市民主党派大楼的位置,这一地点在贾亦斌《1949年嘉兴起义始末》以及其他相关文章中多次提及。根据1947年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显示,陕西北路128号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与陕西北路东北向的交会处,该处挂牌有2个机构、1个学院,分别是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和上海健身学院(见图)。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是蒋介石推行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宣传组织。1934年2月成立于南昌,后迁至南京,蒋介石任会长,宋美龄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陈立夫、康泽、邓文仪为总干事,他们在全国20个省和4个市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会,1000多个县设立了分会。当时的“新生活运动”强调讲卫生、有礼仪,提倡诚实、清洁、直率,提倡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提倡锻炼身体、增强体魄。于是,上海健身学院也设在此处。因为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与上海健身学院均与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有关联,因此在同一处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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