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以來，國家大量的書籍都被燒燬或者散落到各地，而當時宋朝又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致使宋朝對書籍的需求慢慢增加，於是宋朝統治者便想方設法收集全國的書籍，圖書進獻獎勵政策便油然而生。
宋朝的文官政策，對圖籍收藏的重視，獻書獎勵制度的制定，使當時的文化氛圍更為濃厚，文化教育事業發達。
一、朝代更換導致國家書籍空虛，統治者“重文輕武”的政策和文官制度的確立，又致使國家對圖書的需求增加，因此宋朝開始重視圖籍的整理收藏
五代十國的戰亂使大量圖籍文物在戰爭中被焚燬，宋朝建立後，開始實行收藏圖書的計劃。宋太祖就提出了“購募亡書”的政策。
此後宋朝的統治者延續了收藏圖書這一政策，圖書收藏量不斷增加。再加上宋朝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圖籍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書事業的發展達到頂峰。
趙匡胤建立宋朝後，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創辦了全國最高學府——太學，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國策。
宋代的文化發展空前繁榮，重文輕武的風氣達到極致，文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在理學、文學、史學、藝術等方面皆出現大量文人雅士，由此很多文人開始撰寫圖書。
宋朝的科舉制度面向整個社會的有才之人，讓出身卑微的人也有參加的機會，不以身份而是以才能來選擇。
這就使得社會各階層的人為了加官進爵，或是為了嶄露頭角，或是為了為國出力，必須要讀書學習通過科舉考試，少了許多貪汙腐敗的大臣。
宋代科舉制度的改進和發展，以及“以文治國”的政策，使得宋朝的文官制度得以確立，科舉選出大量文人來擔任官職，文官在朝廷中的地位不可小覷。
文官制度的確立大大推動了宋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由此也推動了圖籍的發展，統治者開始重視圖籍的收藏與圖籍的作用。
二、宋朝歷代統治者延續並發展細化圖書進獻獎勵政策，並設立崇文院和秘閣，管理數量激增的圖書
宋收集圖籍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五代十國時期宮中殘留的藏書，二是戰亂中散落於民間的圖籍。官府從民間收藏家手中購買圖籍，或鼓勵民眾獻抄錄的書籍。
但不乏有一些文人或是專門收藏珍貴圖籍的收藏家不願意將自己的寶貝獻出補充國家的圖書收藏，統治者為此制定了獻書獎勵的政策，廣開獻書之路。
宋太祖在位時尋求孤本，對獻書者的獎賞極高，下令只要又來獻書的人，無論獻書多少卷，只要經過學士院的考核，就會給予官職。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手握藏書孤本者前來獻書，一時間國家書庫圖籍數量激增。
宋太祖
宋太宗時期，由於國力強盛，以才能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使國家政治清明，制定了新的獻書賞賜標準，根據獻書的冊數來確定獎勵的程度。
三百卷以上並通過學士院考試者，給予官職；三百卷一下者，根據獻書的數量給予金錢等物質賞賜。
因為當時國家書庫中醫書較少，且醫書的作用至關重要，所以宋太宗非常重視醫書的收集，對進獻醫書者的獎勵尤為豐厚，獻醫書二百卷以上者就有機會被賜予官職。
往後的宋代統治者一直延續獻書獎勵這一政策，並且越來越完善、具體。宋徽宗時期，由於前期統治者對圖籍收藏的重視，書庫內的藏書多達60000卷。
宋徽宗開始對獻書獎勵制度進行一些改變，例如更加重視醫學類、經濟類、政治類、農業類等高質量，對國家發展用處較大的這些圖籍的收藏，宋朝的圖書收集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北宋滅亡後，南宋建立，又是因為戰亂，北宋珍藏的許多書籍再次被銷燬或者流落民間。南宋高宗為了改變書庫書籍空虛的現狀，充盈國家的書庫，繼續下令進行獻書政策。南孝宗時期，藏書體系基本成熟。
宋代的刻書被稱為古代文化的瑰寶，無論是在圖書的收藏、校對、刻印都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水平。北宋初期時，由於剛經歷朝代的更換，國家百廢待興，經濟發展水平低，根本沒有設立一個專門的藏書館，所以只能沿襲五代的館閣舊制，設三館管理圖籍的收藏太宗即位時下令重建三館，新修“崇文院”，承擔起管理國家藏書的職能。
不僅如此，崇文院還在對圖書的校對整理，編撰等方面做出了貢獻。利用崇文院中的藏書來創造人才，注重書本的實用性價值，使其成為皇家文化部門，可見崇文院在宋代歷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藏書機構。
太宗還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閣，從三館中選出術數之書和先賢的字畫交由秘閣管理，秘閣是國家特殊的藏書之地，國家對其極其重視，只有皇帝可以自由出入秘閣閱覽書籍，其他人員必須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能進出秘閣，秘閣中的藏書曾創藏書的最高紀錄。
秘閣的建立標誌著皇家圖書與國家圖書有了分界線，與其他朝代的藏書制度區別明顯，這一創新的做法確立了以館閣為核心的北宋特色藏書制度。
三、圖籍收藏推動了出版事業的進步，國家書館內的藏書可以進行公開的借閱，書籍編撰時也可借鑑院內藏書，但是總體來看藏書利用率還是不高
政府會組織對圖書的精修編修，不定時對書館內藏書進行校對整理，書籍內容錯誤的可能性極小，確認無誤後官府才會將圖書進行出版。
當時科學技術較發達，雕版印刷術的出現更是為圖書的出版開啟了新的篇章，使圖書出版事業興旺發達起來。
宋代教育事業、文化發展與圖籍收藏、圖書出版相得益，共同推動對方的發展進步，貫徹宋代“重文輕武”“以文治國”的政策理念。
國家書館內的藏書可以進行公開的借閱，借閱對象主要是皇帝及其近臣，高級官員，或是特許在書館內讀書的考生。
皇帝可以通過借閱政治經濟類圖籍，瞭解如何去治理國家，發展國家的經濟，對國家政策制度進行有效的革新，鞏固自己的權利；大臣官員可以根據圖籍中有用的內容向皇帝提出改革的意見；讀書人和考生可以從圖籍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為國家科技、文化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宋代許多書籍的編纂都借鑑過崇文院內的藏書。例如宋太宗時期編纂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宋真宗時期的《冊府元龜》，以及沈括、歐陽修等文人在進行文化創作、科學史學研究時，也曾大量借鑑過院內的藏書。
沈省增，王克勤等有才氣青年士子被特許利用國家藏書。這培養了許多棟樑之才，為宋代文化的繁榮、科技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宋代的圖籍收藏制度的確對兩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影響頗深，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它的不足和消極之處。
宋代對藏書管理較嚴，嚴格控制書籍的流通和借閱，書籍的借閱情況必須登記在冊，封建管理制度讓普通百姓根本接觸不到這些書籍，書籍的利用率不高，並不能充分發揮書籍的作用。而且宋代過度的倡導“重文輕武”，導致國家的綜合實力薄弱，軍事水平力量大大下降。
雖然弱化了內亂的可能性，但是文人們大部分都是在紙上談兵，增加了外患的風險，最終兩宋都亡於外患。宋藏書制度是有一些弊端，但是這一制度尋回了很多珍藏孤本，傳承了中華文化，更為元明清藏書的發展甚至現代圖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借鑑，這些積極作用是不可被抹去的。
四、現代圖書事業可借鑑宋的藏書制度，要知道利用科技的發展來推動圖書事業的發展，而不是因科技的出現荒廢圖書
宋代的藏書制度在現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借鑑。如鼓勵大家多多閱讀書籍，瞭解前人留下的智慧，豐富自己的閱歷知識。
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再是管理森嚴的封建社會，只要不是對社會有危害的圖書都可以供所有人閱讀，圖書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再加上現在的科技十分發達，人們不再必需通過印刷書來閱讀，隨時隨地都可以在網絡上閱讀。這極大推動了書籍中文化的傳播，也使現代圖書事業的發展更加繁榮。
但科技的發達也並不全利於圖書事業的發展。試想，現在的我們有多久沒有去書店，沒有靜下心去好好閱讀一本書籍了呢？
魚離水則身枯，心離書則神，書籍是我們的精神食糧，“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正如高爾基所說，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書籍中彷彿有一種力量在召喚著我們，在書的海洋中探索前人的智慧，不也是一種十分愜意的事情嗎？史鐵生說：“我們叫做開始的往往就是結束，而宣告結束也就是著手開始。”宋代滅亡，藏書制度的消失，不表明圖書事業的發展結束。
恰恰相反，圖書事業經過一代代的洗禮，到了現代會更加受到重視並不斷髮展完善。我們不能因為科技的發展而減少圖書的閱讀，相反應該利用科技增加我們的閱讀量，這樣才能促進國家圖書事業的進步不要讓書籍成為科技發展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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