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对外贸易，既可以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物质欲，又可以扩大海外政治影响。因此，隋唐两朝都积极开拓海外贸易。
一、隋唐两朝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携带5000匹绸缎厚礼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吉打)，受到热情接待。赤土国王回赠金芙蓉冠、龙脑等物，并派王子那邪迦随同我国使者回访。
在这前后，还派遣使者前往百济(今朝鲜汉江流域一带)、日本、以及罽宾国(今克什米尔)、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史国(今鸟兹别克共和国南部)、波斯(今伊朗)等国，因而中亚、西亚、南亚的30多个国家及东南亚的10多个国家，都遣使备礼前来中国访问。其中许多国家的使者、商人取海道来到广州，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到了唐朝，中国政府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商到广州贸易。因此，在今印度半岛的林邑(今越南东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越南南端)，在马来半岛的丹丹、盘盘、随和罗、赤土、哥罗、狼牙修、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堕婆登(在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婆利(今印尼加里曼丹)，以及南亚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西亚的波斯，还有北非地区，都和我国进行朝贡贸易，这就导致大量外国商人聚集在广州。
隋唐时期，中国对待外商十分友好。隋炀帝时，外商要求到洛阳丰都市易，政府特予优待。唐朝为了给外商提供方便，防止拖欠货款，做到自由买卖，唐高宗于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十六白下令：
“南海有诸国船，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需市物，委本道长史，船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
所以，外国商人对此很满意，认为“在商业交易上和债务上，中国人都讲公道。为了做到热情接待外商，保护外商的利益，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还下诏：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二、发展国内商业交通
发展国内商业交通，是隋唐两朝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所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措施。为了沟通海内外的联系，加快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隋唐两朝都大力发展和完善国内的水陆交通系统。
隋朝大运河的开辟，从主观上说，是为了解决国内南北漕运，但在客观上却扩大了广州经济腹地，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自大运河开通后，湘江进入长江，转入大运河，南可到余杭，北到涿郡(今北京通州);若由大运河转入黄河，则可直达洛阳、长安。各地货物也可由此运来广州，向海外出口。
唐朝武后时，崔融形容当时水上运输的盛况说：
“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自是“交、广、益、扬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随着南北水运航道的沟通相连，广州对外贸易也日渐繁荣。在唐朝时期，由于广州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如全遁水道，里程迂回曲折，费时误事。为了适应当时的外贸形势，加快商品流通，开辟大庾岭道已十分必要。
广州与内地交通，有五岭山脉横亘其间，因而唐中宗时(684年)，曾修筑大庾岭山路。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更大规模扩建大庾岭驿道，使原来“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险峻山路，变成可以“五车并行不悖的坦途”。大庾岭道的开通，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从此由广州进口的外国商品溯北江而上，通过大庾岭驿道，在赣江乘船入长江。这比通过东汉时开凿的骑田岭山路，在耒水乘船入湘江转往长江；或由西江经漓水通过灵渠转入湘江，再往长江，要便捷多了。
同时，唐朝政府很重视驿道交通，每隔30里设有1所驿站，以京都为中心通往各地大城市。这样使水道和驿道互相衔接，南北交通更加畅通无阻。大庾岭道的开辟，不只是方便了交通，也扩大了广州的经济腹地范围，港口辐射范围已达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仅以茶叶而论，以前的出口产地是广东和四川，由于大庾岭道的开辟，江西茶叶也由广州出口了。
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大庾岭道的开辟，使广州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由于广州较之交州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与北方特别是京都的联系更为方便；因此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世界著名港口。
三、货物的来源及对外贸易的规模
南朝时期，广州已有对外贸易活动。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外港扶胥逐渐兴盛起来。到了唐朝最盛时期，一年到达广州的海船40余艘。离开广州由扶胥启航的海舶，也频繁远航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此时广州扶胥与外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00多个。进出口货类比从前也有增加。出口货类中丝绸仍然是主要商品。
其货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的，一部分是朝廷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贡品。当时中国丝绸的生产基地，主要有四川、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丝绸质地优良，织工精巧，很受外国人欢迎。
隋唐出口丝绸数量相当大，隋炀帝派到赤土国的使臣，向其国王一次赠献绸缎5000匹；唐朝时，外国贡使到广州，朝廷每次回赐丝绸的数量都以百匹计算，有多达500匹以上。除了传统出口商品丝绸之外，还有瓷器、漆器、铜器、铁器、金银器、农具、工艺品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隋唐时期出口的商品中，瓷器是增加的新品种，从此以后，瓷器与丝绸一样驰名于世，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远销世界各地。
经考古发现，埃及的福斯他特遗址，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均发现大批唐代瓷片。可见瓷器在唐代出口量是很大的。因而日本学一者三上次男把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的航线称为“陶瓷之路”。
进口商品中，除了传统的高级奢侈品如象牙、犀角、珠宝、玳瑁、玉器外，新增加的商品达数十种之多。其中以香药最受欢迎，香药品种繁多主要有乳香、胡椒、龙脑香、郁金香、沉香、丁香、麝香、安息香、檀香、龙涎香、蔷薇水等。香料随着中国佛教盛行，进口量日渐增多。初时，香料用于敬神拜佛，以后在日常生活、医药和食用等方面都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
四、“朝贡”的实质
值得指出的是，隋唐两朝虽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但执行的主要是一种国家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其具体表现在“朝贡”贸易形式上。所谓“朝贡”，即是“朝觐贡献”，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将外商来中国贸易看成“朝贡”。虽然“朝贡”不是始于隋唐，但这两朝的“朝贡”贸易活动，在规模和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前朝。
每次外国人来“朝贡”，朝廷都要给予＂回赐”，实际上这是一种买卖形式，不过是由国家垄断罢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还表现在进出口的主要货类上，出口丝绸主要由国家“回赐”给外商“朝贡”的珍宝、香料、犀角、象牙，主要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隋唐两朝的“朝贡”贸易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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