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啟德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創系主任、中國科協-北京大學（聯合）科學文化研究院創始院長）
醫患之間有溫情
在醫者陪伴新冠患者注視夕陽的時刻
醫患之間有感動
在湖北人民夾道目送援鄂醫療隊的時刻
然而，醫患之間也時常
會發出不和諧的聲音
造成中國醫患矛盾衝突的原因有很多
站在醫者的角度
該如何認識和化解醫患矛盾？
我曾經是一名醫生，細想自己大約是從坐在醫學系課堂時起，心裡就萌生了詩話般的責任。那種責任恐怕是任何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們都難以相比的責任，因為我們今後將創造的是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奇蹟；而且，這份責任也是任何藝術家們美豔絕倫之作品所無法替代的昂貴，因為我們雕琢和修復的將是這個世界上最獨特的生命材質。
回想當年的同窗學友，一張張臉上幾乎都是那麼凝重的表情。因此，醫科學生們似乎更懂得“珍重”二字的份量——從珍重未來的事業到珍重眼下的苦讀；從珍重即將應對的每一個生靈到珍重自身的尊嚴。學校的那段時光應該說充滿著神聖的憧憬。
畢業後，我到了西北農村，在農村基層醫院一干就是11年。西北農村是艱苦的，醫療條件十分簡陋，但我還是獲得了實現醫生責任的機會。為了解除農民的疾苦，我成了“萬金油”大夫，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科，中醫西醫，什麼都幹；為了滿足患者的要求，我成了“全天候”大夫，一天24小時，隨叫隨到；為了提高診治水平，我成了“醫院建設者”，創造條件建立簡易病房、手術室與化驗室。
我的熱忱服務，換來了廣大農民的信任與愛戴。清晨起床，有時我會在窗臺上發現用手帕包裹的幾個白饃、幾個雞蛋，沒有留名，沒有留言。危重病人被搶救過來後，家人會齊刷刷地走到我的跟前，含著眼淚感謝共產黨派來的好醫生；病人搶救無效死亡，家屬照樣感謝我，還常常反過來安慰我：“不要難過，醫生看得了病，救不了命”。三十年過去了，至今還有我當時的病人來找到我，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每當那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感到醫生職業的神聖與高尚。
希波克拉底：“我要竭盡全力，採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與危害。”
翻開歷史，從希波克拉底到孫思邈，醫生從來是一個高貴的職業，崇尚醫學、尊重大夫是古今中外淵源不斷的民情民意。我所看到的中國的醫生，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甚至在十年動亂無章無序的年代，都始終保持著與患者和諧密切的關係，醫患之間往來不見塵沙，相處不聞雜音。
2003年的SARS和這幾個月的新冠疫情襲來時，我們的醫護們是用自己的血肉身軀擋在億萬民眾與病魔之間。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疫情的兇險，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做好了與親人訣別的準備。今天，隔著漸漸淡去的硝煙，我們不應該草率地切斷如此悲壯的記憶。
左：湖北人民送別援鄂醫療隊 右：醫者陪同新冠患者看夕陽
應該說，我們的醫務工作者歷來具有在大勢面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精神，有在艱難落後條件下忍辱負重、勇於獻身的品格，有在科學的路上堅韌頑強、兼容幷蓄的優良作風，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響亮的名稱——中國醫生！
今天，我們這支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隊伍，正面臨社會轉型時期的嚴峻挑戰，醫患關係出現緊張趨勢。
造成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很多，例如醫療資源配置不當，基層醫療力量薄弱，病人湧向大醫院，使大醫院醫務人員超負荷工作；例如患者的期望值過高，甚或錯誤地把醫患關係看作簡單的消費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例如公共醫療保險水平跟不上醫藥費用的急劇升高；例如處理醫療糾紛法制與處置辦法不完善，等等。但我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醫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對醫生“知識、情感、道德”合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能否認，醫療技術的快速發展或多或少伴隨著醫學終極目標的模糊。醫學的目的原本是解救於疾病苦難之中的人，但是由於片面地誇大技術的作用，甚至技術至上，結果是人的存在被抽空了，病人無形中僅僅成為疾病的載體。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羅伊·波特
《劍橋醫學史》的作者羅伊·波特說：“醫學有時似乎由主要對發展它的技術能力感興趣的精英領導，而他們很少考慮它的目的和價值，甚至個人的痛苦”。“醫生和‘消費者’一樣成為技術至善論者，他們被鎖定在渴望創造雄心勃勃‘能做，必須做’的幻想中”，而現代醫學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一個把自己看作科學家的醫生，而不可能培養出病人通常需要的，能關心人的醫生”，我同意波特先生的觀點，並深有同感。
醫者，必須拒絕冷漠。其實，更多的時候患者是渴望從醫生那裡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他們渴望聽到醫生耐心地解釋病情，他們在意醫生的一個動作，一句話，一個觸摸，一句提醒。這種時候如果我們的醫生輕慢了這些看似隨意的東西，就會對患者帶來傷害。職業的真諦往往就在這隨意之間。
事實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割斷的。沒有患者，就無從談到醫生的成就。所謂“大醫”都是始於心誠，而成於精湛。我的很多同道們說到此生最大的欣慰，認定皆因患者而生。看得出，倘若離開了患者真不知道事業於他們還有什麼意義？生命於他們又還有什麼意義？與此同時，我們廣大的人民群眾也正是因為有了那麼多盡職的醫生，才更多了安寧和平靜。
有人說，現今的中國境內，醫生在百姓的心目中正在失去應有的尊嚴和形象，民眾對於這樣一個人道的職業表現出相當低落的信心。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令人深感擔憂。如果患者對醫生心存障礙，缺乏信心，那麼在治療上很難獲得預期的效果。而如果醫生時時提心吊膽，迴避風險、放棄極限，那麼不知該有多少生死轉機因此喪失。
維護醫生的整體形象是維護群眾健康的前提。顯然，醫生的形象扭曲，既不利於從醫者人格的確立和技術的發展，同時更不利於廣大群眾的防病治病。
我們中國擁有一支特別能奉獻，特別能吃苦，醫療水平正在不斷提高的醫生隊伍。在他們身上體現著社會的良心，體現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特有的優良品質。他們的貢獻應該受到全社會的肯定和讚揚，他們的職業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支持。
當然我們的醫生們也正承受著社會轉型時期嚴峻的挑戰，肩負著比發達國家醫生更加艱鉅的社會責任。我們的醫生們不僅要努力提高醫術水平，更要不斷提高自己的人文素養，要認識到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病，而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醫學的初心：醫學是人類情感和人性的表達，目的在於維繫人類自身的價值和保護自身的生產能力。
我相信，只要我們的醫生們堅持這樣去做，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和各項制度的完善，我國的醫患關係是會越來越和諧的。
（本文為作者根據2005年為《我們的醫生》（作者袁源）所寫序的內容修改而成。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只是表述中國醫生的特質以及在改善醫患關係中可發揮的作用，並非對當前醫患關係的全面闡釋）
製版：張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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