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細細品味，兩者立論層次卻不同
《大學》和《中庸》是儒家的兩部重要經典，但細細品味，兩者立論的層次是不同的。《大學》是“誠之者”的君子之學，《中庸》是“誠者”的聖人之道。現代大儒段正元說：“大學只言誠意，中庸乃雲誠身，二者皆黃中之實學，一自始位言，一自終位說”。君子之學是“始條理者”的金聲，聖人之道是“終條理者”的玉振。《大學》是“二本”，《中庸》是“一本”。
《大學》說：“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大學》區分一個人，先立己而後立人。而《中庸》則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盡己之性的同時就在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成己與成物不二，“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大學》中的誠意是“擇善而固執之者”，區分一個內外本末，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的“誠身”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從容中道”，這樣的“誠”是“誠者自成也”，是“物之終始”，因為“合外內之道”，所以不分人我、內外和終始。
《大學》相傳為曾子所作。當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對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然而《中庸》卻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雖然“忠恕”違道不遠，但“忠恕”還不是孔子的一以貫之之道。如果《中庸》是子思所作，說明子思對曾子的這句話是有所保留的。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和《中庸》中都有慎獨，涵義也是不一樣的：“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接著前面的“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所以這裡的慎獨的“獨”就是朱子所說的“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裡的“獨”不是一個人獨處（指身體），也不是“獨知”（指意識），“獨”是與物無對，也是不將不迎的“無待”，如陽明子所說的“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或如莊子說的“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大學》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如果有所恐懼憂患，心就不得其正，而《中庸》則主張“戒慎恐懼”，“戒慎恐懼”是必須做的功夫，只有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才能達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的境界。《大學》的“恐懼憂患”是心誘於外物而發作的情緒，而《中庸》的“戒慎恐懼”後面是“不睹不聞”，沒有一個“戒慎恐懼”的對象，所以“戒慎恐懼”正如孟子的“必有事焉”的“集義”。
《大學》說“修身在正其心”，是要做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正如孔子聽韶樂，三月不知肉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
《大學》與《禮記·樂記》是一致的，要保持心的平靜，不要被視聽言動等感覺所擾動，是“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漸修法門。而《中庸》說，“子曰：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然鮮能知味也”。雖然“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中庸不離開吃飯睡覺，大道不離日用人倫，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是主張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以“喜怒哀樂之未發”來說“中”。《傳習錄》中有一段話可以作為印證：“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大學》由內聖到外王的功夫次序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區分了心、意、知、物，所以在功夫論上有嚴格的次序，所謂“欲…，先…”。《中庸》的“明善、誠身、順乎親、信乎朋友、獲乎上、民可得而治”，也是有功夫層次的。但《中庸》把“心、意、知、物”打成一片，“明明德”與“親民”合一，“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所以從“至誠以盡其性”，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是“能…，則能…”的格式。
在《大學》中是“物格而後知至”，然後再誠意、正心、修身。而《中庸》中“不誠無物”的“物”是“合外內之道也”，既成己，也成物，沒有區分心、意、知、物，格致誠正的內聖以及修齊治平的外王也全融為一體了，是“至誠無息”，功夫沒有絲毫間斷。
在《大學》中，“知止”而後能“定、靜、安”，而後能“慮”、能“得”，區分“以誠包心”和“以心包誠”兩個環節。《中庸》則直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既不是一個主體（心）向外發出一個“誠”的活動，如格物致知，也不是去誠自己的本心，如誠意、正心，而是“誠者自成”，心物一源、體用一源。所謂“物”是成己成物、心物一源的“獨”，誠是物之“始”，也是物之“終”，所以是“至誠無息”。“不誠無物”，正如孔子所說的“操則存，舍則亡”；因為既不是“以誠包心”，也不是“以心包誠”，“誠”沒有一個始點和終點，所以是“莫知其鄉”；所謂“至誠無息”，即是“出入無時”，其實就是沒有出入。《大學》則如《易傳》所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儒學落實到開物成務、化民成俗的實踐中去， 是實學，不是玄學，而“不誠無物”的“物”字恰恰體現了儒學的這一本質。《中庸》除了“中”“和”“誠”“獨”外，“物”字也須細細體會，它不同於《大學》中格物的“物”。周廉溪說，“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這也如《大學》一樣把心與物二分。《中庸》中的“物”是儒門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但是，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聖人之道是“待其人而後行”，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誠”就是人的“至德”，“物”就是至道的“凝”，表現為開物成務、化民成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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