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透徹地理解中國古哲人老子、孔子所稱謂的“德”，在其哲理概念上是指什麼？
也就是說，研究經典的學者先不要好“形而下”，在經典的“字、字義”或主觀在甲骨文的“字形、字義”中去解釋“德”、“中庸”。
中國哲學特有的概念範疇的理解，是要站在公元前6世紀當時的歷史背景，針對初創的古文字的多義性、含義的替代性及侷限性，去全面準確理解古哲人老子、孔子的哲理學說中所給出的“陰陽”、“精氣”、“精神”、“性”、“道”、“德”、“仁”、“有無”、“中庸”等哲理概念及範疇。
當下研究國學，尤其是針對國學典籍中的哲理思想還是認識不足，沒有處理好中國哲學與國學的關係，即將國學經典的核心哲理思想納進中國哲學，而不是讓中國哲學消融在國學之中。總之，國學要以哲學的概念範疇及其理論方式來做中國哲學，尤其是需要針對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的研究來提升起國學的哲學性。
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又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陰陽合德。
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上述，老子和孔子稱謂的“德”或道之“德”，是指“道之本的陰陽者”或宇宙世界“第一推動者”的陰陽行為原則，或者是宇宙萬物的陰陽行為原則，即宇宙萬物都遺傳有陰陽之性，以及都遺傳有“第一推動者”的行為原則及其規定性。而且，客觀的“陰陽行為原則”是“鬥爭之和諧”的行為原則，即“衝氣以為和”。並且，宇宙萬物內在的與外在的都存在陰陽行為原則，即“陰陽行為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注：孔子的“鬼神之為德”中的“鬼神”，是指“陰陽行為”。孔子稱謂的“鬼”、“神”在他的語境中有不同的語意，我們要正確去理解孔子思辨中的奧妙之真理，我們不能僅僅以“形而下”在“字”的現象之義中去解釋。如：孔子的“鬼神之為德”、“陰陽不測之謂神”、“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氣也者，神之盛也；魄者也，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無方而《易》無體”；以及“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因此說，老子和孔子稱謂的“德”或道之“德”，其概念範疇是第一層級或最高層級的概念範疇，其概念範疇具有普遍性、絕對性。“道之德”也就是人類倫理道德之上的“道德普遍行為原則”。而人道中通行俗稱的”倫理道德”、“倫理德性”是第二、三層級的概念範疇，其概念範疇具有針對性、相對性。
因此說，中國古哲人孔子稱謂的“中庸”，是指人實踐“道德”或“道德普遍原則”具體體現的行為原則。
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第二十九節）。
孔子說：中庸就是德，而且是最高的“中和之德”。
古哲人孔子通過“道之德”認識，在理論上解釋“中庸”，就是“人道”中人實踐“道德”具體體現的行為原則。也就是，人類實踐“道德普遍原則”具體體現的行為原則（不要在“字義”中解釋為狹義相對性的“不偏不倚”、“老好人”）。
那麼，儒家在實踐道德倫理學說中，又如何表達理論“中和”與實踐“中庸”之間的關係呢？這在《中庸》的第一章，我們讀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這個段落表明：“中”是人內在的情感狀態處在“陰陽原則”的定力，即人的仁性經過修身、涵養了“道之德”，稱之為“中”；也就是說，人的仁性涵養了道之德，這才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外在的行為是由內在的“道之德”的“中”所規定，稱之為“和”。所以，人內在的情感活動與外在的行為活動之間，如果是人內在的“中”與外在的“和”是相統一的行為活動，則人體現的行為，稱之為“中和”或“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這個段落表明：人的仁性經過修身、涵養了“道之德”的“中也者”，才是天下的人修行的最大本性；而天下的人外在的行為都是“和也者”，才算天下的人達到了和諧之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個段落表明：“中和”的行為原則，是天地命運的行為原則，是萬物生化繁育的行為原則。也就是宇宙本體的行為原則。
《中庸》第一章，充分地反映出儒家道德倫理學，針對“中”與“和”在理論上給出了明確的解釋：
一是，在理論上，說明了“中和”的行為原則，是天地命運的行為原則，是萬物生化繁育的行為原則。“中和”就是最高的行為原則，就是道之德之行，就是自然的目的。
二是，在實踐上，說明了“人道”中，人的仁性經過修身、涵養了“道之德”的“中也者”，才是天下的人修行的最大本性；而天下的人外在的行為都是“和也者”，才算天下的人達到了和諧之道。
三是，在實踐上，進一步說明了人內在的情感活動與外在的行為活動之間，如果是人內在的“中”與外在的“和”是相統一的行為活動，那麼，人體現的行為就是“中和”或“中庸”。
摘自《論中國哲學辯證思維》南京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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