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望我家窗外那座“聖山”
我的家住在臨汾城一座高高的樓房裡，朝南望去，遠處有一座雄偉、挺拔的山峰，在天高雲淡、霧霾循跡的日子裡，尤其是在東方發白，晨曦初現的時候，山峰的剪影分外鮮明。待到太陽西斜，大地一片金輝時，山間的物狀又依稀可見。它那蒼黛樸實、厚重深邃的樣子，讓你看了過目不忘。山峰兩側的峰巒走勢也對稱齊整，在陡降了一個高度以後向兩側緩緩舒展開去，反過來看，又像朝聖的信徒或是一波又一波奔湧的海浪，簇擁著傲然的主峰。山脈的走向，一側緩降東北，匯入太嶽丘陵山區，一側沉向西南，沒入汾河東岸。遠處看去，山的架構像極了一個隸書大寫的“人”字。山峰的海拔高1493米，在臨汾盆地邊緣山峰中僅次於霍山老爺頂，垂直高度近1000米，我住的樓房已經算很高了，相距近30公里，還是要抬頭仰望。在矚目凝視它的時候，我總有些激動，我看過無數的山峰，它算不上奇峰峻嶺、風景名勝，但給我的震撼和觸動總是很大，讓我心中升起無限的景仰和崇敬。這不僅因為它的山脈形勢猶如展開著的一幅美麗畫卷，更因為它深藏著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現在何以如此的密碼和故事。山的名字《山海經》記載就叫“崇山”，“崇”者山之宗也，形義高大巍峨，至高無上。民間因其形狀也直呼過“大尖山”。也許人們因為朦朧的記憶，知道山腳下有遠古帝王堯和舜的陵寢，又叫他“臥龍山”。隋唐時有人在它的頂峰修了一座20米的7級寶塔，之後就叫它“塔兒山”。
一、無與倫比的歷史文化之山
我大學的專業是歷史學，也許是專業薰陶的原故，加之有一批在歷史和考古學界學有所成的同學和朋友，看事情總有點兒“歷史觀”的味道。講歷史必須講考據，否則就是“胡說”，搞不好會貽笑大方。許多的人士已經注意到，建國以來國家考古單位在山西的幾個重大考古發現，都集中環繞在塔兒山脈的周圍，其中有6處已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這樣的密度在全國很是罕見。他業已揭示的課題都很宏大，比如：周口店“中國猿人”之後舊石器到新石器時期，中華大地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有幾何？現代人類在中國的發源地有哪裡？中國為什麼叫“中國”？“最早的中國”在哪裡？山西簡稱“晉”又叫“三晉”是怎麼回事？“晉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倒底有多大？孔子儒學稱頌的古代聖賢帝王——“堯舜”是否歷史傳說？“中國的24節氣”是怎麼來的？中國的“都城”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源頭芻形何在？古代的帝王為什麼自稱“天子”，又有“封禪祭天”的習慣？甚至包括漢字的最早發現和古代“禮樂制度”的起源，以及先秦時期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形態等等，在這一帶都能找到答案或者切入話題。前幾年有一位中科院的考古工作者來臨汾考察，對這一現象大發感慨：塔兒山真是一座神奇的山，他高大厚重的山脊，猶如一個框子的提手，框子裡面裝著的中國歷史文化是何等重大！現在的人們熱衷於挖掘本地的歷史文化資源，有些地方甚至做無根無據之演義，生搬硬套之拉扯，我們有這麼多已為考古實證了和史學大家認定了的成果，怎樣開發利用好他，服務於今天的社會發展，確是我常常凝視這座山峰產生莫名衝動的原因所在。
二、塔兒山一一我“鄉愁記憶”的標識
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塔兒山的日出是非常美的，它還是我的某種期盼和憧憬。我的村在塔兒山主峰正西近15公里處，屬於汾河的二級臺地。在“農業學大寨”和“文革”的歲月，農村少年常在地裡參加農業勞動，早飯不少時候是送飯到地頭。因為常常是天矇矇亮就出工，到“飯時”總是飢腸轆轆。那個年代農村人沒有手錶,鬧鐘也很稀罕，看“時候”多是抬頭看天上的日頭（家鄉對太陽的叫法）和月亮、星星，早晌“飯時”，一般是在日出東山兩杆高左右。我們看的這個東山就是塔兒山，正對的方向恰是塔兒山的主峰。我們常常在幹活的時候習慣性地向東張望，先是盼著日頭出山，再又盼著日頭冉冉升高。我們觀察到一年四季，日出的地點總在塔兒山主峰上的寶塔兒兩邊擺動，當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它那個樣子，特別是夏秋時節，在晨霧升騰的晉南原野上，山的蒼黛、塔兒的挺立、日頭的鮮紅，映襯著藍天下的朵朵雲彩，真是刻在心坎裡的一幅美麗圖畫。
1978年我上了山西大學，又是歷史系，“丁村考古”一節是重點課程，那時候，“丁村人”的發現在考古和史學界影響很大，我又來自“丁村遺址”所在的襄汾縣，一些同學調侃我叫“丁村人”。從地理位置上我清楚了丁村東依塔兒山，西旁汾河，在塔兒山西南方向的餘脈到汾河岸邊。
2008年到2011年，我在曲沃工作了三年多，曲沃是塔兒山南側的一個縣份，當時在考古界已經出了不少震動山西、影響全國的重大成果，而且也集中在塔兒山下。從這個方向用懷古探幽的心情仰望塔兒山，更加深刻地感到它文化底蘊的厚重。在曲沃工作的時候，我兩次從曲沃一側登上塔兒山峰，俯瞰它的全貌和山下的景象，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期間，我對晉國曆史和晉文化有了一些深入瞭解，主導啟動了曲沃“晉國博物館”的建設。
陶寺是塔兒山主峰腳下襄汾縣的一個鄉鎮所在地，我2011年回到市裡工作以後，“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經很豐碩了，在外界的影響很大，中科院、北京大學等國家級科研機構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組織了幾次在全國有影響的學術研討會，王巍、李伯謙、王震中、何駑等著名學者充分背定了“陶寺文化”的意義，特別是考古和史學界泰斗級人物蘇秉琦等老先生明確了“陶寺址”的價值，國務院新聞辦就有關成果專門開了發佈會。利用工作閒暇，我初略補了這一課，越學習瞭解，給我的震撼越大，從全國層面甚至是用世界的眼光看，“陶寺文化”穿越千古時空，放射出燦爛的光芒。深感它是先賢聖哲留給臨汾後人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三、“塔兒山”作為文化標識涉及的範圍
塔兒山作為一個文化標識,其地理概念當然不是指一座山,它包括二峰山，連帶環繞塔兒山的汾河、滏河，再廣闊一點涵蓋了塔兒山主峰到澮河、澇洰河之間的廣泛文化遺存，放大講還應包括浮山坮原地區，從歷史地理文化角度看，這一帶與塔兒山有緊密的聯繫（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我國北方異常洪水多發，陶寺遺址有洪災堆積，地勢高的浮山地區有地理優勢）。如此說來，這一範圍的文化遺存甚是豐富。我們這裡講的“塔兒山文化”，主要指它的突出亮點和核心區。塔兒山的核心區並不算大，分別是塔兒山西北側山腳下的陶寺、宋村、中梁一帶，南側從山前延伸到曲沃晉國博物館一帶，西南側包括塔兒山到汾河之間的丁村、沙女溝等片區。山脊的寬度也不算長，從曲沃一側步行到襄汾一側，大約一個小時時間。從空中俯瞰塔兒山和二峰山，猶如從太嶽山脈把頭頸伸向汾河岸邊汲水的一隻仙鶴，把臨汾盆地劃分成並不十分明顯的南北兩個部分。臨汾盆地是個地肥水美的地方，過去晉南地區31個縣（市區）設置的時候，形容哪個縣農業條件好，有一句諺語：金襄陵銀太平，數了曲沃數翼城。這幾個縣正好在塔兒山的三個側面。具體看，塔兒山各個側面的地理地貌區別還是明顯的，山邊的走向，山腳坡地的和緩程度，山前展開的範圍和鄰河涉水的狀況都有差別，他們都分別適應了不同時期文明進程的需要，也都誕生出了影響很大、時間又都較長的歷史文明。
四、“丁村文化”
一一“汾河是山西母親河”的最有力說明
“丁村文化”是塔兒山三個側面所代表的三個歷史文明時期中，時間最早、延續時間又最長的一個時期，從距今2萬多年到20萬年之間，從生產力水平講，也是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將要開始。“丁村遺址”所在的區域，在塔兒山的三個側面中距離河流里程最短，但也是地理地貌最完整的一個區域，有山前陡坡，有大面積的緩坡，有臨河的大片溼地。在古代氣候的作用下，當時的景象是森林、草地、河湖沼澤齊備，各種動植物、飛禽走獸皆有，甚至還有猛獁象、劍齒虎等巨型動物。但引起外界高度關注的還是人類文化遺存的發現，他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汾河是山西的母親河”。一是從1950年代到到1970年代再到前些年，考古工作者三次發現了古人類化石，並且發現有大量被命名為“丁村文化”的生產、生活工具。儘管在漫長的歲月裡，在這裡活動的人類決非同一批人群和他們的後裔，但如果把“丁村遺址”看作為人類活動的舞臺，不論人類的起源是本土說、外來說甚或是“非洲說”，近20萬年的時間，這裡都是古人類活動的重要場所。
這些人都是哪裡來的？又都去了哪裡？我們暫且不論，至少在“丁村人”的後期，即晚期智人階段，在這裡活動的人類是我們現代人的祖先，據考古研究，這一時期“丁村文化”出現了“革命性”突進。考古已經證明，這裡是全國重要的“現代型人類在中國的發源地之一”（中科院古人類所吳新智語）。二是“丁村人”後期人類社會形態已經進入了原始氏族社會。這些年“丁村考古”仍在不斷進展中，就對社會形態和生產關係的研究，依據郭沫若早期下的論斷：“丁村人”的社會組織已脫離了原始群居的亂婚，進入了血族群婚階段，氏族制度在這一時期逐漸萌芽了。也就是說在“丁村人”的晚期，社會形態至少已經進入了母系社會，而“母系社會”是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階段。三是“丁村文化”不僅限於丁村一帶，在汾河沿岸的廣泛區域都有存在，比如曲沃西溝遺址、侯馬南梁和霍州赤峪、下樂坪、張家堡遺址等等，還有太原古交、交城范家莊、靜樂鳳程山也發現了與丁村文化十分接近的石器，可以說在“丁村人”時期，丁村文化佔據了整個汾河流域，這是個規模很大的文化傳播過程，有學者認為“丁村文化”也可以叫做“汾河文化”。汾河是黃河的第二大支流，因其徑流大、流域面積廣，與外界聯繫暢通，加之流域內有許多非常適宜古代人類生產、生活的環境條件，在山西乃至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丁村文化”是考古工作者在汾河及其流域發現的古代人類有最早活動實證，規模也大，也很有影響的考古發現。“丁村人”正是在汾河流域繁衍生息，然後走向了全省甚至全國、全世界，“丁村遺址”確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汾河——從這一意義講，不愧是山西的母親河。
五、塔兒山南側的系列考古撥開了晉國曆史的迷霧，給“山西”的來歷正本清源
塔兒山的三個側面及其展開的地理地貌中，南側的區位最優越：坐北朝南，山麓邊線距離長，緩坡和平川面積大，良田沃土多，河湖陸界限分明。到了商代和周代，人類已徹底脫離了遠古的洪荒時代，進入了農耕文明，這裡的自然地理條件給在這裡生產生活的人群提供了既有廣闊腹地又可以向中原地區無限發展的可能。從近些年的考古成果看，這一帶的歷史文化遺存非常豐富，當然最耀眼的還是一系列晉國及前後時期文化遺址的發現。
晉國的始封地在哪裡？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寫《史記》已語焉不詳了，僅記：“河汾以東方百里”，我們上大學的時候，老師講晉國的都城在太原晉祠一帶，那時這是史學界的主流觀點。由此也導致介子推“休亡”的綿山在介休，“趙氏孤兒”的隱藏地在盂縣等謬誤。直到近幾十年來，曲沃“曲村——天馬遺址”的發現，侯馬晉國新田時期都城的發現，翼城霸國的發現才徹底顛覆了人們的認知，了結了這一千年公案。晉國時期青銅器的製作和使用已經很興盛了，出土的文物上有大量青銅銘文，也叫金文，“鐵證如山”地講明白了遺址的主人和若干歷史事件。在我國的歷史典籍中，晉國和三家分晉的韓趙魏，歷史文獻資料都很豐富，考古學與史學記載互相印證，不僅使人們對晉國的發端地和歷史脈絡統一了思想，也使人們對山西的行政區劃的來歷有了新的認識。他的貢獻不僅於此，長期以來，歷史不清的不僅是晉國曆史，這之前夏、商、周的許多歷史事件也不很清楚，曲沃一帶系列考古的發現也成為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參考。沉甸甸的考古成果放在那裡，塔兒山南側歷史的榮光再次照耀大地。站在這裡你能更真切地追溯晉囯的歷史，深刻體會到晉國150年霸業的輝煌，搞清周朝由西周變為東周與晉國的關係，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發生在晉囯的故事。知道“秦晉之好”、“唇亡齒寒”、“趙氏孤兒”等成語典故的來源。站在塔兒山你會有新的發現，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核心區正好在塔兒山側，山的三個側面中，一側屬魏國，一側屬韓國，另一側不遠處屬趙國。以晉國為座標，上溯歷史你可以搞明白“晉”是由“唐”改名而來，“唐”又是跨越了夏、商、週三個歷史時期的古國，影響很大，由於歷史的誤會，隋代在太原起兵的李淵誤以為那裡就是古唐國的地方，把李家建立的王朝叫做了“唐”。根據史書記載，改唐為晉的唐國，不僅與堯之“陶唐”有關，又是建立在夏代的廢墟之上，這又引得考古工作者探尋夏都遺址竟找出了“陶寺遺址”。晉國太厲害了，影響太深遠了，它的興衰分裂發生的一些事情與之後戰國的雄霸格局和秦國的一統天下息息相關，東漢之後曹氏和司馬氏建立的王朝又分別叫作了“魏”和“晉”，魏晉之後，又有一些王朝稱作了“趙”和“韓”。
六、“陶寺遺址”一一揭開了“中國”由來的神秘面紗，印證了“堯舜”不是傳說
在塔兒山的三個側面中，唯有西北側明顯可以看見塔兒山峰。它代表了塔兒山的高度，也彰顯了塔兒山歷史文化的厚重。塔兒山腳下，現已發現兩處國保級遺址，一處是陶寺北遺址，反映的是晉國時期和三家分晉初期韓國的文化，另一處就是我們要重點講的陶寺遺址，他是把塔兒山神聖化的根由所在。陶寺遺址的位置，用現代人見慣了一馬平川的眼光看，似顯得有些侷促，但從4000多年前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和古代邦國建設的“要件”看，應該是很好的選擇，否則它作為當時的“都城”不會綿延了四百多年。另一方面，“都城”建設在這樣的位置，也影響和塑造了當時人們的“世界觀”。這裡的地理特徵有這樣幾方面：一個是背山面水，中間有可以發展的廣闊緩坡和臺地。這個“水”就是連通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汾河谷地長時期以來是華北地區南北交往的重要廊道。這裡的“山”不僅包括塔兒山、二峰山，還有太嶽山及其在洪荒時代地勢明顯高出的浮山坮原高地。總之，這裡有符合古代軍事政治安全和生產生活需要的環境條件。二是處於中華古代文明交匯融合的中心位置。放寬視野看，“陶寺遺址”紮根於臨汾盆地，緊鄰運城盆地，這一區域，不僅現在看是處於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在幾千年前也是處於中華文明“多種文化融合產生的文明火花”碰撞的中心。根據這些年的考古成果，依據考古大家蘇秉琦等學者的觀點，當時的中華文明已成“滿天星斗”之勢，且位置多在“陶寺遺址”的四周，如杭州的“良渚文化”，遼陽的“紅山文化”，榆林的“石峁文化”，四川盆地新石器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等等，“陶寺文化”兼收幷蓄，最後都在這裡“融合”在一起，“統一”了起來，形成了“中國”的肇始地、“夏商周”三朝始祖的“創業”起步地（依據傳說記載），成為“中華文明主根系”和發展的主脈。三是高聳神奇的山峰“形勢”，深刻塑造和影響了中華傳統文化。“太陽”、“天”和“天下”的概念以及把帝王比作“天子”的思想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如果你驅車或者徒步由汾河岸邊行進到“陶寺遺址”，第一觀感往往是塔兒山，仰望塔兒山峰，關注到的又是天空的色彩，這或許也是古人的感覺。古觀象臺正對的方向就是塔兒山峰，考古工作者已經證實，觀象臺不僅有觀察節氣的功能，還有“郊天祭日”的宗教禮儀功能，這一功能可能延伸到山的頂端，促使堯王到塔兒山頂“封禪祭天”。堯王登高望遠，俯瞰大地，可能啟發“天下觀”的形成。“郊天祭日”可以講是中國最早的“天壇”設置，塔兒山脈也許是泰山的參照物。帝王在這樣的地方與上天最接近，自身被賦予了一種神秘力量，替天行道，又稱為“天子”。陶寺遺址出土的文物證明，太陽已成為當時人們的崇拜“圖騰”，大地萬物的主宰是太陽，陶寺一帶鄉民今至稱太陽為“堯王”的偕音“亞窩”，這也許是“陶寺文化”時期最高統治者稱為“堯”或者“王”的因由，這一文化傳播開去，於是在全國多地出現了以“堯”的稱謂命名的地名。
這些年來，考古和歷史學者對陶寺遺址文化進行了不斷的挖掘和系統的研究，成果很是豐碩，歸其類別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遺址和文物的發掘研究。遺址類比如都城遺址，包括郭城——宮城的雙城制，王族墓地，觀象臺（兼有祭天的宗教功能），作坊區，倉儲區；下屬地方中心遺址，包括縣底遺址群，南柴遺址群，周莊遺址；祭祀地祀的“澤中之方丘”（兼有類似地壇的功能）；城牆、水井等建築生活遺址等。文物類有影響的如：扁壺朱書文字的最早發現，龍盤和龍形玉璜，代表王權的圭尺玉琮，鼓和石磬、銅鈴及各種禮樂器組合，反映農牧業和經濟發展的粟黍稻、豬牛羊和冶金、建材、建築技術等等。二是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歷史研究。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很豐富，關於堯舜的記載又是較早也非常重要的一段，孔子作《春秋》就是從“堯”開始，但由於長期以來考古資料很是缺乏，歷史“疑古派”把堯舜視為傳說，甚至把禹說成一條蟲子，而且成為史學界很有影響的觀點，“陶寺遺址”的發現可謂考古和歷史學界的驚雷，人們把考古和文獻資料互為佐證，明確了許多問題，學術成果甚是輝煌，擇其要者有這樣幾點：一是堯舜不是傳說，是信史，“堯都”就在平陽，就是陶寺。二是“堯都平陽”時期，中國的歷史具備了學者認定的文明史開啟的如生產力水平、聚落條件和文化發展等諸多要素，中華文明不是始於有“甲骨文”的商代，而要上朔到“陶寺文化”時期，至今已4300年了。三是“陶寺遺址”不僅反映的是一種文化形態，也是國家政權形態。“陶寺遺址”時期“堯”治理下的古代國家叫“中國”，是截止目前可以考證確定的最早“中國”。四是“中國”一詞，從最初既定的國家地理名稱，同時也包涵著特定的政治和文化概念，經過長期演變，成為人們社會共識的地理國家概念。“中國”這一概念，幾千年來出現了“國號”與人們社會心理認同的“中囯”的國家地理概念相分離，比如清朝時期，國號叫“大清國”，但在國人的心理上又叫“中國”，幾千年來“中國”成了在這一區域建立的國家的“小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中囯的“國號”才直接使用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字義直接明示出來，又一次實現了與“堯舜”時期一樣，“中國”的政權國號與人們心理認同的國家地理概念相統一。
“陶寺遺址”可以豎起兩面歷史文化大旗，一是“最早中國”，另一個就是“堯文化”。“堯文化”內涵甚是豐富。僅僅從多種文獻記載和學者的研究成果看，就有“堯舜禪讓”、“劃定九州”、“觀象授時”、“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以及設立誹謗木（華表），發明圍棋等等，“堯文化”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中華文明開啟初期，以“道德禮儀、文明秩序、和諧包容”為主要內容的治國理政的壯美畫卷。
七、環繞塔兒山的歷史文化，
不斷奏唱著一曲曲雄壯迷人的“聖山”交響樂
塔兒山的三個側面展現出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從來不是局部表現，而是相輔相成，緊密聯繫的。其影響力因時代不同，三個側面的地理區域分別充當了主角和配角，反映出一種以塔兒山為中心的整體存在。丁村人時代，丁村靠汾河一帶扮演著“城市陽臺”和“客廳”的角色，陶寺一側和太嶽山區是古人釆集果實和獵取飛禽走獸的腹地，也是古人避免大水襲擾的縱深，近年來的丁村考古發掘正在由汾河岸邊向塔兒山裡側推進，其研究成果支持著這一認識。曲沃一側又或是丁村人的生活和工匠作坊區，距丁村不遠的曲沃西溝遺址可能擔負著這樣的職責。到了陶寺文化時期，已有考古證明，丁村遺址群中的“曲舌頭”是個“古碼頭”，連通著汾河和陶寺都城區，丁村是交通運輸的重要通道。丁村遺址群中的大崮堆山遺址發現有陶寺文化時期的新石器遺存。曲沃一側，考古已發現多處文化遺址，曲沃南柴遺址面積達110萬平方米，“很可能是陶寺邦囯都城派出的下屬地方中心遺址”（何駑語）。曲沃周莊是個驛站遺址，表明在這一時期，陶寺都城與南部中原地區的聯繫已非常緊密了。到了晉國時期，我們已清楚了陶寺村北有個同屬於這一時期和“三家分晉”初期韓國的遺址，是個“國保”級單位。據陶寺不遠處考古工作者正發掘一處疑似古唐國遺址。丁村一帶，包括汾河到塔兒山之間，很可能是晉國時期南北陸路和水路的重要節點通道，當時的商貿活動已很頻繁，丁村一帶可能由此成為商業“重鎮”。
塔兒山的三個側面分別看，都有影響重大的歷史文化題材，仔細分析，相互之間不僅有橫向的交往，也有縱向的聯繫。把他們串通組合起來，會是在山西和全國很有影響的歷史文化景區或是研學地。因他們都集中在塔兒山周圍，可以叫做“塔兒山中國歷史文化展示園”，搞好了也會帶動本文沒有談到的其他歷史文化景點，比如堯之前黃帝時期的橋山，堯文化中的堯陵、堯廟、仙洞溝和晉之前的古唐國和晉之後包括丁村民俗在內的諸多歷史文化，會成為一個綱舉目張的項目。
八、永遠記住，
塔兒山賦予後人的不只是金、銀、銅、鐵.......
塔兒山的歷史文化如此豐富、博大精深，是個孕育文明、創造歷史文化的地方。在全國幾乎沒有幾座山峰周邊你能看到這麼多歷史如此厚重的遺址，聽到這麼多豐富多彩、激動人心的故事，把這些遺址和故事以直觀、生動、形象的形式介紹到全國、全世界，變成公眾周知的知識，變成招商引資的媒介，是何等的感人，何等的震撼，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力！這是無論化費多少人力物力也不會有的效果。然而，長期以來，許多的人不是這樣看待塔兒山，而是把它看成一個普通的山，看成一座有金、有銀、有銅、有鐵、有石材、有山珍，能給人直接帶來財富的山，看成各個側面歷史文化互不關聯的山，很少系統完整全面關注他的歷史，他的文化，他的故事，塔兒山失去了靈魂，失去了生機，失去了在歷史的漫漫歲月人們視其為“崇山”的神望，這是文化沙漠的悲劇，是歷史傳承的悲哀。
好在現在的人們已經覺醒了過來，好在考古和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一個又一個沉甸甸地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們又恰逢國家邁入小康社會，歷史文化得到弘揚和倡導。我們仰望“聖山”，一聲高喊，保護好他、開發好他、利用好他，他將給現代的人們帶來美好生活的希望！一聲急呼，研究好他、傳承好他、演繹好他，它將給臨汾的歷史文化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楊治平）
（作者單位：臨汾市人大常委會一級巡視員、市總工會主席。）
該文定稿於2020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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