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我家窗外那座“圣山”
我的家住在临汾城一座高高的楼房里，朝南望去，远处有一座雄伟、挺拔的山峰，在天高云淡、雾霾循迹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东方发白，晨曦初现的时候，山峰的剪影分外鲜明。待到太阳西斜，大地一片金辉时，山间的物状又依稀可见。它那苍黛朴实、厚重深邃的样子，让你看了过目不忘。山峰两侧的峰峦走势也对称齐整，在陡降了一个高度以后向两侧缓缓舒展开去，反过来看，又像朝圣的信徒或是一波又一波奔涌的海浪，簇拥着傲然的主峰。山脉的走向，一侧缓降东北，汇入太岳丘陵山区，一侧沉向西南，没入汾河东岸。远处看去，山的架构像极了一个隶书大写的“人”字。山峰的海拔高1493米，在临汾盆地边缘山峰中仅次于霍山老爷顶，垂直高度近1000米，我住的楼房已经算很高了，相距近30公里，还是要抬头仰望。在瞩目凝视它的时候，我总有些激动，我看过无数的山峰，它算不上奇峰峻岭、风景名胜，但给我的震撼和触动总是很大，让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景仰和崇敬。这不仅因为它的山脉形势犹如展开着的一幅美丽画卷，更因为它深藏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现在何以如此的密码和故事。山的名字《山海经》记载就叫“崇山”，“崇”者山之宗也，形义高大巍峨，至高无上。民间因其形状也直呼过“大尖山”。也许人们因为朦胧的记忆，知道山脚下有远古帝王尧和舜的陵寝，又叫他“卧龙山”。隋唐时有人在它的顶峰修了一座20米的7级宝塔，之后就叫它“塔儿山”。
一、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之山
我大学的专业是历史学，也许是专业熏陶的原故，加之有一批在历史和考古学界学有所成的同学和朋友，看事情总有点儿“历史观”的味道。讲历史必须讲考据，否则就是“胡说”，搞不好会贻笑大方。许多的人士已经注意到，建国以来国家考古单位在山西的几个重大考古发现，都集中环绕在塔儿山脉的周围，其中有6处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密度在全国很是罕见。他业已揭示的课题都很宏大，比如：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几何？现代人类在中国的发源地有哪里？中国为什么叫“中国”？“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山西简称“晋”又叫“三晋”是怎么回事？“晋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倒底有多大？孔子儒学称颂的古代圣贤帝王——“尧舜”是否历史传说？“中国的24节气”是怎么来的？中国的“都城”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源头刍形何在？古代的帝王为什么自称“天子”，又有“封禅祭天”的习惯？甚至包括汉字的最早发现和古代“礼乐制度”的起源，以及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形态等等，在这一带都能找到答案或者切入话题。前几年有一位中科院的考古工作者来临汾考察，对这一现象大发感慨：塔儿山真是一座神奇的山，他高大厚重的山脊，犹如一个框子的提手，框子里面装着的中国历史文化是何等重大！现在的人们热衷于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做无根无据之演义，生搬硬套之拉扯，我们有这么多已为考古实证了和史学大家认定了的成果，怎样开发利用好他，服务于今天的社会发展，确是我常常凝视这座山峰产生莫名冲动的原因所在。
二、塔儿山一一我“乡愁记忆”的标识
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塔儿山的日出是非常美的，它还是我的某种期盼和憧憬。我的村在塔儿山主峰正西近15公里处，属于汾河的二级台地。在“农业学大寨”和“文革”的岁月，农村少年常在地里参加农业劳动，早饭不少时候是送饭到地头。因为常常是天蒙蒙亮就出工，到“饭时”总是饥肠辘辘。那个年代农村人没有手表,闹钟也很稀罕，看“时候”多是抬头看天上的日头（家乡对太阳的叫法）和月亮、星星，早晌“饭时”，一般是在日出东山两杆高左右。我们看的这个东山就是塔儿山，正对的方向恰是塔儿山的主峰。我们常常在干活的时候习惯性地向东张望，先是盼着日头出山，再又盼着日头冉冉升高。我们观察到一年四季，日出的地点总在塔儿山主峰上的宝塔儿两边摆动，当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它那个样子，特别是夏秋时节，在晨雾升腾的晋南原野上，山的苍黛、塔儿的挺立、日头的鲜红，映衬着蓝天下的朵朵云彩，真是刻在心坎里的一幅美丽图画。
1978年我上了山西大学，又是历史系，“丁村考古”一节是重点课程，那时候，“丁村人”的发现在考古和史学界影响很大，我又来自“丁村遗址”所在的襄汾县，一些同学调侃我叫“丁村人”。从地理位置上我清楚了丁村东依塔儿山，西旁汾河，在塔儿山西南方向的余脉到汾河岸边。
2008年到2011年，我在曲沃工作了三年多，曲沃是塔儿山南侧的一个县份，当时在考古界已经出了不少震动山西、影响全国的重大成果，而且也集中在塔儿山下。从这个方向用怀古探幽的心情仰望塔儿山，更加深刻地感到它文化底蕴的厚重。在曲沃工作的时候，我两次从曲沃一侧登上塔儿山峰，俯瞰它的全貌和山下的景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期间，我对晋国历史和晋文化有了一些深入了解，主导启动了曲沃“晋国博物馆”的建设。
陶寺是塔儿山主峰脚下襄汾县的一个乡镇所在地，我2011年回到市里工作以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硕了，在外界的影响很大，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了几次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王巍、李伯谦、王震中、何驽等著名学者充分背定了“陶寺文化”的意义，特别是考古和史学界泰斗级人物苏秉琦等老先生明确了“陶寺址”的价值，国务院新闻办就有关成果专门开了发布会。利用工作闲暇，我初略补了这一课，越学习了解，给我的震撼越大，从全国层面甚至是用世界的眼光看，“陶寺文化”穿越千古时空，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深感它是先贤圣哲留给临汾后人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三、“塔儿山”作为文化标识涉及的范围
塔儿山作为一个文化标识,其地理概念当然不是指一座山,它包括二峰山，连带环绕塔儿山的汾河、滏河，再广阔一点涵盖了塔儿山主峰到浍河、涝洰河之间的广泛文化遗存，放大讲还应包括浮山坮原地区，从历史地理文化角度看，这一带与塔儿山有紧密的联系（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距今4000年左右，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陶寺遗址有洪灾堆积，地势高的浮山地区有地理优势）。如此说来，这一范围的文化遗存甚是丰富。我们这里讲的“塔儿山文化”，主要指它的突出亮点和核心区。塔儿山的核心区并不算大，分别是塔儿山西北侧山脚下的陶寺、宋村、中梁一带，南侧从山前延伸到曲沃晋国博物馆一带，西南侧包括塔儿山到汾河之间的丁村、沙女沟等片区。山脊的宽度也不算长，从曲沃一侧步行到襄汾一侧，大约一个小时时间。从空中俯瞰塔儿山和二峰山，犹如从太岳山脉把头颈伸向汾河岸边汲水的一只仙鹤，把临汾盆地划分成并不十分明显的南北两个部分。临汾盆地是个地肥水美的地方，过去晋南地区31个县（市区）设置的时候，形容哪个县农业条件好，有一句谚语：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这几个县正好在塔儿山的三个侧面。具体看，塔儿山各个侧面的地理地貌区别还是明显的，山边的走向，山脚坡地的和缓程度，山前展开的范围和邻河涉水的状况都有差别，他们都分别适应了不同时期文明进程的需要，也都诞生出了影响很大、时间又都较长的历史文明。
四、“丁村文化”
一一“汾河是山西母亲河”的最有力说明
“丁村文化”是塔儿山三个侧面所代表的三个历史文明时期中，时间最早、延续时间又最长的一个时期，从距今2万多年到20万年之间，从生产力水平讲，也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将要开始。“丁村遗址”所在的区域，在塔儿山的三个侧面中距离河流里程最短，但也是地理地貌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有山前陡坡，有大面积的缓坡，有临河的大片湿地。在古代气候的作用下，当时的景象是森林、草地、河湖沼泽齐备，各种动植物、飞禽走兽皆有，甚至还有猛犸象、剑齿虎等巨型动物。但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还是人类文化遗存的发现，他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一是从1950年代到到1970年代再到前些年，考古工作者三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并且发现有大量被命名为“丁村文化”的生产、生活工具。尽管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这里活动的人类决非同一批人群和他们的后裔，但如果把“丁村遗址”看作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不论人类的起源是本土说、外来说甚或是“非洲说”，近20万年的时间，这里都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又都去了哪里？我们暂且不论，至少在“丁村人”的后期，即晚期智人阶段，在这里活动的人类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据考古研究，这一时期“丁村文化”出现了“革命性”突进。考古已经证明，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现代型人类在中国的发源地之一”（中科院古人类所吴新智语）。二是“丁村人”后期人类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这些年“丁村考古”仍在不断进展中，就对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研究，依据郭沫若早期下的论断：“丁村人”的社会组织已脱离了原始群居的乱婚，进入了血族群婚阶段，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萌芽了。也就是说在“丁村人”的晚期，社会形态至少已经进入了母系社会，而“母系社会”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三是“丁村文化”不仅限于丁村一带，在汾河沿岸的广泛区域都有存在，比如曲沃西沟遗址、侯马南梁和霍州赤峪、下乐坪、张家堡遗址等等，还有太原古交、交城范家庄、静乐凤程山也发现了与丁村文化十分接近的石器，可以说在“丁村人”时期，丁村文化占据了整个汾河流域，这是个规模很大的文化传播过程，有学者认为“丁村文化”也可以叫做“汾河文化”。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因其径流大、流域面积广，与外界联系畅通，加之流域内有许多非常适宜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条件，在山西乃至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丁村文化”是考古工作者在汾河及其流域发现的古代人类有最早活动实证，规模也大，也很有影响的考古发现。“丁村人”正是在汾河流域繁衍生息，然后走向了全省甚至全国、全世界，“丁村遗址”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汾河——从这一意义讲，不愧是山西的母亲河。
五、塔儿山南侧的系列考古拨开了晋国历史的迷雾，给“山西”的来历正本清源
塔儿山的三个侧面及其展开的地理地貌中，南侧的区位最优越：坐北朝南，山麓边线距离长，缓坡和平川面积大，良田沃土多，河湖陆界限分明。到了商代和周代，人类已彻底脱离了远古的洪荒时代，进入了农耕文明，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给在这里生产生活的人群提供了既有广阔腹地又可以向中原地区无限发展的可能。从近些年的考古成果看，这一带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当然最耀眼的还是一系列晋国及前后时期文化遗址的发现。
晋国的始封地在哪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写《史记》已语焉不详了，仅记：“河汾以东方百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讲晋国的都城在太原晋祠一带，那时这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由此也导致介子推“休亡”的绵山在介休，“赵氏孤儿”的隐藏地在盂县等谬误。直到近几十年来，曲沃“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侯马晋国新田时期都城的发现，翼城霸国的发现才彻底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了结了这一千年公案。晋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已经很兴盛了，出土的文物上有大量青铜铭文，也叫金文，“铁证如山”地讲明白了遗址的主人和若干历史事件。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晋国和三家分晋的韩赵魏，历史文献资料都很丰富，考古学与史学记载互相印证，不仅使人们对晋国的发端地和历史脉络统一了思想，也使人们对山西的行政区划的来历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贡献不仅于此，长期以来，历史不清的不仅是晋国历史，这之前夏、商、周的许多历史事件也不很清楚，曲沃一带系列考古的发现也成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参考。沉甸甸的考古成果放在那里，塔儿山南侧历史的荣光再次照耀大地。站在这里你能更真切地追溯晋囯的历史，深刻体会到晋国150年霸业的辉煌，搞清周朝由西周变为东周与晋国的关系，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发生在晋囯的故事。知道“秦晋之好”、“唇亡齿寒”、“赵氏孤儿”等成语典故的来源。站在塔儿山你会有新的发现，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核心区正好在塔儿山侧，山的三个侧面中，一侧属魏国，一侧属韩国，另一侧不远处属赵国。以晋国为坐标，上溯历史你可以搞明白“晋”是由“唐”改名而来，“唐”又是跨越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古国，影响很大，由于历史的误会，隋代在太原起兵的李渊误以为那里就是古唐国的地方，把李家建立的王朝叫做了“唐”。根据史书记载，改唐为晋的唐国，不仅与尧之“陶唐”有关，又是建立在夏代的废墟之上，这又引得考古工作者探寻夏都遗址竟找出了“陶寺遗址”。晋国太厉害了，影响太深远了，它的兴衰分裂发生的一些事情与之后战国的雄霸格局和秦国的一统天下息息相关，东汉之后曹氏和司马氏建立的王朝又分别叫作了“魏”和“晋”，魏晋之后，又有一些王朝称作了“赵”和“韩”。
六、“陶寺遗址”一一揭开了“中国”由来的神秘面纱，印证了“尧舜”不是传说
在塔儿山的三个侧面中，唯有西北侧明显可以看见塔儿山峰。它代表了塔儿山的高度，也彰显了塔儿山历史文化的厚重。塔儿山脚下，现已发现两处国保级遗址，一处是陶寺北遗址，反映的是晋国时期和三家分晋初期韩国的文化，另一处就是我们要重点讲的陶寺遗址，他是把塔儿山神圣化的根由所在。陶寺遗址的位置，用现代人见惯了一马平川的眼光看，似显得有些局促，但从4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和古代邦国建设的“要件”看，应该是很好的选择，否则它作为当时的“都城”不会绵延了四百多年。另一方面，“都城”建设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和塑造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这里的地理特征有这样几方面：一个是背山面水，中间有可以发展的广阔缓坡和台地。这个“水”就是连通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汾河谷地长时期以来是华北地区南北交往的重要廊道。这里的“山”不仅包括塔儿山、二峰山，还有太岳山及其在洪荒时代地势明显高出的浮山坮原高地。总之，这里有符合古代军事政治安全和生产生活需要的环境条件。二是处于中华古代文明交汇融合的中心位置。放宽视野看，“陶寺遗址”扎根于临汾盆地，紧邻运城盆地，这一区域，不仅现在看是处于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在几千年前也是处于中华文明“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碰撞的中心。根据这些年的考古成果，依据考古大家苏秉琦等学者的观点，当时的中华文明已成“满天星斗”之势，且位置多在“陶寺遗址”的四周，如杭州的“良渚文化”，辽阳的“红山文化”，榆林的“石峁文化”，四川盆地新石器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等等，“陶寺文化”兼收并蓄，最后都在这里“融合”在一起，“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国”的肇始地、“夏商周”三朝始祖的“创业”起步地（依据传说记载），成为“中华文明主根系”和发展的主脉。三是高耸神奇的山峰“形势”，深刻塑造和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太阳”、“天”和“天下”的概念以及把帝王比作“天子”的思想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如果你驱车或者徒步由汾河岸边行进到“陶寺遗址”，第一观感往往是塔儿山，仰望塔儿山峰，关注到的又是天空的色彩，这或许也是古人的感觉。古观象台正对的方向就是塔儿山峰，考古工作者已经证实，观象台不仅有观察节气的功能，还有“郊天祭日”的宗教礼仪功能，这一功能可能延伸到山的顶端，促使尧王到塔儿山顶“封禅祭天”。尧王登高望远，俯瞰大地，可能启发“天下观”的形成。“郊天祭日”可以讲是中国最早的“天坛”设置，塔儿山脉也许是泰山的参照物。帝王在这样的地方与上天最接近，自身被赋予了一种神秘力量，替天行道，又称为“天子”。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太阳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崇拜“图腾”，大地万物的主宰是太阳，陶寺一带乡民今至称太阳为“尧王”的偕音“亚窝”，这也许是“陶寺文化”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尧”或者“王”的因由，这一文化传播开去，于是在全国多地出现了以“尧”的称谓命名的地名。
这些年来，考古和历史学者对陶寺遗址文化进行了不断的挖掘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很是丰硕，归其类别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遗址和文物的发掘研究。遗址类比如都城遗址，包括郭城——宫城的双城制，王族墓地，观象台（兼有祭天的宗教功能），作坊区，仓储区；下属地方中心遗址，包括县底遗址群，南柴遗址群，周庄遗址；祭祀地祀的“泽中之方丘”（兼有类似地坛的功能）；城墙、水井等建筑生活遗址等。文物类有影响的如：扁壶朱书文字的最早发现，龙盘和龙形玉璜，代表王权的圭尺玉琮，鼓和石磬、铜铃及各种礼乐器组合，反映农牧业和经济发展的粟黍稻、猪牛羊和冶金、建材、建筑技术等等。二是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很丰富，关于尧舜的记载又是较早也非常重要的一段，孔子作《春秋》就是从“尧”开始，但由于长期以来考古资料很是缺乏，历史“疑古派”把尧舜视为传说，甚至把禹说成一条虫子，而且成为史学界很有影响的观点，“陶寺遗址”的发现可谓考古和历史学界的惊雷，人们把考古和文献资料互为佐证，明确了许多问题，学术成果甚是辉煌，择其要者有这样几点：一是尧舜不是传说，是信史，“尧都”就在平阳，就是陶寺。二是“尧都平阳”时期，中国的历史具备了学者认定的文明史开启的如生产力水平、聚落条件和文化发展等诸多要素，中华文明不是始于有“甲骨文”的商代，而要上朔到“陶寺文化”时期，至今已4300年了。三是“陶寺遗址”不仅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国家政权形态。“陶寺遗址”时期“尧”治理下的古代国家叫“中国”，是截止目前可以考证确定的最早“中国”。四是“中国”一词，从最初既定的国家地理名称，同时也包涵着特定的政治和文化概念，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人们社会共识的地理国家概念。“中国”这一概念，几千年来出现了“国号”与人们社会心理认同的“中囯”的国家地理概念相分离，比如清朝时期，国号叫“大清国”，但在国人的心理上又叫“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成了在这一区域建立的国家的“小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囯的“国号”才直接使用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字义直接明示出来，又一次实现了与“尧舜”时期一样，“中国”的政权国号与人们心理认同的国家地理概念相统一。
“陶寺遗址”可以竖起两面历史文化大旗，一是“最早中国”，另一个就是“尧文化”。“尧文化”内涵甚是丰富。仅仅从多种文献记载和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就有“尧舜禅让”、“划定九州”、“观象授时”、“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以及设立诽谤木（华表），发明围棋等等，“尧文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中华文明开启初期，以“道德礼仪、文明秩序、和谐包容”为主要内容的治国理政的壮美画卷。
七、环绕塔儿山的历史文化，
不断奏唱着一曲曲雄壮迷人的“圣山”交响乐
塔儿山的三个侧面展现出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从来不是局部表现，而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其影响力因时代不同，三个侧面的地理区域分别充当了主角和配角，反映出一种以塔儿山为中心的整体存在。丁村人时代，丁村靠汾河一带扮演着“城市阳台”和“客厅”的角色，陶寺一侧和太岳山区是古人釆集果实和猎取飞禽走兽的腹地，也是古人避免大水袭扰的纵深，近年来的丁村考古发掘正在由汾河岸边向塔儿山里侧推进，其研究成果支持着这一认识。曲沃一侧又或是丁村人的生活和工匠作坊区，距丁村不远的曲沃西沟遗址可能担负着这样的职责。到了陶寺文化时期，已有考古证明，丁村遗址群中的“曲舌头”是个“古码头”，连通着汾河和陶寺都城区，丁村是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丁村遗址群中的大崮堆山遗址发现有陶寺文化时期的新石器遗存。曲沃一侧，考古已发现多处文化遗址，曲沃南柴遗址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很可能是陶寺邦囯都城派出的下属地方中心遗址”（何驽语）。曲沃周庄是个驿站遗址，表明在这一时期，陶寺都城与南部中原地区的联系已非常紧密了。到了晋国时期，我们已清楚了陶寺村北有个同属于这一时期和“三家分晋”初期韩国的遗址，是个“国保”级单位。据陶寺不远处考古工作者正发掘一处疑似古唐国遗址。丁村一带，包括汾河到塔儿山之间，很可能是晋国时期南北陆路和水路的重要节点通道，当时的商贸活动已很频繁，丁村一带可能由此成为商业“重镇”。
塔儿山的三个侧面分别看，都有影响重大的历史文化题材，仔细分析，相互之间不仅有横向的交往，也有纵向的联系。把他们串通组合起来，会是在山西和全国很有影响的历史文化景区或是研学地。因他们都集中在塔儿山周围，可以叫做“塔儿山中国历史文化展示园”，搞好了也会带动本文没有谈到的其他历史文化景点，比如尧之前黄帝时期的桥山，尧文化中的尧陵、尧庙、仙洞沟和晋之前的古唐国和晋之后包括丁村民俗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会成为一个纲举目张的项目。
八、永远记住，
塔儿山赋予后人的不只是金、银、铜、铁.......
塔儿山的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博大精深，是个孕育文明、创造历史文化的地方。在全国几乎没有几座山峰周边你能看到这么多历史如此厚重的遗址，听到这么多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故事，把这些遗址和故事以直观、生动、形象的形式介绍到全国、全世界，变成公众周知的知识，变成招商引资的媒介，是何等的感人，何等的震撼，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是无论化费多少人力物力也不会有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许多的人不是这样看待塔儿山，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山，看成一座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有石材、有山珍，能给人直接带来财富的山，看成各个侧面历史文化互不关联的山，很少系统完整全面关注他的历史，他的文化，他的故事，塔儿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机，失去了在历史的漫漫岁月人们视其为“崇山”的神望，这是文化沙漠的悲剧，是历史传承的悲哀。
好在现在的人们已经觉醒了过来，好在考古和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一个又一个沉甸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又恰逢国家迈入小康社会，历史文化得到弘扬和倡导。我们仰望“圣山”，一声高喊，保护好他、开发好他、利用好他，他将给现代的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一声急呼，研究好他、传承好他、演绎好他，它将给临汾的历史文化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杨治平）
（作者单位：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市总工会主席。）
该文定稿于2020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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