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國的滅亡，是戰國末期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
趙國曆史有三說：其一，戰國開端說。視趙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為趙氏部族立國，到秦破邯鄲趙王遷被虜（公元前228年），歷經十二代十二任國君，歷時二百四十七年；其二，開端同上，以趙公子嘉之代國滅亡為趙國最後滅亡，歷時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晉說，以周王室正式承認魏趙韓三家諸侯為趙國開端（公元前403年），則其歷時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從歷史實際影響力著眼，第一說當為切實之論。
邯鄲陷落趙王被俘，強大的趙國事實上已經滅亡。
趙國滅亡，真正改變了戰國末期的天下格局。
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到趙國滅亡的近百年間，趙國始終都是山東六國的巍巍屏障。在與秦國對抗的歷史中，趙國獨對秦軍做長期奮爭。縱然在長平大戰一舉葬送精銳五十餘萬後，趙國依舊能從汪洋血泊中再度艱難站起並漸漸恢復元氣。此後形勢大變，山東五國懾於秦軍威勢，再也不敢以趙國為軸心發動具有真正實力攻擊性的合縱抗秦，反倒漸漸疏遠了趙國。趙國為了聯結抗秦陣線，多次以割地為條件與五國結盟，卻都是形聚而神散，終致幾次小合縱都是不堪秦軍一擊。當此之時，趙國依舊堅韌頑強地獨抗秦軍，即或是孝成王之後的趙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兩次大勝秦軍。應該說，趙國的器局眼光遠超山東五國，是山東戰國中唯一與秦國一樣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強大國。假若孝成王之後的兩代國君依舊如惠文王、孝成王時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頗歸趙，李牧龐煖不死而司馬尚不走，秦趙對抗結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則，歷史不可假設，趙國畢竟去了。
巍巍強趙呼啦啦崩塌，其間隱藏的種種奧秘令後人嗟嘆不已。
六國之亡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時代分水嶺。其間原因，歷代多有探討。西漢賈誼《過秦論》將六國滅亡及秦帝國滅亡之因，歸結為“攻守之勢異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宮賦》則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蘇洵的《六國論》又是另一說法：“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蘇洵兒子蘇轍的《六國論》，則將六國之亡歸於戰略失誤，認為六國為爭小利互相殘殺，致使秦國奪取韓魏佔據中原腹心，使六國沒有抗秦根基而滅亡。清人李楨的《六國論》，又將六國之亡歸結為不堅持蘇秦開創的合縱抗秦之道。更有諸多史家學者專論秦帝國滅亡之原因，連帶論及六國滅亡，大體皆是此類表層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為爍目者，莫過於詩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將六國滅亡根由歸結為六國自身、將秦帝國滅亡歸結為秦帝國自身的這種歷史方法論。這是內因論。內因是根本。儘管循著如此方法，歷代史論家依然沒有發掘到根本，然畢竟不失為精闢論斷之種種。攻守之勢也好，賄賂秦國也好，戰略失誤也好，不執合縱也好，畢竟都是實實在在的具體原因。
然則，內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晉趙魏韓之亡，是華美壯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潰形式彌散華夏的開始。歷史地看，這種崩潰具有使整個華夏文明融合於統一國度而再造再生的意義，具有壯烈的歷史美感。然則，從國家興亡的角度看去，三晉之亡則顯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說，三晉政治文明所賴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極大缺陷的。這種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變法不徹底，國家形式不具有激勵社會的強大力量。然則，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三晉乃至山東六國，都不能發生如秦國一般的徹底變法？都有著秦國所沒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隱藏在這裡的答案，才是六國滅亡的真正奧秘所在。
事實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國家，其文明框架的構成，其國家行為的特質，都取決於久遠的族性傳統，以及這種傳統所決定的認識能力。而族性傳統之形成，則取決於更為久遠的生存環境，及其在這種獨特環境中所經歷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這種經由生存環境與重大事件錘鍊的傳統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遺傳，使其生命形式將永遠沿著某種頗似神秘的軸心延續，縱是興亡沉浮，也不會脫離這一內在的神秘軌跡。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傳統決定著其所建立的國家的秉性。
趙人之族性傳統，勇而氣躁，烈而尚亂。
趙人族性根基與秦人同，歷史結局卻不同。這是又一個歷史奧秘。
秦趙族性之要害，是“尚亂”二字。何謂亂？《史記·趙世家》所記載的韓厥說屠岸賈做了最明確界定，韓厥雲：“妄誅謂之亂。”在古典政治中，這是對亂之於政治的最精闢解釋。也就是說，妄殺便是亂。何謂妄殺？其一不報國君而擅自殺戮政敵，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復仇。妄殺之風濫觴，在國家廟堂，是無可阻擋的兵變政變之風，動輒以密謀舉事殺戮政敵的方式，以求解脫政治困境，或為實現某種政治主張清除阻力。在庶民行為，則是私鬥成風，不經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會風習。此等部族構成的國家，往往是剛烈武勇而亂政叢生，呈現出極不穩定的社會格局，戲劇性變化頻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趙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戰國前期，也恰恰是這兩個邦國有著驚人的相似：廟堂多亂政殺戮，庶民則私鬥成風。然則，在歷史的發展中，秦部族卻因經歷了亙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種新的國風，從而在很長時期內成功地避免了與趙國如出一轍的亂政危局。這個重大事件，便是商鞅變法。歷史地看，商鞅變法對於秦國具有真正的再造意義——沒有商鞅這種鐵腕政治家的戰時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堅定果敢，便不能強力扭轉秦部族的烈亂秉性。事實上，秦國在秦獻公之前，其政變兵變之頻繁絲毫不亞於趙國，其庶民私鬥擅殺風習之濃烈更是遠超趙國而成天下之最。唯橫空出世的商鞅變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懾與激賞獎勵之下洗心革面，最終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結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後，秦部族又陷入亂政濫殺，最後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亂痼疾，這是後話，容在秦帝國滅亡之後探討。
趙國沒有經歷如此深徹的強力變法。
趙氏部族的烈亂秉性沒有經由嚴酷洗禮而發生質變。
是故，趙部族的亂政風習始終伴隨著趙國，以致最終直接導致其滅亡。
大略回顧趙部族的亂政歷史，可以使我們清晰地看到趙國滅亡的內因。
遠古之世，趙秦部族與大禹部族是華夏東方最大的兩個部族。趙秦部族能記住名字的最遠祖先是大業。這個大業，便是後來被視為決獄之聖的皋陶大業即皋陶，見沈長雲等《趙國史稿》之考證。。第二代族領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時代，趙秦部族與大禹部族結成軸心盟約，發動並完成了遠古治水的偉大事業。治水之後，大禹建立了夏王國。已經明確為大禹繼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兒子啟密謀處置，不知所終。由此，趙秦部族與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終夏之世，趙秦部族不參夏政，遊離於夏王國主流社會之外而獨立耕耘漁獵。夏末之世，商部族發動聯絡各部族滅夏，趙秦部族立即呼應，加入反夏大軍並在鳴條之戰中與商部族聯合滅夏。其後，趙秦部族便成為商王國的方國諸侯之一。在商王國時代，趙秦部族兩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飛廉、惡來父子為先後首領，成為商王國鎮守西陲的方國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隨著周武革命而滅商，趙秦部族的兩支力量分開了。鎮守西陲的一支因忠於商王國而疏遠周王國，遠避戎狄聚居的隴西地帶獨立耕牧，這便是後來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卻因相對臣服周王國，其首領造父成為周穆王的王車馭手據史家考證，王車馭手地位很高，等同於大臣，並非尋常匠技庶人。，後來因功封於趙城，於是演變為周室功臣的趙部族。
西周末期，秦趙兩部族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顛倒：秦部族應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奮戰殺敗戎狄平定鎬京之亂，成為東周的開國諸侯；趙部族卻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是蝸居晉地的尋常部族。
以上之趙氏歷史，可稱為先趙時期。
春秋（東周）中期，趙部族在晉國漸漸發展起來。及至趙衰、趙盾兩世，由於輔佐晉文公霸業極為得力，趙氏部族崛起為晉國的掌軍部族。從趙盾時期開始，趙氏部族成為晉國的權臣大部族之一，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晉國的權力主流。從此，趙氏部族開始了外爭內亂俱頻繁的血雨腥風的部族歷史。從趙盾到趙襄子立國，可稱為早趙時期。
內亂妄殺頻仍，大起大落，是早趙部族最顯著的特點。
早趙時期歷經趙盾、趙朔、趙武、趙成（景叔）、趙鞅（簡子）、趙毋恤（襄子）六代，大體一百餘年。這六代之中，發生的內亂妄殺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趙盾時期部族內爭，導致趙氏部族分裂，幾被政敵滅絕趙盾之世的內亂起因於讓嫡，終致被屠岸賈勢力大肆殺戮，故事紛繁，有興趣者可閱讀史料。。
其二，趙簡子廢嫡（太子伯魯），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趙毋恤（襄子）為繼承人。這是趙氏部族第一次廢嫡立庶之舉，為以後的廢嫡立庶之風開了先河。
其三，趙簡子妄殺邯鄲大夫午，導致自己孤立逃亡，開政治妄殺先例。
其四，趙襄子誘騙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領）飲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銅枓（斟水器具）擊殺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髮簪）自殺。”見《史記·趙世家》。這是典型的內亂妄殺。
顯然，早趙部族在處置部族內政方面沒有穩定法則，缺乏常態，妄殺事件迭起，導致其部族命運劇烈震盪大起大落。趙氏立國之後，這種內亂之風非但沒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發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趙襄子方死，其子趙浣（獻侯）立。趙襄子之弟趙桓子密謀兵變，驅逐趙浣，自立為趙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趙桓子死，趙部族將軍大臣再度兵變，亂兵殺死趙桓子兒子，復立趙浣，是為趙獻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趙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趙部族將軍舉事政變，廢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趙章，是為趙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趙武公之子趙朝發動兵變，被攻破，逃亡魏國。
其五，公元前374年，趙成侯元年，公子趙勝兵變爭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趙成侯死，公子趙紲發動兵變與太子趙語（趙肅侯）爭位；趙紲失敗，逃亡韓國。
其七，公元前299年，趙武靈王傳位王子趙何（此前廢黜原長子太子趙章，改立趙何為太子），退王位自稱主父；不忍趙章廢黜，復封趙章為安陽君。其後趙章發動兵變，與趙何爭位。權臣大將趙成支持趙何，擊殺趙章。
其八，趙成再度政變，包圍沙丘行宮三月餘，活活餓死趙武靈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趙國發生罕見的將帥互相攻殺事件：趙悼襄王命樂乘代廉頗為將攻燕，廉頗不服生怒，率軍攻擊樂乘，樂乘敗走，廉頗無以立足而逃亡魏國。這是戰國時代極其罕見的大將公然抗命事件，而趙國朝野卻視為尋常。幾年後趙國復召廉頗，即是明證。
其十，趙悼襄王晚期，廢黜原太子趙嘉，改立新後（倡女）之子趙遷為太子，種下最後大亂的根基。
其十一，趙遷即位，內亂迭起，郭開當道，誅殺李牧。
為國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變政變內亂，戰國絕無僅有也。
戰國大爭，每個國家都曾有過內爭事件，然則如趙國這般連綿不斷且每每發生在強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實在沒有第二家。歷史呈現的清晰脈絡是：趙國之亂政風習代有發作，始終不能抑制，且愈到後期愈加酷烈化密謀化，終於導致趙國轟然崩塌。趙國亂政痼疾是趙國滅亡的直接內因，其更為深層的內因則在於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於生存環境與其所經歷的重大事件。所謂生存環境，一則是自然地理環境，二則是社會人文環境。地理環境決定其與自然抗爭的生存方式，社會環境則決定其人際族群的相處方式。對趙國兩大根基環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深地透視這個強大國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視對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都對戰國時代的地域性格做了豐富的記載，做出了精當的概括，這便是將地理環境與民風民俗直接聯繫起來的種種分析。趙國之地，大體分為邯鄲地帶、中山地帶、太原地帶、上黨地帶、代郡地帶、雲中胡地等六大區域，其各地地理民風的大體記載是：
邯鄲地帶：處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鄰鄭、衛，近梁（大梁）、魯；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好氣任俠。
中山地帶：山地薄，人眾，民俗儇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白日以木椎殺人剽掠），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夜來則盜墓為奸巧生計）；女子則鼓鳴瑟（彈著樂器），跕屐（拖著木屐），遊媚富貴，入後宮，遍諸侯。
太原上黨地帶：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帶：地邊胡（與胡地相鄰），數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強直狠毒），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其民如兕羊，勁悍而不均。自晉時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趙武靈王益厲（激勵）之，其俗有趙風。
雲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趙齊衛楚之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
綜合言之，趙國腹地山塬交錯，除了汾水谷地與邯鄲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縱橫山地分割成小塊區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農耕業難以居主導地位；更兼北為胡地，狩獵畜牧遂成與農耕相雜甚或超過農耕的謀生主流。相比於趙國，其他五國均有大片富庶農耕之地：秦有關中蜀中兩大天府之國，魏韓有大河平原，齊有濱海半島平原，楚有江漢平原與吳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與遼東部分平原。當時天下，只有趙國沒有如此大面積的農耕基地。如此地理環境的民眾，在農耕時代自然難以像中原列國那樣以耕耘為主流生計。為此，所形成的社會人文環境（民風民俗）便有兩大特徵：
其一，仰機利而食。農耕無利而不願從事農耕，崇尚智巧與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獵、多任俠、輕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設形容，奔富貴，入後宮，遍諸侯”等等。也就是說，在趙國這樣一個沒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國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確定的，是動盪的。貧瘠多動盪。這是人類發展的普遍現象，即或在兩千多年後的今日，我們依然能在貧瘠國度與地區看到此種現象的重演。
其二，豪俠尚亂，慷慨悲歌。唯其生計多動盪，則生存競爭必激烈，唯其競爭激烈，豪傑任俠必多出，競爭手段必空前殘酷。所謂人民強直而狠毒（懻忮），所謂高氣勢而重義氣，所謂報仇過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處於自然節奏的古典社會，若無堅韌徹底的法治精神，則法治實現難度極大。其時，社會正義的實現與維持，必然需要以豪傑任俠之士的私行來補充。唯有如此社會需要，趙國才會出現民多豪俠的普遍風氣，其豪俠之士遠遠多於其他國度。豪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難以盡行於山野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又激發了整個社會的“尚亂”之風。尚亂者，崇尚私刑殺人也。對於政治而言，私刑殺人就是妄誅妄殺，就是連綿不斷的兵變政變。
《呂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則評判雲：“韓、荊（楚）、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謀事，顯然是太遠了啊！）”呂不韋曾久居趙國，如此評判趙國將帥貴人與士卒眾庶，當是很接近事實的論斷。
唯有如此社會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亂政頻仍。
中國古典思想史上的兩大驚人論斷，都是趙國思想家創立的。
慎到，首創了忠臣害國論。荀況，首創人性本惡論。
這是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
慎到者，趙國邯鄲人也。其主要活動雖在齊國稷下學宮與楚國、魯國，然其思想的形成發展不可能脫離趙國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勢治派姑且不說，其反對忠臣的理論在中國古典思想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慎到之《知忠》篇雲：“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慾忠者不絕世。比干子胥之忠，毀瘁君主於閣墨之中，遂染弱減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將治亂，在於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國；忠盈天下，害及其國！”
以當代觀念意譯慎到之《知忠》篇，是說：亂世亡國之臣中，不是沒有忠臣。而治國能臣，更不都是盡忠之臣。治國之能才，應當忠於職守，而不是忠於君主。亂世之庸人，則忠於君主，而不忠於職守。人世治亂，想做忠臣者不絕於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樣的赫赫忠臣，最終卻只能使君主毀滅於廟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亂世，卻能使謬誤成風。官員當忠於職守，而職守不能越過自己的職位。而忠臣自以為忠於君主而到處插手，反而將朝政搞亂。所以，夏桀不是沒有忠臣，其罪惡卻瀰漫天下。治國在於賢能，而不在於忠。所以，能才彰顯天下，國家受益；忠臣彰顯天下，國家受害！
慎到反對忠臣之論，其論斷之深刻精闢自不待言。我們要說的是，這一理論獨生於豪俠尚亂的趙國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趙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趙國政變迭生，廢立君主如家常便飯，當可得到更為深刻的說明。
荀況也是趙人。其《性惡》篇雲：“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荀子性惡論的提出，是為了論證法治產生的必然性，其偉大自不待言。中國只有在戰國之世，才能產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學說。我們要說的仍然是，此論獨生於趙國思想家，生於豪俠尚亂的社會土壤所誕生的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深刻反映了趙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惡的一面。唯其有尚惡之風，故趙國之亂政叢生有了又一註腳。
強大的趙國已經轟然崩塌於歷史潮流的激盪之中。
但是，這個英雄輩出的國家曾經爆發的燦爛光焰，將永久地照耀著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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