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贞是很普通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的拥有者一度被人当做日本间谍，文革期间受尽磨难。这位隐瞒身份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和让人动容的中国情结？
胜间靖子出生在大连的日本人居住区，上世纪40年代，胜间靖子在大连一个日本小学当老师，由于经常遭受继母的虐待，转而当兵。没多久日本兵撤离，那天早上，胜间靖子上车前发现病房里静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辈子难忘的惨像:那些重伤员，还有在战争中吓疯了的士兵们都被处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气”，一排排躺在那里。这一幕在她一生的信仰里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在二战后流落在东北，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王德成，跟随丈夫进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厂工作。替电影厂留用的日本技师们当翻译。那年是1947年。刘静贞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家，“我觉得日本像外国一样，我对中国更熟悉。”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于是隐瞒日本人身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刘静贞成为正式党员。
全国解放后，刘静贞到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和丈夫来到北京。她有两个孩子，人们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风风火火去上班。她这时已经成为电影技术工程师，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要是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日本女人会在中国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来了。一直向组织隐瞒自己是日本人的刘静贞心怀愧疚，可她的坦白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宽恕，她被视为“日本女间谍”，“里通外国”。丈夫王德成因此遭难，这个涉及3国血统的家庭一下堕入深渊。
有一天，从前对她厉声厉色的人突然和善起来。审查结束，她被批准回北京。她这时才知道，田中角荣来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恳请周总理照料在中国的日本人，周总理答应了。
刘静贞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55岁的时候，胜间靖子第一次回到日本，选择留了下来，然而生活很艰难。“我到日本以后，有两年没买过米，都是到面包房拣人家扔的面包。”她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供两个跟随她来日本的孩子读书。后来，刘静贞进入读卖国际商学专门学院，创办中文班。这时，她的故事在日本传开，有些公司想请她做翻译、搜集中国电影情报，薪水很高，每月四五十万日元，比当中文教师的8万日元高多了，但她谢绝了，一是舍不得她的那些学生，二是觉得不能做对中国有损害的事。后来，她开始做一件大事，为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这个工作使她先后接触了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协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等大批友好交流团。
有这个身份特殊的日本人——“中国离休老干部”当翻译，中日首脑会谈和民间往来多了几分亲切。
刘静贞一生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是在晚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组织日本学生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她不顾八旬高龄，每年数次来中国。她说，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关心她们。从1995年开始，她每年给希望工程捐款四五万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带中文班的第15级日本学生到中国实习，学生们发觉老师在捐助中国的穷学生，也行动起来，把自己的零用钱捐出，总共凑了几千元人民币。此后，给中国孩子捐款的行动从15级传到16级、17级，现在已经传到第24级了。这成了这个中文班的传统，每个学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学生的钱来之不易。“这些日本学生，每天早上两点起床打零工，靠这些钱生活、学习，挤出这点儿钱捐给中国的学生。”
刘静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劝她赶紧住院治疗，她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于是不顾亲友劝阻，匆匆跑到中国，亲手捐出了学生和她存下的11万元人民币，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部，“肠子都黑了”。
被送进手术室时，刘静贞哭了。她觉得她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人需要她帮助。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刘静贞对日本学生说：“为了中国孩子，为了你们，我也要活下去。”
有记者问刘静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是共产党给我力量。回日本后，我参加过一次日本创价学会的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为创价学会服务’，我对他们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大气，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刘静贞在“娘家”学到的这句话，影响了她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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