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定都天京后，身为天国领袖的洪秀全并未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而是迫不及待的自诩“天王万岁”，使其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更为致命的是，其号称“”左膀右臂”重要臣子的杨秀清及韦昌辉见洪的浮华生活，非但不思劝谏，反而争相效仿，使上下骄奢腐化之风甚嚣尘上，同时，二人还心存芥蒂，相互攻讧，为自相残杀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还是洪天王没有在定都天京后断然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就是对在京的各王侯加以制衡，反而放任东王杨秀清肆意妄为，一步步将天京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1856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天京逐步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东王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其骄傲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与韦，石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清江南大营被打破后，杨秀清更是逼迫洪秀全到东王府加封自己为“万岁”；无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和石达开回京对付杨秀清，韦昌辉立即率兵包围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及其部署2万余人，此举惊走石达开逃到安庆，韦昌辉的暴虐滥杀激起太平军将士的愤怒；石达开也要求惩办韦昌辉，洪秀全遂于11月初处死韦及以下200余人，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令其掌管政务，但对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的兄弟为王监视石，1857年6月， 石达开因此愤而出走，1863年5月，石率部陷入清军包围全部被剿灭，至此；由天京之变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
最关键的一点，天国定都后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须知满清尚有半壁江山，因而必须从根本上驱逐鞑虏，才能从政权层面彻底摧毁其封建的政体制度，使天国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诚然，即便有林凤祥，李开芳和赖文光的所谓“”北伐和西征”，但均属于孤悬一旅，劳师远行，所以并没有切实撼动清朝大统，具体情况是：1853年5月8日，太平军2万余人在林凤祥、李开芳统领下，由扬州北上，揭开了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北伐的序幕，这支部队转战安徽、河南，进军过程中，并没有留设任何物资补给站，以至于快速挺进后，其后方直接暴露给清军的锋芒，待渡过黄河后，围攻怀庆，威胁京津，但由于清政府巩固了北京城防，并引南运河之水淹没了太平军阵地，使之无法前行，加之冬季来临，1854年，北伐军被迫南撤；而西征呢，在1853年6月间，胡以晃和赖汉英等率部西征江西、安徽等地，赖部攻南昌遭到了清军反击，，三月不克被迫撤离，胡一以晃战泸州虽取得一定战果，但并未创造维持天国安定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似“行百里者半九十”；待清统治者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形势便急转直下，覆水难收了。综上所述，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之转折点---天京事变幕后推手：正是天国组织者自身政治军事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历史总会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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