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記者 徐夢溪 實習記者 楊曉峰）4月15日上午，由亞洲禮儀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外交官說事兒”協辦的“文化差異：疫情放大器下的危與機”線上研討會順利舉行。會議邀請到六位深耕外交禮賓、非洲、中東、歐洲、拉美、東亞等領域的前外交官，共同就中國對外援助遵循之“道”、變化中的中國“對外交往語言體系”、中國在後疫情時期的對外經貿文化往來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三個議題展開交流討論。
研討會由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亞洲禮儀文化研究中心首席顧問、中國科學院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呂本富主持，亞洲禮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靜雲出席並致辭。
外交部前禮賓司司長，中國前駐希臘、愛爾蘭大使羅林泉表示，思考上述問題需從四個方面入手：第一，全局觀，即疫情的範圍是國際性的，問題是全局性的，疫情已經蔓延到全球200多個國際和地區，因此要樹立全局觀；第二，破壞力，即此次疫情的破壞力，因為截至今天，全球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接近200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0萬例，因此疫情的破壞力不容忽視。第三，安全觀，即疫情對中國內外安全的影響。儘管疫情爆發在中國武漢，但是其根源有待探討，然而中國依然受到了來自世界的巨大影響。此外中國內部因為疫情，人民的生命、財產、經濟也經受了巨大的考驗。第四，國際人道主義，即中國應當把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理念，當做中國對外援助的前提。中國人看到有困難的，看到弱者，都是要幫助的，而且永遠都是這麼做的，這非常重要。現在我們對世界的貢獻更大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還都是有感恩之心的。談及外交語言，他表示，我們的外交語言進入到“有所作為”的時代了，對於一些原則問題我們不能再軟弱，以防攻擊變成事實。
察哈爾學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外交部前非洲司司長，中國駐馬裡、摩洛哥大使程濤表示，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過程當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始終展現著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與風範。中國堅持正確的義利觀，講情誼、講道義、有原則，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交政策的一面旗幟，也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中國在自身抗疫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企業等立體式、全面地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物資援助，還向多國派出了醫療隊，充分體現中國扶危濟困的高尚道德，而且我們始終堅持絕不趁火打劫。中國堅持“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在這次抗擊新冠疫情當中，我們的手首先伸向那些對我們特別友好的國家，這就是“禮尚往來”，就是“投桃報李”。此外，病毒無國界，沒有非洲抗疫的成功，就沒有全球抗疫的勝利，中國的省市、企業、社團都通過各種渠道援助非洲，我們還會加大援非的力度，因為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助力非洲國家抗擊疫情，我們義不容辭。
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前駐沙特阿拉伯大使、中國前駐埃及大使兼駐阿拉伯國家聯盟全權代表、中國中東問題特使 吳思科表示，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我們遭受了突如其來的衝擊。但是世界對我們給予了支持、同情和聲援，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朋友、好兄弟真正體現出來了，包括一些歐洲、西方的國家，也向我們表示了支持。同時，我們也聽到其他聲音，以及以鄰為壑、落井下石的做法，我們應當認識到這個世界不可能都是一種聲音，要有思想準備。中國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因此我們援助別人時，也帶有這樣的情懷。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對外交往方面，在國際上得到的讚揚和肯定的聲音還是主要的，但我們現在要有清醒的認識，友好的國家其實也有各種聲音。世界是多元的，我們不能因為某些聲音就影響我們對外交往合作，包括對於疫情嚴重的國家，對我們友好國家的支持，不能受影響，從長遠看，這是外交的基礎，我們應該更有定力。我們要冷靜、客觀地看待發展，紮紮實實地做好工作。
察哈爾學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前駐玻利維亞、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共和國大使張拓表示，疫情在拉美肆虐對中國構成了一些挑戰。未來美國有可能會對拉丁美洲的戰略地位重新評估、定位和佈局，對中國在拉美的存在加大遏制，這對中國發展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形成挑戰。此外，儘管中國“一帶一路”走進拉美的既有戰略不會改變，但是疫情過後會不會在時機、節奏、方式和優先方向做一些微調或新的評估，也是我們未來發展同拉丁美洲關係時需要考慮的。疫情後拉丁美洲會進入一個重塑的進程，這給我們留下很多的機會和空間，拉丁美洲各個國家都願意和需要同中國合作，也願意和需要與美國合作，拉美恢復經濟的迫切需求或許會為中國和美國在未來拉丁美洲某第三方合作提供機遇。
中國前駐芬蘭、菲律賓、捷克大使馬克卿表示，此次應對疫情中，競爭的一面比較突出。這與我們面臨的百年未有大變局，中國力量相對上升，而西方相對衰落的大背景有關，特別是中美關係發生了複雜的變化。這次疫情是人類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共同災難，以近乎慘烈的方式印證了人類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在應對中，一以貫之的一條主線就是，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呼籲各國要加強團結合作，共同應對疫情這一人類的共同敵人。同時我們也在自己階段性控制疫情之後，向其他遭受疫情國家伸出援手，發揮了負責任大國的作用。她認為，這次抗擊疫情中，歐洲國家在前期對我們表示同情並提供了寶貴的援助，體現了中歐之間“合作”和“夥伴”的主旋律。在對待中國支援歐洲國家抗擊疫情的問題上，是有一些來自一些政客和媒體的雜音，有的對中國的援助進行種種揣測，甚至抹黑。在百年未有大變局中，中歐雙方力量對比出現了此升彼降的變化，有些人感到焦慮，對中國這次得以控制住疫情，展現出明顯的體制和制度優勢感到擔憂，對中國反過來支援歐洲，一些人包括輿論不適應這種反差。而這些原因又和部分中國的援歐抗疫產品的質量問題或使用不當問題交織在一起，引發了一些炒作和不滿。這幾種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出現了中國的善意援助反遭非議的怪現象。但總體上看，中歐各層級之間保持了良好的溝通，開展了大量的合作，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和民眾對中國支援醫療物資和分享抗疫經驗表示感謝，這是主流。疫情也凸顯了中歐對彼此加強了解和理解的重要性。相信通過共同抗擊疫情，我們與歐洲國家會進一步深化了解，鞏固和加強友好關係。
中國前駐日本札幌、福岡、大阪總領事王泰平表示，中國抗擊疫情的做法很好，但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國家，我們可以與外國交流互鑑，但不能強加於人。祖國越強大越發展，越要謙虛謹慎。有關疫情管理應該納入危機管理的範疇，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的同時加強教育和引導中國人民的言論。我們要有大國的心態，提倡愛國主義，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粹主義，反對盲目排外情緒。通過這次抗擊疫情的鬥爭，讓民眾接受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洗禮，提高素質，樹立起中國人良好的國際形象。他指出，疫情已經演變成激烈的政治鬥爭，更加嚴峻的局面可能還在後面。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進行各種鬥爭的準備，包括話語權的鬥爭，經濟領域的鬥爭，分裂反分裂、顛覆反顛覆的鬥爭。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家，爭取中間的重要國家，建立國際統一戰線。除了國家元首層級的通話，我們要通過外交使領館做工作，還要調動我們所有的公共關係團體，要發揮他們的作用，大力開展國際間的交流和對話。
呂本富在總結時指出，在這次疫情抗擊的過程中，東南亞一直給予我們聲援和支持。在非洲，中非牢固的傳統友誼仍然發揮作用。在中東，儘管友誼的呼聲中有雜音，但我們還是有合作基礎。歐洲可能是一個既有機遇也有挑戰的地方。在拉美，疫情後我們可能會面臨一些挑戰。總之，疫情是個“放大器”，把原來不是特別大的矛盾變成了比較大的矛盾，同時也是個“照妖鏡”，看到了我們真正的朋友在哪裡，我們真正的挑戰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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