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原文节选】
显王七年（己未，前362）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狄翟遇秦，摈拆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秦孝公嬴渠梁，21岁即位，从其父亲秦献公嬴师隰手里接过一个基础薄弱的基业。
年纪轻轻嬴渠梁，不满于秦国的现状，立下宏图大志，发愤带领秦国走向强盛。
在位期间，秦孝公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奖励耕战，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建立县制行政；对外开拓国土，和亲楚国，交好韩国，联合齐国赵国攻打魏国。
在秦孝公努力下，秦国国力日强，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这是多么典型的逆袭故事！
那么，秦国的逆袭，除了嬴渠梁个人的贡献之外，当时的秦国还有哪些有利于其逆袭的条件呢？
王美开读到这一段后，感到秦国当时有利于逆袭的有利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
环境优势：容易达成共识、减少阻力
我想先问个问题：
秦孝公要想带领秦国实现逆袭，什么最难？
是定目标吗？
是找方案吗？
是找人才吗？
对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上面这三件事，虽然也比较难，但还算不上最难。
最难的，是举国上下消除分歧，形成共识。
当年楚国的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就受到楚国贵族的非难。
秦国的情况，与楚国也差不多，不同的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不一致。
在秦孝公起用商鞅进行变法时，也有不少贵族站出来反对。
但是，为何秦孝公没有费太大的劲就排除了这些人的阻挠了呢？
主要原因，是此时的秦国，领土越来越狭小，仅剩了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
落后就要挨打。
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群体再大的利益，在生死存亡面前都不可同日而语。
暂时放弃自己的小利益，服从国家的大利益，求强求变，成为每个群体的不二选择。
因此，当秦孝公下令，宣布自己想继承先辈遗志，重新让秦国强盛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成本优势：可以免费搭乘、少走弯路
一个国家要想求强求变，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
事实上，存在着多种途径达到国富民强的效果。
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一个国君，很难把每一个途径都实验一遍，再决定那一条路最安全有效。
万一不小心走错了路，就可能鸡飞蛋打，前功尽弃，甚至万劫不复。
秦孝公即位后，虽然有了明确的强亲目标，但是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但，时代却给了秦孝公以巨大的机会。
因为在秦孝公即位之前，其他各国已经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
在先行者的探索过程中，同时积蓄了很多的有识之士，在富国强兵方面形成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想法。
这方面，尤其以当时比较强大的魏国最为典型。
强大的魏国，在魏文侯的苦心经营下，聚集了大量的人才。
随后，由于魏国的人才输出，为秦国的强盛提供了人才支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
在魏国修炼成才的商鞅，因为难以获得魏国的重用，出走秦国。
这才有了后来的商鞅变法。
秦孝公的这一做法，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就是拿来主义。
而恰恰是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为秦孝公减少了走向富强道路上的曲折探索过程，大大节省了走向富强的成本。
竞争优势：方便制度创新、弯道超车
还是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一片空地上盖房子容易，还是在有旧房子的地方盖房子容易？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空地上盖房子容易。
对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一个制度相对比较少的国家进行变法，比在一个制度相对比较成熟的国家进行变法，肯定是要容易一些。
比如，同样是商鞅，在当时的魏国变法，肯定比到秦国变法要困难的多。
原因就是因为经过魏文侯的励精图治，很多制度相对比较成熟完善，改起来困难很大。
而在秦国，虽然也有一些旧制度，但相对来说则陈旧和脆弱的多，破除这些旧制度相对也容易的多。
同时，由于商鞅变法后实行的一套新制度，是在吸收、继承、总结其他国家制度经验教训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制度，客观上相当于是其他国家制度的升级版。
这样，秦国既采用了当时来说对于富国强兵最有效的新制度，又可以避免付出探索这套制度的代价，就使得赶超其他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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