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石有如下一段話：
（高臺危急時刻）黃超派人給董振堂傳達命令是“高臺是西進要道，決不難（能）丟失，丟下了殺你董振堂的頭。”而當時董振堂已經準備突圍向臨澤靠攏了。得令之後又繼續死守——這才真正是‘嚴令不準突圍’啊！如果要按山頭派系的路子去推演，導出“借刀殺人”的怪論來，是不是比中央借刀殺西路軍還是要靠譜更有依據一些？
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言亂語。
第一，你說黃超傳達“命令”，還用引號標出“命令”內容，“命令”原件在哪裡？你要拿出證據來！你沒有親眼見到“命令”，拿不出“命令”，就是沒有證據。當年西路軍內部的電訊稿件、信件因兵敗銷燬，“命令”不可能存在。你這裡的“命令”內容顯然是瞎編的。
第二，黃超絕對不會下這樣的命令。黃超為五軍政委，當時軍長、政委各帶一坨，同時，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和董振堂一起在高臺，楊克明雖為軍政治部主任，但他是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里五軍唯一的委員，職務比董振堂、黃超都高，威望也高。由於分工的原因，高臺的作戰不歸黃超管，又何須要黃超去下命令呢？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黃超也絕不會以這樣的口氣下命令。如果是傳達總部命令，更不會有如此“命令”內容。所以，編出這樣的“命令”來，表明雙石的無知。
筆者曾見到紅五軍參加高臺作戰的兩個老同志回憶，提到了黃超送信之事。但是，都與雙石之言有本質區別。
比如，時任西路軍第五軍騎兵團團長呂仁禮回憶說：
大約是1937年元月7日凌晨4點鐘，軍政委黃超派便衣通訊員給軍長送來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奉總部命令，高臺是打通國際路線的重要軍事要點，要軍長堅守高臺。軍長接信後，立即在軍部駐地天主教堂召開了營以上幹部會議，宣讀了來信，並命令大家堅守高臺，誓與高臺共存亡。當時軍長的思想是很沉重的，態度是堅決的，他本來極為嚴肅的面容變得更加嚴肅了。會後，我們各自向部隊做了最後一次動員，要求死守高臺，當時全體指戰員的口號是：“人在陣地在！與高臺共存亡！”（呂仁禮：《回憶高臺戰鬥》，《西路軍回憶錄卷》（上）第161頁）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段回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作為黃超送信一事來說，這裡也只能算間接證據，因為只有信件原件才是直接證據。
可是，就這一間接證據來說，只要我們與雙石之言略作比較，就能看出它們之間存在天壤之別，性質完全不同。
第一，呂回憶是送來“信”，雙石說是“傳達命令”；呂回憶的是信的大意，雙石所言是加上了引號表示為命令的原始內容文字，且十分具體，像其親眼所見一樣。
第二，送信（傳達命令）時間。呂的回憶十分清晰細緻：“元月7日凌晨4點鐘”；雙石之言沒有直接說出哪一天，但從文字裡一看便知是戰鬥的危急關頭。比較起來，呂回憶的時間是合理的，也與當時的西路軍整體行動吻合。西路軍進軍臨高地區之初，總部準備根據當前戰局，略作休整，補充糧食，繼續西進。可是元月5日，軍委來電命令“西路軍即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西路軍現在要按軍委命令改變原定部署。董振堂原已於元月1日率五軍一部進駐高臺，因身邊沒有電臺，遂由黃超接總部電後，受總部委託再給高臺的董振堂傳達軍委命令，送信人於元月7日凌晨4點鐘到達，筆者這個猜測，應該是合理的。軍委命令“在高臺、臨澤地區集結”，要集結，當然要固守，準備抗擊來敵。所以，接信後，董振堂和指戰員的反應、態度和表現，應該說還屬正常。
可是，雙石之言將“傳達命令”改在董振堂“準備突圍向臨澤靠攏”時刻，“得令之後又繼續死守”，那就性質完全變了。高臺作戰，馬敵於元月9日夜晚開始在高臺外圍集結，10日戰鬥開始。元月7日凌晨4點鐘高臺戰鬥還未開始。而如果是董振堂準備突圍時，那就標誌著已經很危急，高臺快守不住了。按照當時西路軍的作戰規定，城池和據點在堅守無望情況下，不能死打硬拼，應及時組織突圍，古浪作戰就是因為沒有及時突圍，吃了大虧，後來認為是嚴重教訓，軍長孫玉清被撤職，政委陳海松受處分，這些，黃超都知道。這種情況下，他怎麼可能會故意命令董振堂死守高臺呢？
第三，從來信大意與“傳達命令”內容比較看，呂回憶的大意雖然難說十分準確合理，但基本可以說得過去。可是，雙石的“命令”文字內容，不僅表現了發佈命令者語言粗魯至極，而且心腸僵硬歹毒。
至此，讀者諸君大概已經看清楚了雙石的手段和意圖了，他是企圖把高臺失利和董振堂等犧牲罪責栽贓到西路軍領導人的頭上。
雙石在篡改事實，誣指西路軍領導人不準五軍突圍，並“見死不救”後，繼續以高臺作戰董振堂犧牲和五軍損失一事推演出一串所謂“山頭派系”、“借刀殺人”的“邏輯”來，進一步汙衊和醜化西路軍。
雙石這裡扯出所謂“山頭派系”，那麼筆者要問，守高臺的五軍部隊屬哪個“山頭派系”？雙石扯出這個，既表明他的惡毒，又表明他的無知。
為了戳穿其讕言，這裡有必要對紅五軍高臺作戰部隊歷史作一點簡單介紹。事實上高臺參戰紅軍部隊，原本都是紅四方面軍老部隊，可以說，其中（除新兵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戰士都是原四方面軍的。五軍高臺參戰部隊為第39團、第45團，總部特務團（4個連）、騎兵團2個連及軍直數十人。這些部隊全都是原四方面軍部隊。1935年9月，紅五軍歸入四方面軍時，只有兩個團：第37團和第39團，每團數百人，加上軍部全軍近2000人。南下期間，五軍於大炮山一線防禦，為加強力量，總部調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第273團歸五軍指揮，後來這個1600餘人的第273團與五軍第39團對調，原31軍273團更為五軍第39團，而原五軍第39團更為三十一軍第273團（這個團抗戰時編入八路軍第386旅，後來大部入新四旅，解放戰爭時進入新疆，現在農六師；另一部兩個連現在成都軍區第13集團軍）。1936年1月，為了加強戰鬥力，總部決定紅五軍和紅三十三軍合併，保留紅五軍番號，撤銷三十三軍番號。合編後的五軍下轄兩個師：第13師和第15師，每師各轄兩個團，原五軍部隊編為第13師的第37團、第39團，原三十三軍部隊編為第15師的第43團、第45團。8月進入甘南後，擴入地方部隊，一度組編了第40團。10月下旬，五軍於西蘭大道華家嶺、會寧等地作戰損失巨大，副軍長羅南輝犧牲，之後整編中撤銷第40團，全軍仍為4個團。進入河西后，五軍仍轄4個團，其中只有第37團是原一方面軍部隊，但該團指戰員中原四方面軍幹部戰士也不在少數。西路軍進入臨高地區時，第37團佈置在臨澤，和黃超在一起，並未參加高臺戰鬥。可見，雙石所謂消滅“山頭派系”之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還必須指出，紅五軍是一支英雄部隊，作風優良，英勇頑強，兩個方面軍會合後，原兩個方面軍的幹部戰士並肩戰鬥，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四方面軍總部也很關心、重視和照顧五軍，一直將其作為寧都起義的光榮旗幟來維護，不斷為其補充兵員，在與三十三軍合併時，撤銷三十三軍番號，保留五軍番號，須知三十三軍也是有輝煌歷史的部隊，起家於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特別是在西路軍艱苦作戰期間，總部和兄弟部隊也對五軍關懷、照顧有加。五軍過河後，先在吳家川地區休整，基本沒有參加一條山地區戰鬥，接著向河西走廊進軍途中，部署為第三縱隊，隨第一縱隊第三十軍行動，後在三十軍一部和騎兵師開路佔領山丹後，五軍接替山丹城防務。向臨高地區進軍時，五軍走前衛，乘虛先後進取臨澤、高臺。高臺失陷，五軍董振堂和2000多指戰員英勇犧牲，有多種原因，但絕非什麼“見死不救”，什麼“借刀殺人”這等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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