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羯胡是一個以西域胡人為首的族群，它在中原建立政權以後，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重視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並弘揚西域文化，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個層面都能較快地在中原流播。本主要從宗教習俗、服飾工藝、農作物引種諸方面對石趙政權在弘揚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探討。
十六國時期的石趙政權是以西域胡人為首的羯胡在中原地區建立最早的甚至是惟一的一個政權。（注：本文所說的西域胡人主要指祖居中亞地區的印歐人種。）鑑於這一政權建立者的民族特點，它在介紹、弘揚西域文化，使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區更加深入地流傳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羯胡的構成與石趙政權的“崇胡”政策
羯胡的族屬構成，很多學者有過較為深入的探討。《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載：“石勒字世龍。……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魏書》卷九五《羯胡石勒傳》雲：“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唐長孺先生指出，當時稱為別部，意為與匈奴本非一族。被稱之為羯，也並不完全是因為居於羯室，晉朝之雜胡皆可稱為羯。《晉書》曾以“羯賊”稱呼劉載、劉聰與劉曜。《南齊書》以“羯胡”稱盧水胡等都可作為例證。而嚴格來說，魏晉南北朝史書上的羯胡則限於河北區域內（亦即山西、河北間的新徙諸胡）。《文選》卷五十九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李善注引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大體言之，匈奴族與其他各族融合的結果形成了多種雜胡。但是羯胡在種族上還是有別於其他雜胡的。羯胡不僅領袖是西域胡人，而且整個民族中西域胡人佔了很大比重。
羯胡中包含了很多西域胡，是有很多證據的。首先，從相貌上說，羯胡的特徵是深目、高鼻、多須，這是典型的印歐人種，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第二，羯胡中有西域胡姓。如石勒家庭的姓氏為石姓，很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之一，表明其來自於石國。譚其驤先生認為羌渠即康居之異譯。（注：見譚其驤《羯考》，載1947年1月9日《東南日報》副刊。）我們知道，康國是昭武九姓的宗主國，文獻中往往以它來代表其餘的昭武九姓國；居於其地的民族稱康居，它們與石國的居民可能是同一民族。另外，羯胡中尚有支姓（可能來自月氏國）、白姓（可能來自龜茲國），另外還有人名粟特康，更明顯地表明其來自於粟特康國。第三，羯胡的葬俗是用火葬。《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記載，石勒曾下令“其燒葬令如本族”。而石國正是盛行火葬的。《隋書》卷八三《西域·石國傳》雲：“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石國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第四是宗教。據《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載記下》記載，石虎死後，漢人冉閔欲有不利於羯胡之舉動，“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是信仰祆教的標誌。第五，在語言上也有是蛛絲馬跡表明羯胡的祖先來自昭武九姓國。《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上》記載石勒的祖父名耶奕於，與石勒的父親“併為部落小率”。耶奕於，應該即是波斯語的eelkhāny，現譯伊兒汗尼，意思正為遊牧部落首領。大家知道，昭武九姓國的語言應該是屬於伊朗語族。
以上的這些證據，足以說明羯胡是一個包含了很多西域胡的雜胡，這些西域胡人作為匈奴部族的一部分而內遷，因此，當石趙政權建立之後，它的政策也就明顯地具有“崇胡”的特色。如石趙嚴禁稱胡，號“胡”為“國人”。對一切帶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應的改稱。《藝文類聚》卷八十五“豆”引《鄴中記》曰：“石勒諱胡，胡物改名。名胡餅曰‘摶爐’，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太平御覽》卷六八○引《趙錄》：“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摶爐’，石虎改曰‘麻餅’。”這決不僅僅是稱呼上的改變，而是表明西域胡人與文化將成為這個國家佔統治地位的人種與文化。石勒與石虎重用來自於龜茲的僧人佛圖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注：關於佛圖澄的國籍，《世說新語·言語》“佛圖澄與諸石遊”條劉孝標註雲：“不知何許人，出於敦煌。”《晉書·佛圖澄傳》雲佛圖澄為天竺人，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八引《中古丘城寺碑文》雲佛圖澄為“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恐怕靠不住。從佛圖澄姓帛這點來分析，似應為龜茲人。）佛圖澄卻在石虎時被尊之為“大和尚”，並親自下書，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愛，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眾坐皆起，以彰其尊。”（注：《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中華書局，1992年，第349頁。）可以說榮耀已經達到了一個和尚所能達到的頂峰。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一個漢族的政權會給一個異域人給予如此高的重視。石趙政權對西域商賈同樣表示出熱忱。據《鄴中記》載，石虎“於銅雀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於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番客”。由於胡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所以，儘管當時中原擾攘，戰爭連綿不斷，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來往於石趙所控制的中原地區進行商貿活動。東晉荀氏的《靈鬼志》雲：“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於外國。”（注：《古今小說鉤沉》本，收入《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149頁。《搜神後記》卷二略同。）佛科澄也常常讓自己的弟子去西域買香。可見這一時期中原與西域的商貿並沒有中斷。
石虎對於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體現。漢人王度曾經奏議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雲：“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注：《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第352頁。）王度的主張，乃是漢族知識分子試圖在宗教上同化異族統治者的嘗試，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頑強堅持本民族文化的立場。由此，佛教幾乎成為後趙的國教。這種崇胡的政策，由石勒開其端，到了石虎手裡更有變本加厲的發展。與石勒相比，石虎是一個更加留戀本民族文化的統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習俗、所喜愛的方技工藝、服飾飲食都帶有明顯的西域特色。以下，我們分別述之。
二、西域宗教與方術文化對石趙政權的影響
佛教在石趙時期的廣泛流播，與佛教高僧佛圖澄的傳教是分不開的。應該說，佛教的教義戒律與石勒、石虎，尤其是石虎那種殘忍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奇怪的是，佛圖澄是如何將一種對石虎的殘暴行為有種種約束的宗教灌輸給他，並獲得尊寵的呢？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結合西域民族的宗教文化傳統來宣揚佛教。
佛圖澄不僅懂羯胡語言，而且深切瞭解羯胡的宗教、方術等文化傳統。我們知道，佛圖澄的傳教方式主要是通過預測、神咒、療病以及其他種種方術來樹立人們對佛教的信仰，而有些方術我們可以肯定是西域昭武九姓國的傳統方術。如《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載：
澄左乳傍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
據《朝野僉載》卷三載：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按：當作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後，募一僧為祆主。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頃，平復如故。蓋西域之幻法也。
《高僧傳》同傳雲佛圖澄：“善能神咒，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同書卷三《譯經下·求那跋陀羅附阿那摩低傳》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善能神咒，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
《佛圖澄傳》載澄曾經祈水，其法是：“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同書卷十《神異下·涉公傳》載：“涉公者，西域人也。……能以秘咒，咒下神龍。每旱，（苻）堅常請之咒龍，俄而龍下缽中，天輒大雨。”這位涉公，應當是石國人。
總之，破腹出腸、麻油塗掌、祈水下龍乃昭武九姓國的傳統方術。正是利用了這些昭武九姓國的傳統方術，才使得石趙統治者較為容易地形成了對佛教的信仰。
當石虎對佛教產生懷疑時，佛圖澄的勸諫也充分利用了昭武九姓國的文化傳統，同傳載：
虎以事問澄，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尚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雞身，后王晉也。”今王為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
如果對一個漢族皇帝說他前身為大商主，他肯定不會高興。可是昭武九姓特別善於經商，其人民自小即受商業文化的薰陶。《通典》卷一九三《邊防典·康國》條引韋節《西番記》雲：“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唐會要》卷九十九“康國”條也雲：“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正是有了這樣的文化背景，所以，此番話居然能讓石虎深信不疑，“跪而謝焉”。
由於佛圖澄充分順應西域人的文化傳統來宣傳佛教，所以產生了廣泛的效果，石虎下書曰：“其夷趙百蠻有舍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注：《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第352頁。）自此，“中州胡晉略皆事佛。”（注：《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第346頁。）“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竟出家。”（注：《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第352頁。）
然而，在崇奉佛教的同時，羯胡也並未放棄他們傳統的民族宗教——祆教。除上文筆者引錄的祀胡天的材料以外，還有一些蛛絲馬跡表明祆教傳統對羯胡的影響。祆教是崇拜火的，而石虎上臺後，特意在宮中設置大型庭燎，《藝文類聚》卷八十“庭燎部”引《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中、端門外、閶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載記上》載：“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於崇槓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這種設備，顯非普通的庭燎，而更接近於祭聖火的祭壇了。
另外，石氏家庭對龍有著一種特殊的偏愛，石勒字世龍，石虎字季龍，在石虎的宮殿宛囿中，龍是為常見的裝飾。據《鄴中記》載：“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又云：“石虎御床，闢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他還將虎頭盤囊改為龍頭盤囊。眾所周知，漢族的文化傳統是喜愛與尊奉龍的，漢人一向被稱為“龍的傳人”，那麼石虎的這種行為是否是受了漢文化影響後被同化的呢？如果進行更周密的考慮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漢族並不是惟一的“龍的傳人”，西域也存在著對龍的崇拜。在古文獻記載中，屢屢提到西北胡人對龍神的祭祀。《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高誘注：“中國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隱》引崔浩雲：“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還有的文獻記載，焉耆人本屬於龍部落。敦煌寫本《唐光啟元年沙州伊州地誌》曰：“龍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肅、伊州各有首領。”而焉耆的吐火羅族以龍為姓氏，于闐文和藏文文獻亦稱留居中國西部的小月氏為“龍家”。而且，吐火羅語中的神（A方言作
，B方言作
）與龍（A方言作nāke\\nāk，B方言作nāge\\nāg）是同源的。（注：參見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收入《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9-80頁。）這一切，都說明在西域地區操吐火羅語的民族中存在著對龍的崇拜。據林梅村的推測，西域龍的原型可能是馬，如果這種推測屬實的話，那麼西域龍的造形與中原龍會有較大的不同。從以上的記載中，我們尚難得知石虎所崇奉的是西域龍還是中原龍，但是從石虎的族源分析，他對龍的崇奉，很可能是西域宗教習俗的一種反映。
三、西域工藝、服飾在石趙時期的流播
石虎在中尚方專設織錦署，“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可以織出各種品種的錦鍛。“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核桃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注：（晉）陸
《鄴中記》，四庫全書本，第8頁。本文引此書全同此本。）除了各種錦以外還善織毛織品“罽”，《鄴中記》說：“石虎御府罽，有雞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我們知道，織造錦鍛與地毯是波斯人的一項傳統工藝，很早就有製造。波斯的織錦一開始是用金銀線，波斯古經(zaranaēne upasterene,Yast xv,2)裡就提到金地氈。據說波斯王薛西斯賜給阿布德拉市市民一項用金子交織的王冠。隨從亞力山大的歷史學家們常提到波斯的這種錦鍛。（注：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316頁。）普通原料是亞麻與羊毛，後來中國的絲綢傳入西方，他們用絲綢並利用自己獨特的工藝，就能織出五彩繽紛的波斯錦鍛。與中國主要以平紋組織和經線起花的織造法不同，西亞古代紡織技術的傳統主要是斜紋組織，以緯線起花。（注：參見夏鼐《新疆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收入《考古學論文集》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2頁。）在南北朝時期的史書中，波斯就以其錦鍛而聞名。《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波斯國”在談到其國王的穿著時說：“其王……衣錦袍、織成帔。”《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滑國”條載，“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在提到“波剌斯國”的時候也說人民“其形偉大……衣皮褐，服錦氈。”這種織造工藝應該很早為西域地區的伊朗語系民族所掌握。據考古發掘，斜紋的毛織物，在新疆曾發現於東漢的遺址中。（注：斯坦因：《塞林提亞(Serindia)》，第547頁，圖版ⅩLⅧ(M·X·002a)，轉引自夏鼐《考古學論文集》下冊，第492頁。）而斯坦因在阿斯塔那6-8世紀的古墓中發現了許多波斯式的織錦，都是以緯線起花的斜紋“重組織”的織錦。據阿克曼的研究，斯坦因所發掘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豬頭紋錦(Ast.i.6.01)和頸有綬帶的立鳥紋錦(Ast.vii.1.01)，很有可能是薩珊朝波斯東部即中亞地方所織制的。而在1959-1960年對阿斯塔那的發掘中，同樣出土了豬頭紋錦和立鳥紋錦。（注：見夏鼐《新疆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第502-505頁。）石虎尚方中的織錦署，主要是採用中國工藝還是伊朗工藝呢？我們不得而知，但石虎如此重視錦與罽的織造，應該與這是一種波斯傳統工藝有關，另外也表明當時宮庭中對錦、罽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對罽的需求與重視，更顯示出西域文化的特色。
據記載，石虎為了引種西域的農作物，特意打造了一輛大車。《鄴中記》載：“虎作蝦蟇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摶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另外，石虎還命尚方解飛製作了一輛載有佛像的檀車，這輛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製作這種空前的大車的技藝可能來自西域。據東晉法顯《佛國記》的記載，于闐在四月一日至十四日舉行的行像儀式上，就使用這樣的大車：“離城四五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
在解飛製作的檀車上，還有十餘個木道人。《鄴中記》同條載：“又作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解飛所作還有所謂舂車木人和磨車，其原理與上述機關木人類似。《鄴中記》載：“石虎……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於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為飾，惟用將軍一人。車行則眾併發，車止則止。御史解飛、魏猛變所造。”
類似這種製作機關木人的技巧，在西域、印度的文獻中屢屢可見。如《雜譬喻經》九、《經律異相》卷四十四中就載：“昔北天竺有一木師，大巧，作一木女，端正無雙，衣帶嚴飾，與世女無異。亦來亦去，亦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語耳。”逼真到一位畫師誤認為是真人，以手牽之，乃知是木。這樣的情節，同樣見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十六中。而在西域，這個故事有一個用A種吐火羅語翻譯的文本，同樣是敘述機關木女與畫師的故事。（注：見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新疆與比較文學的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43-148頁。）可見，製作機關木人是印度、西域較早掌握的一種工藝，而在石趙時期，中原的工匠也已經掌握。
據《鄴中記》載：“季龍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這與中原天子打獵的服飾是顯然不同的。據《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載：“漢儀，立秋日獵，服湘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袴。案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彭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袴，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無論是灑績還是白袴，都是包頭布而非帽子。而金縷織成合歡帽，乃是西域的一種服飾。
石虎對袴褶也有特別的愛好。《鄴中記》對此的記載頗多，其雲：“石虎時，著金縷合歡袴。”又云：“季龍又嘗以女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靴（注：靴：靴的本字，與袴褶配套的鞋子。），遊臺上。”“石虎從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帢佩玉。”“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有皆著紫衣巾、蜀錦帢褶。”
所謂帢褶，就是上服褶而下縛帢，其外不復用裘裳。此種服裝屬胡地傳人。此名起於漢末，因為便於騎乘，所以成為軍中之服。《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說：“帢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魏晉至南北朝，上下通用，皆為軍中及行旅之服。據王國維考證，漢末帢褶為將領之卑者及士卒之服。及魏文帝為魏太子，馳騁田獵，亦照此服，自是復通行於上下矣。（注：《觀堂集林》第四冊，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59年，第1081頁。）儘管魏晉時這種服飾在中原地區已較流行，但畢竟不是常服，而以之施用以婦女，似是始於石虎。當時中原地區婦女的尋常服飾通常是深衣（即衣、裳相連，前後深長），隱領，袖緣以絛。以婦女為鼓吹，並且穿帢褶，著靴子，表明石虎不拘漢儀，顯然是受了西域地區服飾文化的影響。在石虎的帶領下，這種服飾很快流行開來，尤其在北朝流傳得更為廣泛，成為常服、朝服，而北朝普通婦女也有穿帢褶的。
四、石趙政權在引種西域植物中所起的作用
漢武帝開通西域之後，曾經引入了西域的植物。《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雲，大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在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上》也說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後：“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採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宮館旁，極望焉。”總之漢代正史所記載當時引入的植物主要是苜蓿與葡萄，而且引入者還不是張騫，而是李廣利伐大宛後才開始引種中原。這以後，有越來越多的西域植物開始引入，後起諸書往往將這些植物的移植歸功於張騫，如胡豆，《齊民要術》引《本草經》雲：“張騫使外國，得胡豆。”（注：今傳本草書無此記載，《太平御覽》卷841“豆”引《本草經》有此條。）胡麻，《太平御覽》卷841“豆”引《本草經》雲：“張騫使外國得胡麻。”（注：《齊民要術》卷二引《漢書》亦云：“張騫外國得胡麻。”今本《漢書》無此條。）《齊民要術》卷“種蒜”引王逸曰：“張騫周流絕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西京雜記》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據《博物志》的記載，由張騫引進的尚有大蒜、安石榴、胡蔥、胡荽、黃藍。我們知道，今傳《博物志》是後人輯錄並雜採他書而成，既非全書，也有混雜。勞費爾曾經對這種將植物移植一律歸功於張騫的說法進行過辨正。儘管出自於小說的記載不盡可信，但是也說明了以上事實，那就是自西漢武帝以後，從西域引入進來的植物確乎不少。除上述歸功於張騫的植物之外，還有所謂西王母棗。《西京雜記》載有：“弱枝棗、玉門棗、西王母棗、青花棗、赤心棗。”這種棗應該也出自西域，楊衡之說，西王母棗“俗傳雲出自崑崙山”（注：《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林寺”條。）。胡椒，《齊民要術》卷二“種椒”引《廣志》曰：“胡椒出西域。”奈，曹子建《謝賜奈表》：即日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奈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奈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恩以絕口為厚，實非臣等所宜荷之。《太平御覽》卷九七○《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明帝答詔曰：“此奈從梁州來。道里既遠，（又東）來轉暖，故奈（中）變色（不佳耳）。”（注：此文《御覽》有脫誤，今據《初學記》卷二十八引補。）此句《齊民要術》引明帝詔作：“此奈作涼州來。”按，作“涼州”為是。悉耶茗花：（晉）嵇含《南方草木狀》捲上：“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注：引文據《叢書集成初編》1352冊，第1頁。耶悉茗來自於阿拉伯波斯語Jāsamīn，讀作yāsmīn，但西晉時期中國似乎尚不可能知道阿拉伯語，勞費爾懷疑此條材料乃後人增補。見《中國伊朗編》第155-156頁。）這種作物的引種，決不僅僅歸功於某一個人，它與東漢以後匈奴以及所謂別部的不斷內遷有密切的關係。那些原本生活在西域的民族保留了他們的生活與生產習慣，在中原的土地上開始引種西域的植物，並且取得了成功，這才有這麼多西域物產在中原的裁培。而這其中石虎當政時的一此作法值得我們注意。《鄴中記》載：“石虎苑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又云：“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椀，其味不酸。”
為了引種這些中原本無的植物，石虎花了極高的代價，精心圍起苑囿，運來土壤，並引水澆灌，以期創造適宜珍貴果種的生長條件。在此苑囿中，裁種了不少中原本無的名果。《鄴中記》載：“華林苑在鄴城東二里，石虎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圍數十里，又築長牆數十里。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又鑿北城，引漳水於華林苑。虎於苑中種眾果，民間有名果。”甚至還做了一輛大車作為培植這些作物的試驗田：“虎作蝦蟇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摶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可見石虎為了引種這些原本產自西域的植物，費了不少心思，做了不少努力。應該說，這種努力收到了成效，自石趙之後，在我國的北方，那些原產於西域的作物漸漸開始普及。《太平御覽》卷九七○引《襄國記》曰：“龍崗縣有好石榴。”襄國即今河北省邢臺縣，為後趙石勒所都，石虎遷都於鄴（今河北省臨漳縣），改為襄國郡，後魏復改縣，隋改為龍崗縣。據《晉書·地理志》載，當時異族政權所建郡縣名稱並不可知。可能後趙時曾在襄國地區建立過龍崗（或剛）縣。（注：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卷二“安石榴”條注⑨，農業出版社，1982年，第222頁。）總之，原產於西域的石榴現在河北地區開始有了優良品種。而在北魏時的洛陽，就有在大面積的西王母棗與句鼻桃的種植。楊衡之《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林寺”條雲：“景陽山南有查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雲出自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曰：“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裡照徹，得霜即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而這一時期，石勒、石虎還為許多來自於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雖在於對胡字的忌諱，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這些植物、食物的本土化進程。
《西域研究》2002年03期
閱讀更多 中盟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