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域”作為文化交匯的空間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後，“東海”似乎漸漸取代“西域”，成為元明以後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間。“西域”之學的興起，曾經給國際學界帶來了若干變化：它把以王朝疆域為基礎的中國史改變為東洋史或亞洲史；使宗教、語言、民族、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成為重要的研究焦點；文獻資料範圍巨大擴張，使語言成為重要的研究工具，民俗調查和遺址考古，也成為發現新材料的必然途徑。和“西域”研究相比，由於曾經共享文化傳統，研究重心又在“近世”，所以，在“東海”研究中似乎還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西域研究需要關注“合”，而東海研究則需重視“分”，研究者如何超越國家疆域，形成“東海”這個歷史世界，如何面對歷史記憶與感情糾葛，以及如何面對現實國家與政治立場的牽制，等等。
引言：文明交錯的空間——地中海、西域與東海
1949年，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出版了他的名著《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這部書討論的是1551年至1589年時期的地中海，這部書成為歷史學的名著，非常有影響。布羅代爾為什麼要以“地中海”為一個歷史空間？人們為什麼會關注16世紀的地中海？這是因為地中海是一個種族、宗教、政治異常複雜的地域，埃及人、亞速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的交織，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衝突，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由於海路作為交通渠道，使得環地中海形成了有關聯的“歷史世界”。在布羅代爾研究的那段時間裡，包括土耳其和西班牙兩大帝國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宗教與文化，就是在這個舞臺上互相交流與互相影響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在這一空間的交錯，使它成為歷史學家進行研究的絕好聚焦點。
和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一樣，2008年，中國歷史學家張廣達先生也指出，中古“西域”也就是中亞一帶，也是當時世界上各種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處，僅以宗教而言，漢族中國的儒家與道教、南亞印度的佛教、西亞甚至歐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這裡留下痕跡，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個“地中海”，儘管它不是經由海上交通，而是經過陸路彼此往來的。這一說法很有意思，如果站在中國的立場和角度觀看“交錯的文化史”，“西域”這個區域即蒙元以前中國的左翼，確實是一個宗教、語言、文化交匯的陸上“地中海”，漢族文明在那裡與其他各種文明互相激盪，因而使“西域”形成了一個極其錯綜的“歷史世界”。
然而，在蒙元之後來看“交錯的文化史”，那麼我以為，“東海”即中國的右翼，也許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地中海”或者說是一個新的“西域”，在這個歷史與文化錯綜交織的空間中，與本來就存在文化差異，逐漸“由異而同”的地中海和西域不同，朝鮮、日本與中國不僅逐漸“由同而異”，從共享歷史傳統轉向彼此文化分離，而且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又加入了西方世界的因素，使得這個本來就與地中海、西域不同的文化區域，變得更加風雲詭譎。或許，對這個文化交錯的歷史世界的研究，不僅可以讓我們超越國境形成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且它進入“近代”之後複雜的差異性和特殊性，或許也可以給全球文明史增添一個新的模型？
一、西域：從近代歐洲東方學、日本東洋學的轉向到敦煌的大發現
歐洲對於中國的全面研究，或許在“傳教士時代”已經開始。不過，大多數經由南海來到中國的傳教士記錄，主要還是以傳統漢族中國的歷史、宗教和語言為中心，儘管歐洲人對於中亞、南亞和西亞早有相當多的涉獵，但是，最初他們並沒有把“西域”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世界來看待。這種情況的根本改變要到19世紀，隨著崛起的歐洲列強對亞洲日益增長的興趣，也隨著歐洲人在西亞、中亞以及遠東地區“探險”式的考察熱，歐洲學者開始注意到中國的“周邊”，研究的視野陸續拓展至後來所謂的滿、蒙、回、藏，對中國的研究資料也開始超越漢文文獻，廣泛涉獵各種中亞、南亞和西亞的資料。當時，西洋的一些學者與探險家除了對亞洲腹地的“實地探險”之外，他們也開始了對各種亞洲資料的“文獻探險”，隨著新文獻的大量出現，所謂“東方研究”無論在語言文字、空間範圍、歷史現象還是關注焦點上，都開始超越了漢族中國，擴展到了“周邊”，尤其是，在他們的研究視野中，漸漸形成了現在所說的“西域”這個歷史世界。
隨著西洋學術與思想進入東洋，這種“超越中國”的中國研究也開始在明治以後的日本興起。大體上說，1890年代以前，一般日本中等教育領域對於中國史的介紹，是用《十八史略》，而高等教育領域的中國歷史，則是作為“漢學”的一部分，仍然囿於中國文獻範圍與傳統中國觀念之中，不僅資料未能超越漢文文獻，空間未能拓展至傳統中國之外，立場亦未能超出作為東鄰的日本。但是這種情況隨著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轉型，也在漸漸變化，在這一方面，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四卷五冊有指標性意義，這部“一改中國傳來之舊史籍，易之以西洋式的理解天下大勢方式”的著作，在最前面概論中國地理、人種、東西交通時，就用了作為最新知識的歐洲文獻，而他對於蒙古史的興趣，也影響了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和描述。這一思路深刻地影響到後來的日本學者，如被稱為日本現代史學開創者之一的白鳥庫吉等，據榎一雄後來追憶，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間(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戰爭爆發與《馬關條約》簽訂的那兩年，這種認識在那珂通世那裡就已經明確，而白鳥庫吉也在高中讀書時就受到啟發，後來這位日本亞洲研究的重要推手白鳥，就很自覺地要把中國研究擴大到周邊，並在這一方面，立志“使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超越西洋學界之上”。其後，在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瓚次郎的《東洋史要》中，特意把原來書名中的“支那”改成“東洋”，據說，這是“順應了當時學界和教育界的趨勢”。什麼“趨勢”呢？據田中正美說，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民族自信高揚與強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覺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亞洲民族，代表了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的趨勢。稍後，大正年間出版的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更在《總論》中論述把歷史範圍擴大到東亞、南亞和西亞的意義。“這是以前沒有的新學問”，用宮崎市定的話說，這一方面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要解明東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運”，一方面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觀念，“取東洋各民族完全沒有差別地平等的立場”。這促使日本學術界在制度上和觀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國史”的“東洋史”，而東洋史與中國史相當不同的一點，就是注意滿、蒙、回、藏、鮮，尤其是關注“西域”。
其實在清代中期與晚期，中國有關西北史地之學也開始崛起。在清代，一方面西部的疆域大大拓展，但另一方面西北又始終不平靜，不僅對內軍事行動不斷，對外又頻頻有外交交涉，這刺激了對西北地理、民族和歷史的關注。因此，到了19世紀中葉，這種既超越內地十八省空間，也超越三皇五帝歷代王朝歷史的“絕域與絕學”，一方面作為“考據之學”的自然延續，一方面作為“實用之學”的應時興起，逐漸成為學術潮流。特別是當他們開始接觸域外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資料，這種學術趨向就激起了傳統學術的嬗變。以蒙古史為例，在錢大昕以後曾有邵遠平《元史類編》、魏源《元史新編》、曾廉《元書》之作；到了晚清，洪鈞修《元史譯文證補》，屠寄修《蒙兀兒史記》，就務求蒙古在歷史中固有之分際，擴大蒙元史之範圍。如屠寄引用資料就遠遠超出傳統漢文史料，有高麗史料、雲南史料、西域史料，尤其是採用了各種外文史料，如施特哀丁《蒙兀全史》、撒難薛禪《蒙兀源流》、多桑《蒙古史》、美國米亞可丁《蒙古史》等。在那個時代，一些學者們開始參與到如突厥三大碑的考釋、蒙元文獻的譯讀、唐代三夷教即火祆教即波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景教和摩尼教的研究等等國際性的課題中。就連後來對滿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學界，在明治時代起步時，都不得不看中國人如張穆、何秋濤、李文田的著作。我總覺得，在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中，無論在視野、工具、文獻上看，這都是一個巨大變化，王國維所謂“道、鹹之學新”的“新”，就是指這個時代學者逐漸進入乾嘉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領域，他所說的“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後兩條即與“西域”相關，從此，這個新領域的關注空間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漢族中國”，而更重要的在於所謂的“西域”了。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所謂中國20世紀四大發現之一的敦煌文書的大發現，更大大促進了“西域”研究，這些千餘年之前的古文獻，不僅吸引了學界的注意力，而且也由於資料多藏在域外、文獻涉及語言繁多、宗教來源成分繁雜、歷史地域偏向西側，迫使學界不得不超越乾嘉諸老的治學方法，面向國際學界的挑戰，開出一個新天地。所以，當時中國歷史學的領袖人物傅斯年和陳寅恪都看到了這個新趨勢，傅斯年曾在宣言式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簡單明瞭地呼籲，中國研究要“將來一步一步西去，到中央亞細亞”，而陳寅恪則委婉地表達，“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御遏”，把研究西域和經營西北彼此鉤連，暗示了這一波學術趨勢的發展路向。
二、東海：傳統文明在東亞近世的交錯與分離
不過，西域作為文化交匯的空間，主要是在中古，蒙元之後，雖然也有陳誠(1365-1457)出使西域，但畢竟時過境遷。不妨舉一個例子，17世紀初，葡萄牙人鄂本篤(Bonoit de Goes，1562-1607)曾試圖不經由習慣的海路，而從中亞尋找從歐洲探訪北京的陸路，儘管他最後到達了中國，但是在他的記錄中留下的是“愈前行，危險與疲勞漸增……道路既危險，復有盜賊之虞”，在這一路上，他不僅“始終與盜賊、水災、山嶺、風雪相爭鬥”，而且缺少水源和食品的戈壁沙漠，也讓他吃夠了苦頭。
道路暢通交流便繁盛，渠道壅塞來往就困難。鄭和七下西洋象徵著東海海路的逐漸興盛，而鄂本篤的經歷則象徵著西部交流的漸漸淡出，因此“西域”作為亞洲歷史、文化和宗教交融中心的歷史，在蒙元時代以後差不多即告一段落。其實，自從唐宋兩代中國西北絲綢之路相繼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遮斷，而“背海立國”的宋代逐漸把重心移向東南之後，儘管有蒙元時代橫跨歐亞，但毋庸置疑的是，或寬闊或狹窄或交錯或寧靜的“東海”，似乎漸漸取代“西域”，成為元明以後中國更重要的交流空間，同時也因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種種原因，日本、朝鮮、琉球、越南以及中國等等，在這個空間上演了彼此交錯與互相分離的複雜歷史，這使得“東海”成為一個相當有意義的歷史世界。
對於東亞海域的研究，其實一直就有。隨著16、17世紀以後葡萄牙、荷蘭等國的東進，以耶穌會士為主的歐洲傳教士東來以及稍後列強對於環東海諸區域的滲透和佔領，這種研究逐漸展開，而新興的人類學(或者也可以說是民族誌)、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更刺激了這種 “異文化研究”的興盛。儘管歐洲漢學界影響較大的學問，一直是在“西域南海”，即吐蕃、波斯、爪哇、真臘、安南、蒙古、占城、高昌、印度、吐谷渾、黎軒、罽賓，重點研究的宗教是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以及後來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多引證的典籍是《諸蕃志》、《魏略西戎傳》、《瀛涯勝覽》、《真臘風土記》、《玄奘傳》、《元秘史》、《長春真人西遊記》、《宋雲行紀》、《使印度記》等等，但是，隨著東印度航路發現後歐人東航到達日本、朝鮮、中國大陸和臺灣、越南與菲律賓等等地方，隨著研究時段下移至明、清，19世紀中葉以後，“東海”的文化、歷史、宗教、地理、習俗，也開始進入歐洲東方學者的中心視野。
然而，把“東海”作為一個彼此關聯的歷史世界來研究，在環東海諸國學界的發展狀況卻不盡相同。也許，中國由於在歷史敘述方面自給自足，常常會忽略“周邊”，所以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是，由於日本在本國的文獻記錄、文化源流、政治交涉、貿易往來各方面的歷史敘述中，都不能不涉及中國、朝鮮、琉球，因此，在日本學界，“東亞海域”、“東亞”、“東北亞”等等詞語會常常出現。特別是明治以後的日本學界，由於“國權擴張論”的膨脹，一半源於“大亞洲主義”政治思潮的影響，一半出自歷史學的學術新興趣，對於中國“四裔”出現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對環東海的朝鮮、琉球、臺灣以及南部的越南、北部的庫頁島等等都有格外的關注。正如日本學者所說，“在日清戰爭爆發的刺激下，(日本)國民對亞洲大陸越來越關心，這一歷史觀念是在日本作為近代國家急劇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面對西洋，日本作為亞洲民族的自覺日益高漲，面對西洋文化，出現主張獨特的東洋文化的時代思潮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例如對滿洲，自從1908年白鳥庫吉向滿鐵總裁後藤新平建議設立調查部，此後日本學術界中，如箭內亙、津田左右吉、池內宏等都加入了對滿洲的調查。又如對朝鮮，隨著日本勢力的西進，日本學術界也出現了大量關於朝鮮的論著，自林泰輔的《朝鮮史》(1892)、《朝鮮近代史》(1901)之後，就有坪井九馬三、白鳥庫吉、今西龍(1875-1932)、池內宏(1878-1952)、小倉進平(1882-1944)、原田淑人(1885-1974)等的大量研究。應該說，這一潮流一直要到稍後幾十年，大約在1920年代之後，才漸漸影響到中國。
不過，那個時代對於滿洲、朝鮮、臺灣、日本、琉球等地區的研究，仍然較多是孤立的研究，還沒有很自覺地把它當作“東亞海域”一個整體，考察其在歷史與文化上的關聯與互動。但是近年來，隨著超越“國別史”的呼聲越來越高，“超國家”的“地域史”成為新的學術趨向，因此，日本對東亞海域的研究越來越興盛，例如，關於“朝貢貿易體制”的研究有了新進展也有了新回應(濱下武志、巖井茂樹)，以寧波、廣州、長崎等地為中心的海上貿易研究也相當有成績(如大庭修、松浦章、小島毅)，而“從亞洲思考”的理論和方法在日本學界的流行，也刺激了這一研究範式(如溝口雄三、平石直昭)，而在中國學界，也開始漸漸關注這一領域的研究，嘗試著把“東亞海域”看成是一個新的“歷史世界”，那麼，“東亞海域”能夠成為一個新的歷史世界嗎？關於東亞海域的研究能夠提供一個新的研究典範嗎？
三、研究重心與研究方法：西域研究與東海研究之異同
我們看到，“西域”之學的興起，曾經給國際學術界帶來了思想與學術的若干變化，如果允許筆者簡單概括的話，那麼這些變化是：第一，它把以王朝疆域為基礎的中國史，改變為東洋史或亞洲史，它超越了傳統漢族中國範圍，拓展了中國研究的文獻、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空間，並在民族國家的政治史之外，重新建立了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文明史”框架，使得“疆域”、“王朝”、“政治”不再是敘述歷史的絕對指標。第二，在這種研究視野中，宗教、語言、民族、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成為重要的新內容，歷史、文獻、藝術、語言之學成為重要的新工具，共同問題的形成使它成為具有國際性的新領域。第三，由於這一新學問研究的是一個超越傳統中國的新空間，這促使文獻資料範圍巨大擴張，而這種文獻資料的擴張，又使得各種中亞西亞南亞的語言文字之學成為必需的工具，“寫本”特質(包括傳播途徑、書寫方法、鑑定技術)成為重要的研究點，同時，民俗調查和遺址考古也成為發現新材料的必然途徑。正如1918年，羽田亨所總結的，明治大正間日本東洋學的進步正表現在“不僅在美術史、風俗史、歷史地理上的研究數量不少，更由於中亞所發現的史料，使得中國歷史事實被闡明得更多……從上述取向可見，如果從事中國史特別是塞外地方的歷史研究，晚近學者可以向何方努力，學術的大趨勢究竟會走向何方”，其中，他特別提到了“第一武器”即語言知識在新研究中的工具意義。顯然，這些新研究遠遠超越了傳統“中國”的空間、歷史、文化、典籍和語言。
正前所述，無論西洋、東洋還是中國，這一新的歷史領域與新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非常複雜的背景、意圖和立場。由於淡化甚至超越民族國家的現實邊界和政治領土，隱含了歐洲與日本對於重新界定“中國”的疆域，重新書寫中國的“歷史”的政治意圖，儘管古代王朝以及現代中國確實因為天朝大國的自大，遺留了“朝貢體制”或“冊封體制”的想象。但是，近代以來帝制中國的落後與崩潰趨勢，不僅導致了日本對於滿洲與朝鮮、俄人對於蒙古與回疆、英人對於西藏、法人對於安南的領土要求，也特別容易促成對於“中國”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我們暫且擱置政治的意圖與背景，僅僅從學術研究的方法論角度看，這種超越漢族中國政治、語言、歷史和文化邊界的西域研究的意義之一，就是傅斯年所說的，它促成了史料的擴充和工具的改進，也就是促進了學術的進步。
那麼，“近世東海”的研究呢？毫無疑問，任何區域研究在方法上都有共通性，無論研究“西域”還是研究“東海”，我們都會發現，一旦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中心區域與傳統歷史，超越當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和歷史論述，很多新資料、新視角、新手段、新問題就會紛紛出現。像研究西域的時候，各種被髮掘出來的語言、宗教、歷史、藝術資料，不僅在挑戰著我們原有的知識、工具與方法，而且在豐富著我們此後的視野、理論和領域，同樣，在研究東海的時候，也會出現同樣的學術變局，原來似乎很陌生的文獻開始被用在解釋中，各種歷史的新線索開始變化著我們觀看歷史的焦距。
不過，除了“中古”與“近世”、“寫本”與“印本”、“左翼”和“右翼”這些明顯差異之外，與“西域”研究相比，在“東海”研究中似乎還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一，與多種相異宗教與文化一直互相激盪而趨向融合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東亞”的宗教與文化似乎出現一個相反趨向，不是來自各個區域的宗教和文化在這個空間中逐漸向心融合，而是從原本看似同一的傳統與文化中逐漸出現了離心獨立。換言之，由於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東海研究之重心應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關注“合”，而東海研究則需重視“分”。對於“東海”這一區域來說，更值得關注與研究，也是更加複雜的文化交錯，卻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漢、滿交替統治中國的時代中，原來看似有同一性的“東亞”或者“東亞海域”的文化出現了“糾纏而且分離”的現象。
我們應當看到，首先，與“地中海”不同，在“東海”這個同樣依賴海路彼此聯繫的空間裡，儘管有著類似佛教和儒家這樣共同尊奉的宗教與思想，但是，卻始終缺乏一個類似基督教那樣，超越國家(王朝)、皇權(君主)之上，作為彼此認同基礎和聯繫紐帶的共同宗教，因此，這個區域很難在國家之外，形成超越國家的文化共同體；其次，與“西域”不同，“東海”不是一個各種民族、宗教和語言的邊界時常移動，因而成為彼此混融、互相沖突的空間，由於各個民族、宗教和語言大體各守邊界，加上它們原本就有一些共享的典籍、文字和宗教，因此，歷史學家應當關注的文化變遷，卻是這些文化認同基礎的崩潰。這倒是西域甚至地中海都沒有的歷史變化，也正是這一現象的延續，導致了近代東亞各國認同與文化的變遷。
第二，中古西域雖然有來自南亞、西亞(甚至更西)、北亞和東亞的文化，但是畢竟各種宗教、語言與典籍彼此角逐，即使是最強盛的漢唐中國及儒家學說，在那裡也不可能橫掃一切，成為壟斷和籠罩的文明，這一特殊的文化交涉現象，使得考古發掘、比較語言、歷史地理、寫本鑑定等等方法越來越重要，而民族、宗教、藝術等也成為最重要的研究領域，正如石田幹之助在回憶羽田亨的時候說到的，由於敦煌、高昌、龜茲、于闐遺址的發現，流沙墜簡、敦煌文書的問世，由於廢寺石窟塑像壁畫的重見天日，如何靈活地運用語言學知識，如何充分使用新的殘簡佚籍，如何全面地掌握西洋的新材料和新方法，成為陳寅恪所說的學者是否能夠“預流”的必要條件。可是，16、17世紀以前，“中華文化”或者說是“漢字文化”曾經有過籠罩性的影響，而16、17世紀之後，尤其是經歷了鴉片戰爭的大清國、經歷了黑船事件的日本國，和經歷了江華島事件的李朝朝鮮，包括同時的越南等等，又都在一個純粹外來的、更加強大的西方文化，以及無所不在的“現代性”的影響之下，經歷了重新“從鎖國到開國”的歷程。因此，研究近世東亞海域，比起研究“中古西域”來，更復雜和更重要的理論、工具和方法，不是掌握各種語言文字、宗教歷史、寫本壁畫，而是需要更復雜的和更多元的視角、立場和觀念。由於“近世東海”周邊諸國，很多文獻原本均由漢文書寫，各種宗教學說大體共享，文獻資料多有印刷流傳，因此，對於新語言、新發掘、新資料的依賴並不是那麼多。
但是，近世東亞海域研究卻有不易注意的“暗礁”：一是研究者如何超越國家疆域，形成“東海”這個歷史世界？東亞海域周邊各個國家大體長久存在，疆域也大體固定，文化也相對延續，這不僅造成了歷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相對穩定性，也構成了各自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空間邊界，因此，“國家”(或者“王朝”)的歷史意義很濃。如何既承認“國家歷史”的存在，同時又看到環東海文化交流在深層給各區域造成影響，是一個需要斟酌和需要平衡的問題。二是因為曾經共享傳統，它造成各個國家文化的表面相似，研究者如何改變過去習慣於“同文同種”的歷史觀念，細心剔理各自“古層”和“低音”中的差異，探討彼此的不同，這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三是因為諸國都遭遇到西方的衝擊，因此，在這一區域歷史的研究中，更需要深入研究回應西方“衝擊”時各國的不同“反應”，這些不同“反應”背後的原因，以及各自不同的現代性問題。這些恐怕都是“中古西域”研究中所不曾遇到的問題。
第三，如果說對“中古西域”的研究，彷彿是面對一些古老的典籍和一個寂靜的遺址，雖然會有思古之幽情，但已不存在感情的波瀾。可是，近世東亞海域的研究卻不同，歷史研究者不僅很難擺脫歷史記憶與感情糾葛，也常常受制於現實國家與政治的立場。東亞海域周邊諸國顯然各有各的歷史記憶，也各有各的政治立場。比如，朝貢體系中是宗主國還是進貢國？在戰爭中是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在現代化進程中是先進一方還是落後一方？在這裡，不同的記憶和立場始終會影響到對歷史的觀察，在關於歷史起源(如檀君、天皇、黃帝的爭論)、國家疆域(如高句麗、琉球、安南之歸屬)、文化交流(如蒙古襲來與倭寇擾邊)等等方面，這些意識、立場、感情都會摻入，使這種超越國家疆域的東海區域研究帶有太多的非學術因素，那麼，在“東亞海域”研究中，在超越“國家歷史”的同時，應當如何超越這種“國家感情”？
來源/《文史哲》2010年第1期，第18-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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