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工作坊《社會•地域與族群——古史諸面相》 研討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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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工作坊《社會•地域與族群——古史諸面相》 研討會紀要


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由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社會•地域與族群——古史諸面相》學術工作坊項目研討會在文華樓西1327會議室舉行。此研討會是繼9次國內外學者講座之後該項目的又一形式的學術活動,來自中央民族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遼寧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圓明園管理處等單位的17位研究人員應邀參加了這次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不僅吸引了中央民族大學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生參加,北京各兄弟院校的研究生也旁聽了報告,並參與相關討論。

11月30日上午開幕式上,李鴻賓老師首先扼要介紹了本次工作坊學術研討會舉辦的緣由及主旨,隨即中央民族大學科研處遊斌處長、歷史文化學院蒼銘院長對工作坊的緣起、目的及目前達到的效果和影響力進行了介紹,並預祝會議圓滿成功。繼之的兩天時間裡,各位學者結合發言稿,輪流報告了自己提交的論文,並就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現根據各位報告人的論文初稿及發言,將其論題主旨略介如下:

《朝鮮半島早期居民起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孫泓)作者在學界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史料對朝鮮半島早期居民,包括南部的韓人、東部的穢人和西北部的夷人的起源進行了研究,認為朝鮮半島早期居民與中國大陸息息相關,其源流是多源多流的,否定了以往學術界認為朝鮮半島民族起源於穢貊的單一民族說。

《王父王母考——兼論< 爾雅•釋親>的時代問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晶),作者通過對《季姬方尊》、《伯康簋》與《鼎》等金文材料以及後期簡牘中“王父、王母”詞義的考察,指出從西周到戰國、秦漢,“王父、王母”的指稱經歷了從父輩到祖輩的變化,並據此推斷《爾雅·釋親》的時代不會早於戰國。

《“辯風正俗”:應劭對風俗與政治關係的新思考》(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黨超),作者從學界對“風俗”與“民俗”的不同用法和定義的分歧說起,具體講述了此文的選題緣由和研究思路。論文以應劭《風俗通義》的寫作動機和具體內容分析為切入點,指出在東漢動盪社會背景下,應劭對風俗和政治的關係做出了新思考,首次提出以“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為宗旨的風俗觀念,其更為注重對普通民眾風俗和時俗的認知,提出了風俗存在的兩種形式——“本俗”與“正俗”。

《唐朝北部疆域的變遷——兼論疆域問題的本質與屬性》(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鴻賓),作者選取唐代前期為研究段限,以靜態角度考察了唐朝北部疆域的變遷,揭示出隱藏其後疆域的本質屬性和特點,即在以中原為核心區、周邊為外緣區二元制的王朝構架內,北部邊疆地區是在唐與草原帝國多方面交往互動過程中以夾處二者之間的定位而存在的。提出了“因受制於南北兩個性質迥然有別的帝國外層地緣非確定性因素的影響,邊疆地區不是以明確的間隔線索,而是以遊移不定的模糊狀態呈現出來的;唐朝北部邊疆的戰略地位,存在於唐與遊牧帝國的較量與博弈中,疆域地帶的確定性逐步增強”的觀點。警示今日的疆界概念與古時迥異不同,學術研究中要嚴加區別和辨識。

《吾宗女士——唐代出嫁女墓誌中孃家人的書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蒙曼),作者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的新材料,對陳弱水提出的唐代出嫁女與孃家的密切聯繫進行了補充研究。論文通過具體分析唐代孃家人為出嫁女撰寫墓誌的幾種情況,參與撰寫墓誌的孃家人範疇,孃家人撰寫墓誌的特點,以及孃家人為出嫁女撰寫墓誌的意義等,揭示了唐代人對出嫁女身份的認定和以及對出嫁女生命意義的探究。

《論唐代新舊不同士大夫的轉型——以< 全唐文>“士大夫”為中心》(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胡明曌),作者通過統計《全唐文》詔誥中“士大夫”和“賢士大夫”的使用頻率,指出中唐後士大夫發生了指向文人士大夫勤勞政事、為官以德的道德操守的新內涵,反映了新舊士大夫的轉化,顯示“士大夫”兼具官員與文人雙重身份的獨特內涵。

《試論唐代的“明經及第”與“釋褐為官”》(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蔣愛花),作者依據最新出土的唐代墓誌銘資料,通過對《唐代墓誌彙編》中明確記載“明經”出身者的統計,針對唐代“明經及第”在中下層官員出身中的比重,以及“釋褐為官”的官品名稱、等級予以分析,得出“明經始終是唐代中下層官員的重要來源,非是在中唐以來明經地位下降之後的新現象”的觀點。指出明經及第者釋褐為官,官為雖以縣尉、主簿和州參軍為主,但其釋褐官種類頗多,從墓誌銘的記載來分析這些釋褐官的品級,明經科顯然不止丙、丁兩第,修正了臺灣學者王勳成先生所謂“明經惟有丙丁第”的觀點。

《“北人”、“南物”與唐後期南北問題的重新審視——以南仕北方士人間的禮物饋贈為中心》(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夏炎),作者先從“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思考著眼,提出在爬梳資料中發現了此研究論題;繼而以南仕北方士人間的禮物饋贈的行為為切入點,對禮物進行了分類整理,揭示了饋贈的禮物背後隱藏的南仕北方士人的心理和觀念,試圖尋找一個合理的路徑去重新解讀唐朝後期的南北問題。

《“黃家日月”:黃巢大齊政權制度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胡耀飛),作者通過遍梳“黃巢起義”的相關史料,系統考察了黃巢大齊政權的開國禮儀、官制和軍政制度建設,以期反映黃巢本人及其部眾對於建立一個王朝的努力和失敗。

《從漢文文獻來看的中亞佛教》(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文博系篠原典生),作者通過分析《大唐西域記》等漢文文獻記載的本生故事、其他佛教故事以及“賢聖遺物”崇拜,揭示了中亞地區的佛教在不斷吸收各地文化的基礎上,本土化的進程。

《慕華與事大背後的“國家意識”:宗藩關係下高麗王朝的史館與修史》(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崔巖),作者考察了高麗王朝的史館建制,指出高麗仿效中原唐、宋、元官方史學之制,建立了相應的史館和史館制度,並參照仿參唐、宋官方修史體例,纂修了實錄、起居注、日曆、史稿、史草等類目齊全、卷帙浩繁的諸多史籍。但在“慕華”與“事大”背後,高麗王朝始終未放棄其國家意識,一直保有與宗主國平等地位的國家意識和訴求。

《論遼代密教的來源》(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尤李),作者利用遼代的經書文獻和碑刻資料,通過考察《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法華經》的融合,以及塔幢的形制及裝飾,指出遼代密教不僅繼承了唐密,也含有雜密和直接源於印度的因素。

《蒙古斡赤斤家族與元廷的東北統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薛磊),作者選取元朝東北地區的斡赤斤家族為考察對象,梳理了其在元廷統治下的沉浮歷程。論文從斡赤斤家族與元廷的東北統治入手,考察了斡赤斤家族在元代東北統治中的特殊地位,進而分析了元廷對待東北諸王的主要策略。

《試論明清方誌“按語”的學術價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彭勇),作者從文獻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方誌中“按語”,具體選取眾多地方誌中關於明清軍政制度材料中的“按語”,指出其具有“補體例之疏闊、釋內容之隱晦、評歷代之得失、抒現實之情懷”等學術價值。並對地方誌修撰過程中“按語”的重要作用予以揭示,但同時指出這必然要提高修志者的綜合素養。

《“城隍”之外:外城隍廟研究》(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張傳勇),該文利用方誌資料,採用個案和統計結合的分析方法,對“城外”進行了界定,考察了“城隍廟”所處位置與城牆各自的變動關係,進而統計了外廟的時空分佈,探討了外城隍廟的成因以及人們的觀感。

《森部豊< 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ュ-ラジ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評介》(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鍾焓),該文是對日本學者森部豐研究著作《粟特人的東方活動與東部歐亞世界歷史之展開》的學術評論,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全書內容的概括,並評議了其存在的問題。第二部分梳理了日本學界內亞史的研究思路,試圖對其提出的五代時期建立的政權所謂的“征服王朝”的歷史出口等問題予以回應。他簡要回顧了日本學界對於粟特研究利用碑刻、出土材料進行研究的歷程,著重強調日本學界與俄國、德國等國家關於粟特研究特點的不同,如其重視漢文史料的使用。其中,還辨析了“粟特系突厥”的概念,指出使用語境強調種族血統的色彩大於政治文化的因素,指出森部豐的研究深受日本學界內亞史學者,如杉山正明、森安孝夫等的影響,與中國學者的觀點迥然不同。另外,作者從史實的細節層面,指出該著作尚有商榷之處。如對於歐美學者的成果吸收的還不是很充足,關於粟特遊牧化、武裝化的緣由,遷徙的原因等問題提出商榷性的看法。

《恩格斯民族習慣法理論及其在中國史研究中的應用》(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李玉君),作者從恩格斯對歐洲歷史上民族習慣法的相關闡釋出發,繼而揭示了中國歷史上民族習慣法遭遇制定法後的歸宿,進而探討了運用恩格斯的理論探討中國歷史的特點。

最後,李鴻賓老師進行了會議總結,並對各位與會人員的積極支持表示感謝。他指出,此次研討會雖主題跨度較大,從先秦到明清、從具體史實考證到史學研究方法、讀書心得均有相關論題討論,但參會學者均結合自己的關注點,各抒己見,積極交流,促進相關問題的解決和認識的深入。本次會議每位發言、評議與問答以50分鐘為單元,其特點表現在論文宣讀比較翔實,專人評議深入,問答針鋒相對,宣讀者、與會者均收穫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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