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在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體系當中，佔據著獨一無二的地位。“禮樂”作為傳統文化體系中的核心要素，影響著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傳承。在禮樂制度的構建過程中，有許多人為之付出了畢生精力，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不得不提及西周時期所建立的“宗法禮樂”制。西周在前人，即殷商的“宗法制”的基礎之上融合了“禮”和“樂”這兩大元素，並形成了流傳千年，依舊熠熠生輝的燦爛文化。
一、 周禮是承襲殷禮而發展，西周在“殷禮”中加入“禮”與“樂”，形成了以“禮”為核心的西周宗法禮樂制度
以祭祀為例，在殷商時期的貴族的社會生活中，佔據了他們極大部分的祭祀活動，主要包括對天、地、山、川、風、雨、雷、電等自然因素的祭祀。其中尤為典型的是對祭祖的安排。在祭祖的活動中，殷商時期形成的是“周祭制度”，顧名思義就是一週一祭。
當然，又因為祭祀活動的頻繁和複雜，所以幾乎每隔幾天就會有一次名稱不同的祭祀活動，這樣也就造成了一週可能會有五場甚至六場的祭祀安排。雖然當時對時間並沒有明確的界定，但這麼頻繁的祭祀無疑會對當時的殷商王朝經濟產生巨大壓力。
在宗法繼承上，其首要的核心依舊是大宗法繼承製。其實在商代，血緣關係在繼承中就已經開始取得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嫡長子繼承製。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雖然有這類現象的出現，但並未形成相關的制度保留下來。
《公羊傳·隱公元年》中有這樣一句話：“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由此可以看出，長幼之序在繼承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
殷商人在天神的崇拜方面更是幾乎痴迷的狀態，他們認為“民神異業”“民神雜糅”，也正是對上天的崇拜，他們從不強調民的作用，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幾乎全部都是“神”的影子。《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在社會生活中也是反覆占卜吉凶，以求安穩。
殷商在官職的排列上，王的地位僅次於天，在萬人之上。其下依次設置有冢宰、卿士。這樣的一個官職系統，雖然有些簡陋，但對於當時來說已經基本能夠滿足社會穩定的需求了。
相比於祭祀，西周在這一方面一改殷商的體制，周代大規模的削減祭祀的名目即事由，創立了昭穆制度，在客觀程度上顯示出了周代人們的理性思維的發展。
而在宗法繼承中，西周將嫡長子繼承製繼承下來，並將其確立為一項明確的制度，這也正是西周的偉大之處。並在此基礎之上，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度更是進一步鞏固了西周王朝的統治，也就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的記載了。
西周在對天神崇拜的問題上，是比殷商人來說是相對理性的。《禮記》中記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周代人將“君權神授”這一觀點和“德”合二為一，形成了迥異不同的禮樂制度，可以說，西周完成了從原始社會的盲目崇拜，到人為的社會信仰這一重要轉變。
“禮樂”的融合體現最明顯的就是在官職制度，西周的官職的設立基本沿襲殷商時期。但是在《周禮》中明確表示，周代的官職是依據天地四時四方而設立的，更具有一種內在的關聯性。這些“禮樂”的加入，無疑使得西周不同於殷商。
二、西周通過建立“五禮”體系和構建“五樂”制度，融合宗法，進一步深化血緣在宗法繼承中的地位，在“禮器”使用方面也提高要求，形成獨具一格的西周宗法禮樂制
（一）從“殷禮”的一無所有到西周“五禮”體系和“五樂”制度的各成體系，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
西周的禮樂制度，具體來說分為“五禮”“五樂”。五禮指的是：“吉禮”、“凶禮”、“軍禮”、“賓禮”、 “嘉禮”。五樂則指： “樂舞”、“樂教”、“用樂”、“詩樂”、 “樂懸”。前者構成的是一種體系，後者則偏重於制度。
“五禮”中“吉禮”與“凶禮”相互對立，其中吉禮為五禮之首，《周禮·春官》：“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吉禮中的“禮義”的意思是“事神致福”，結果為吉訓，也就意味著有福氣， 其中分為“事天”、“事地”、“事人”，總的概述為“三禮”。
“凶禮”與“吉禮”相對而言，包含五個方面“喪”、“吊”、“荒”、 “禬”、“恤”。喪——悼念死者時候的禮儀，吊——對他國發生水災的一種慰問，荒——對他國發生的饑荒、人民捱餓的一種同情，禬——對自己的友好國收到外來侵略給予相應的補償，恤——鄰國受到內亂提供一定的幫助。
除了吉禮和凶禮，剩下的三種較為簡單，軍禮顧名思義就是軍事活動的禮儀；賓禮就是對外國來訪使臣的禮節；嘉禮則表示處理個人的社交關係的禮儀。
與禮相應的便是樂了，其中樂舞規定的是從天子到諸侯在舉辦舞會時，應該採用的規模，西周舞蹈的陣列，天子可用八佾，一佾八個人，一共六十四人，諸侯可用六佾，一佾六個人，一共三十六人，士大夫可用四佾，士只可用二佾，人數以此類推 。
樂教是一種教樂制度，即設立專門的音樂機構來教授樂器，主要的職責是掌管音樂以及教化。在其中設立了“大司樂”——為樂教的行政長官，其下設有“樂師”、“大小胥”、“大小師”等眾多樂官，共一千四百餘人。
在西周用樂也是有規定的，這與之前的樂舞是有對應的。這主要根據活動的需要而設定，如祭祀的活動用祭樂；射禮的時候用射樂。不同的活動有著不同的樂曲類型，其中《王夏》、《雍》、《清廟》等樂曲是天子專門使用的樂曲，其他人不可用，並且在同一活動中，天子若使用了一隻普通的曲子，之後諸侯和他人是不能再使用相同的樂曲。
詩樂是樂曲的選擇要和《詩》的內容保持一致，樂懸又可以理解為懸樂，指的是懸掛式的鐘磬類樂器，有著嚴格的規定和使用規範，《周禮》中有記載：“王宮縣，諸侯軒縣”。宮縣為東西南北四面都要懸掛樂器，軒縣指的是避開天子南面的，只掛東西北三個方向。
（二）從“殷禮缺乏”到 “周禮大盛”，創制了“禮器”，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禮器三制”
禮器三制所指的並不是樂器，而是從分封制延伸出來的一種制度，它更加明確了，天子和諸侯在使用器物方面的要求，主要涉及三個方面：青銅器、佩玉、服飾。這三者也是顯示天子與諸侯們的區別所在。
從青銅器來說，以當時冶煉青銅的技術來看，這一物品是極為貴重的。而且這一物品只可用於祭祀活動，其他活動都不可以使用青銅器，而在眾多的青銅器中，鼎為國之重器，尤為重要，所以也成為一言九鼎、問鼎中原等成語的由來。
用玉製度就較為簡單，它是按照玉的使用途徑來劃分的，一是用來做配飾，一是參加禮儀，一是喪葬使用。服飾方面，天子在祭祀上天的時候需要“服大裘而冕”，諸侯和士大夫們以“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的順序排列，以此類推。
三、“承襲殷禮”與“融合宗法”結合，同時注入“禮與樂”，滿足了統治者的需求，維護了封建統治，同時為後世的禮樂制的建構提供了借鑑作用
西周時期的宗法禮樂制度，其實是對殷商時期宗法制的一種繼承和創新。殷商時期的人們對自然和神靈產生一種盲目崇拜，提出的祭祀、官職、宗法繼承等都是源於對自然的崇拜。
但是西周在殷商的基礎上加入了跟多的人文的元素，比如：“君權神授”、在官職的設置上考慮到天地四時四方的影響、對神靈的崇拜不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了維護天子統治的目的性等等。
同時，西周在制度層面添加了“禮樂”，用禮樂來進一步規範人們的生活，從而在宗法制的基礎上衍生出分封制。通過“五禮”、“五樂”和“禮器制度”來明確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的生活、禮儀等各個方面標準。
以宗法血親劃定等級，用分封禮樂鞏固統治。西周時期的人們將本就迥然不同的禮樂，竟然可以合二為一併為自己所用，不難看出，這其中蘊藏著多少智慧結晶。
西周時期形成的禮樂制度，除了鞏固了周天子的政治統治之外，無疑也將禮樂文化的種子潛藏在每個華夏兒女的心田。正是因為如此，每提及中華傳統文化就會想到“禮樂”二字。這是一種由來已久且經久不息的文化習慣，是印證每個華夏兒女身份的“胎記”。
參考文獻：
《禮記》
《公羊傳》
《周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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