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交通的開闢，道路交通是文明覆蓋地域的經脈，能夠最直接明顯地反映文明的區域和疆土，以及它的伸展和收縮情況同時道路交通的發展狀況也直接影響到文明成果的傳播速度和廣度，是文明發展的一項標尺。夏商時期，山西地區的民族交流和衝突頻繁，促進了山西地區的交通發展。商紂王“大搜於黎”，是時當有通途大道穿越太行山。根據文獻記載當時進入山西主要有三條道路：以商都為中心沿太行山麓進入南；從晉中、南通往晉北；從晉南往北沿汾河北上。當時主要交通工具是馬、車和舟船。
古代馬車
在石樓一綏德青銅文化發現的提樑卣、單把鬲就是為了適應騎馬而作。跨越黃河進入山西需要乘坐舟船，由汾河北上乘坐舟船也比較方便。在甲骨文中已經有了舟字及以舟為偏旁的字，這些以舟為偏旁的字也都與舟船及其活動有關。關於車的起源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一個熱點。中國史學界比較公認的是中國的車是本地起源的說法。從文獻記載來看，《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族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山海經》《路史》《通志·氏族》《世本·作篇》《說文解字》《綱鑑易知錄》《荀子》《管子》等都記載了此事。但是這些記載最早出於春秋戰國，在時間上並不能說明問題。
古帆船
近年來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3700多年前的畜力車車轍，河南洛陽皂角頭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了3600年前的陶文“車”字，偃師商城出土了3500年前的青銅軎，同時發現了商早期的雙輪車車轍。這些都從考古學上證明了中國的車起源很早。山西地區發現的車馬器都屬於商代，主要的出土地點有：保德林遮峪、石旌介商墓、武鄉上城村、臨汾浮山縣析北商墓。其中1985年靈石旌介發掘的一座一三棺一夫兩妻合葬墓中就發現車馬器。1988年又在附近10米處發現車馬坑一個，可惜被盜保德縣林遮峪發現的一座商墓，隨葬有車軎、輿欄飾、車鈴、馬鈴等車馬器8件。
古代車軎
可見，商代山西地區的確存在車，根據商代車的使用一般分為戰車和普通的交通工具兩種，我們認為山西地區的車也應該分為這兩種用途的車，而車的動力一般是馬。西周時期在山西境內的封國，如：魏（今芮城東北、虞（今平陸境內）虢（今平陸境內）、韓（今芮城西）、郇（今臨猗南）、耿（今河津）霍、晉等都分佈在黃河或汾河沿岸，呈帶狀分佈，可能當時已經開闢出一條沿河谷上下的南北通道。當時秦晉間的黃河上已有舟楫之利。春秋時期山西已經形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古代馬車繪圖
其中與境外聯繫的通道分為渡河通道和陸路通道兩種，至秦國要渡過黃河，有晉絳龍門道等北中南三條途徑，與周、鄭聯繫也要渡過黃河，有四條道路，其中虞坂茅津道和陽壺道最為知名。向東進入今河北地區則需要沿漳河東出或沿滹沱河的支流桃河向東出井陘關。其中東出井陘關的道路很可能是晉國開拓東陽地區的開端《呂氏春秋·有始覽》把井陘列為天下九塞之一，足見到戰國時期，這一通道已經十分引人注目。山西境內南北向的道路也有兩條：一條是經過山西中部一連串盆地形成的平坦地帶，出大同盆地進入內蒙古，還可以自代縣進入河北淶源等地；
虞坂茅津道
另一條則是沿黃河東岸北上此外晉國為牽制吳國曾多次派使者到吳國訓練部隊，其中彭城乃是必經之路。在晉國內部，道路更加繁多。晉西南東面的交通要道有六條，南北縱向大通道有五條。春秋之時一般陸路交通工具為車輛，並大規模地用於戰爭，因此這一時期山西地區縱橫交錯的內外通道應該都是通途大道。戰國時期，兵事頻繁，為了防止軍隊調度混亂、車馬擁塞現象，重要道路皆應較寬闊。貨幣鑄造點的分佈也能夠反映當時的交通情況。
陸路交通工具
商業興盛促進了貨幣鑄造業的繁榮，為便於商業交易，鑄造貨幣的地點多分佈在商旅雲集及交通便利之地。當時三晉鏟幣聞名天下，空首幣鑄造地主要為今介休、祁縣、虞鄉、永濟、文水、霍州等地；尖足幣鑄造點多分佈在太原、介休、文水、太谷、榆次、汾陽；至於方足幣則以今臨汾、夏縣、臨猗、河津、平遙、介休、汾陽為主。三晉最初的都城晉陽、平陽、安邑均在汾、谷地，該區域的交通便利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左傳·定公元年》
·《呂氏春秋·有始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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