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劉淑芬的研究，在城郭內首次全面興建城坊的是北魏平城：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劉淑芬並指出，平城的外郭、宮室多模仿曹魏鄴城，但“悉築為坊”的居民區設計，當屬首創。繼平城以後，在郭城內規劃整齊城坊的設計，陸續為北魏新都洛陽、北齊營建的鄴南城所仿效。景明二年，魏宣武帝營建新都洛陽，“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近年研究證明，北魏洛陽城坊數目後來或有增減，但規模如此。後來隋朝建大興城與東都洛陽城等都城，都繼續了這種規整劃一的城坊制設計。李唐興起，更承續隋都的遺產，最後以成唐都長安城的宏偉景象。
洛陽
關於古城市裡坊制度，其基本特徵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作為城市基層行政管理單位的裡，從魏晉朝代起逐漸改稱為坊。日人宮崎市定討論漢代裡制，曾指出漢末都城有稱坊的地域。三國曹魏以後，關於坊的記載更多。原來“坊”字本義通“防”，四周築有圍牆的封閉型區域之稱為坊，其本義即“防”也。異民族統治之下的北魏，其城市管理更著重於監管城郭人口，因此秦漢的裡終於被改稱為坊。第二，無論是秦漢的裡，還是魏晉以後的坊，其管理都以監管居民、防戢盜賊為主旨，所以要“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裡尉”。
古城
北魏明令坊民“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裡內通巷”。坊牆損壞，由本坊居民負責修築。第三，裡、坊的面積頗具規模。其初城郭這種居住區之所以稱為“裡”，就是因為它每一邊的長度大致達一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稱北魏洛陽城“方三百步為一里”，一個坊的面積差不多就是一平方里。當然最初城郭裡域的面積大小相差很大，到中古已比前期為規整。但就是唐代長安城，坊的面積也並未能完全一致。據考古資料，靠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長五百至五百九十米，東西寬五百五十至七百米；位上面四列坊之外迄順城街的六列坊次之，南北長度同前，東西寬則達一千零二十至一千一百二十五米。
長安
皇城兩側的六列坊最大，南北長六百六十至八百三十八米，東西寬一千零二十至一百一十五米。裡、坊的居民數量也因此各有多少，前引北魏平城“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到唐代，長安城各坊居民一般有一二千戶，多的到五千戶以上。當然，由於城郭不同區域的人口密度差異頗大，人口多寡常常並不直接反映相應坊區面積的大小。第四，戰國秦漢時期，史籍有“其制邑…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裡，裡置有司”之類的記載，說明裡作為城郭基層行政管理單位，它既負責地域性的治安管理，又負責相應地域的人口與賦稅。可能因為當時城市人口尚不密集，由地域治安管理單位兼管戶口並無問題。
平城
到唐代，這兩部分則已分離，比較明確。《通典》卷三引《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裡，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掌同坊正。”見唐制的裡屬賦役管理單位，按戶口多寡來設置，掌戶口增減、發賦役；坊則屬治安單位，按地域設置，置坊正掌治安，在農村也有與其相同的管理者，稱作村正。由此可見，當時的都市在戶口賦稅管理方面，尚未與鄉村相分離，而在地域性的治安管理方面，已經開始形成與鄉村相區別的專門機構。這顯然屬於中古都市發展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新制。
鄉村
也因此，城郭就有可能出現一坊之下有數個裡的情況，不然以本來按“百戶”而設的一個單位的裡役人數，來負責一個城坊之內數千戶居民的戶口與賦役管理，是有困難的。坊的數量一般是固定的，而裡的數量則可能隨著人口的增減而變化，儘管現實中常不免遷就坊區的實際，一坊數里的情況可能有限。第五，這些城市管理制度能否在各地州縣中小城市完全推行，值得推敲。例如有學者指出，隋唐時期各地州府城郭有大小之分，平面多作正方或長方形，每邊正中開城門，內設十字街。大的州府十六個坊、一般州府四個坊，小州府和縣城約是一個坊的面積。
隋唐時期
馬正林等也認為作為省、府州的統治中心，城的規模都比較大，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少數州府城由於特別重要，規模超過平均水平；縣的轄區有限，縣城的範圍一般都比較小，其面積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因為佔地一平方公里地區的縣城已能建立起完整的統治機構，充分行使統治權力，並形成地方的經濟、文化中心。
城
兩者對州縣城市規模的估計相近。而在規模有限的州縣城郭之內，是否必然會像京城那樣構築起完備的坊牆體系，頗令人有所保留。一些規模較小的州城與基本只有一個坊面積的縣城，想象其內部再構築坊牆，恐不可能。尤其是不少州縣城市，其外郭城牆也多闕如，坊牆更不可能完備。因此這些城市的由坊牆所體現的“封閉性”也就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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