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國超先生是我的老師。我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段國超先生講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就以魯迅研究蜚聲學界。記得有一次在北京開會，我利用空閒時間，去設立在阜成門外魯迅故居的魯迅研究所，見到《魯迅研究月刊》的副主編王世家先生。王世家先生得知我是陝西來的，開口就打問段國超先生，還說，他們早就有密切的書信交往，而現在的《魯迅研究月刊》又刊發過段國超先生的大作。後來，我去北京師範大學進修，王福仁先生在課餘，也向我打問段國超先生的情況——這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情了，可見，段國超先生在魯迅研究界具有一定的影響。
閱讀段國超先生的《魯迅論稿》，許多往事不斷“復活”：20世紀80年代，段國超先生相繼寫出了《魯迅與朱安》《魯迅與胡風》等長篇論文，以豐富而準確的歷史資料，論述了朱安、胡風等人在魯迅生命和文學活動裡具有獨特價值的作用。論文發表後，得到學界尤其是魯迅研究界的好評，有許多報刊轉載或者摘要介紹。這在當時，不只是魯迅研究界的“空谷足音”，更是頗有分量的學術“炸彈”，打開了另外一條通向魯迅研究的路徑。這是需要有很大的學術勇氣和學術功力的，沒有兩者的結合，註定寫不出來這樣的學術論述——那時候，無論是先前已經出版的魯迅傳記，還是魯迅研究，都沒有人敢於涉及這些選題，學術界正在醞釀著新的突破，而段國超先生卻“紅杏一枝春意鬧”，奉獻出震動學術界的論述，真是不簡單。
段國超先生繼續圍繞魯迅與其家人及交往的文朋詩友進行深入研究，陸續出版了《魯迅家世》專著，寫出了《柯仲平與魯迅》《吳奚如與魯迅》《王捷三與魯迅》《胡徵與魯迅》《杜鵬程與魯迅》《黨家斌與魯迅》以及《魯迅對〈學衡〉和吳宓的批評》《堅韌的探索者——胡今虛學習魯迅的歷程》等研究論述。
文學研究，是一門系統而複雜的工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個工程大致有作家、作品、讀者這三大要素，而且這三個要素缺一不可，既可以獨立進行研究，也可以綜合研究，不要說後者，就是前者，要開展卓有成效的貼合實際的研究，也是極其龐大、涉及許許多多的學科，包含社會環境、時代影響、心理結構、精神構成、審美追求、文學素養、哲學思想、文化底蘊、生活觀察能力、藝術感受、人際交往能力，甚至家庭、婚姻等內容以及話語能力，等等；作品方面，諸如語言、風格、品格、美學結構、修辭，等等；讀者方面的研究有作品的傳播、作品的接受、作品的閱讀等。這些看起來很概念的東西，如果深究下去，那是沒有窮盡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又互相勾連，要從哲學、思想、藝術理論和美學理論等方面入手，研究者若不具備深厚的人文學科專業知識，不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歷史知識等，從事文學研究是很危險而且不會得到滿意的研究結論的。
關於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我國古來就有“知人論世”之說，然而，“知人論世”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還是著名學者臺靜農先生看得真切，他在《中國文學史方法論》裡指出，“體制之所以形成，是由內容決定的”“內容便是作家的思想，而思想的形成有兩個原動力：（一）作家所屬社會文化發展程度；（二）作家所屬的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影響於作家的生活環境”——這其實內涵很多，別的不說，就後一條來說，並非簡單就能予以回答的。段國超先生在魯迅研究上，偏重於“作家所屬的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影響於作家的生活環境”這方面，不過，他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作家（魯迅）與“社會間的相互關係”上，選取了魯迅家世和魯迅先生與上述歷史人物的交往與影響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這是很有價值的研究。
由於學科發展呈現出互相交叉，甚至原先以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學科，如今也相關聯起來。有這麼一說，說是傳統的治學是文史哲不分家，然而，從宏觀來看，不僅僅是文史哲不分家，就連自然科學也早就與人文科學不分家了。
當然，段國超先生不僅僅從事魯迅家世和人際交往方面的影響的研究，他也非常重視魯迅先生作品的藝術研究，寫出了大量卓有見識的論述，其中大部分收入到這部《魯迅論稿》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一睹為快，從中吮吸對自己有益的文學營養。還想說的是，打開《魯迅論稿》，總覺得20世紀80年代的學術氣息撲面而來，那是一個有為的年代，也是一個奮發的年代，段國超先生站在了其時魯迅研究的前列，他的學術貢獻也許就在這裡吧。段國超先生終其一生的學術生涯，始於魯迅研究，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研究熱情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不斷推出新的學術成果，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和欽佩。
2020年，大約是段國超先生的八十華誕吧，忽然心頭閃上來這麼一句話，也不知道出自何處——“一篇寫就頭飛雪”。我相信他的魯迅研究“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是以後繼續魯迅研究終究繞不過去的存在，而這存在，具有長久的學術生命力。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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