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国超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段国超先生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就以鲁迅研究蜚声学界。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利用空闲时间，去设立在阜成门外鲁迅故居的鲁迅研究所，见到《鲁迅研究月刊》的副主编王世家先生。王世家先生得知我是陕西来的，开口就打问段国超先生，还说，他们早就有密切的书信交往，而现在的《鲁迅研究月刊》又刊发过段国超先生的大作。后来，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王福仁先生在课余，也向我打问段国超先生的情况——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可见，段国超先生在鲁迅研究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阅读段国超先生的《鲁迅论稿》，许多往事不断“复活”：20世纪80年代，段国超先生相继写出了《鲁迅与朱安》《鲁迅与胡风》等长篇论文，以丰富而准确的历史资料，论述了朱安、胡风等人在鲁迅生命和文学活动里具有独特价值的作用。论文发表后，得到学界尤其是鲁迅研究界的好评，有许多报刊转载或者摘要介绍。这在当时，不只是鲁迅研究界的“空谷足音”，更是颇有分量的学术“炸弹”，打开了另外一条通向鲁迅研究的路径。这是需要有很大的学术勇气和学术功力的，没有两者的结合，注定写不出来这样的学术论述——那时候，无论是先前已经出版的鲁迅传记，还是鲁迅研究，都没有人敢于涉及这些选题，学术界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而段国超先生却“红杏一枝春意闹”，奉献出震动学术界的论述，真是不简单。
段国超先生继续围绕鲁迅与其家人及交往的文朋诗友进行深入研究，陆续出版了《鲁迅家世》专著，写出了《柯仲平与鲁迅》《吴奚如与鲁迅》《王捷三与鲁迅》《胡征与鲁迅》《杜鹏程与鲁迅》《党家斌与鲁迅》以及《鲁迅对〈学衡〉和吴宓的批评》《坚韧的探索者——胡今虚学习鲁迅的历程》等研究论述。
文学研究，是一门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工程大致有作家、作品、读者这三大要素，而且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既可以独立进行研究，也可以综合研究，不要说后者，就是前者，要开展卓有成效的贴合实际的研究，也是极其庞大、涉及许许多多的学科，包含社会环境、时代影响、心理结构、精神构成、审美追求、文学素养、哲学思想、文化底蕴、生活观察能力、艺术感受、人际交往能力，甚至家庭、婚姻等内容以及话语能力，等等；作品方面，诸如语言、风格、品格、美学结构、修辞，等等；读者方面的研究有作品的传播、作品的接受、作品的阅读等。这些看起来很概念的东西，如果深究下去，那是没有穷尽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又互相勾连，要从哲学、思想、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等方面入手，研究者若不具备深厚的人文学科专业知识，不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等，从事文学研究是很危险而且不会得到满意的研究结论的。
关于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我国古来就有“知人论世”之说，然而，“知人论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还是著名学者台静农先生看得真切，他在《中国文学史方法论》里指出，“体制之所以形成，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便是作家的思想，而思想的形成有两个原动力：（一）作家所属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二）作家所属的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于作家的生活环境”——这其实内涵很多，别的不说，就后一条来说，并非简单就能予以回答的。段国超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偏重于“作家所属的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于作家的生活环境”这方面，不过，他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作家（鲁迅）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上，选取了鲁迅家世和鲁迅先生与上述历史人物的交往与影响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很有价值的研究。
由于学科发展呈现出互相交叉，甚至原先以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如今也相关联起来。有这么一说，说是传统的治学是文史哲不分家，然而，从宏观来看，不仅仅是文史哲不分家，就连自然科学也早就与人文科学不分家了。
当然，段国超先生不仅仅从事鲁迅家世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影响的研究，他也非常重视鲁迅先生作品的艺术研究，写出了大量卓有见识的论述，其中大部分收入到这部《鲁迅论稿》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睹为快，从中吮吸对自己有益的文学营养。还想说的是，打开《鲁迅论稿》，总觉得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那是一个有为的年代，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段国超先生站在了其时鲁迅研究的前列，他的学术贡献也许就在这里吧。段国超先生终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始于鲁迅研究，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和钦佩。
2020年，大约是段国超先生的八十华诞吧，忽然心头闪上来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出自何处——“一篇写就头飞雪”。我相信他的鲁迅研究“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以后继续鲁迅研究终究绕不过去的存在，而这存在，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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