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襄汾縣，隸屬於著名的汾酒產地臨汾市，赤鄧村是襄汾縣境內的一個普通的山村。官方資料顯示，這裡是省級生態文明村，常住人口超過兩千人，屬於該縣經濟條件還算不錯的村落。
10月8日，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晉中小縣和這座山村上了微博熱搜。
而新聞的起源，是該村近日發佈的這樣一則公告。
這則公告很簡單，就說了一個事，從10月開始，禁止村民“披麻戴孝”，禁止村民舉辦滿月宴，上學宴。如若違反，從入學到遷移戶口將全面進行懲戒。
而網友關注的核心也很簡單：“披麻戴孝”為何要禁止？
抱著好事的心理，我仔細翻閱了一下相關網頁，這則公告應該是有當地人專門發到網上的，網友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也在評論區展開了激烈的議論。
@LoutNout: 禁止大操大辦可以理解
@椰子沒有皮皮皮：倡導簡化可以，但是禁止披麻戴孝屬於幾千年的傳統，到現在咋就不讓弄了?
@追風少年朱珠：為了環保嗎?
@霜與雪的羈絆：懶政的結果
10月8日，被輿論推上風頭浪尖後襄汾縣文明辦負責人出面解釋了，面對外界質疑他表示，赤鄧村於發出的公告目前已經停止執行，他同時還就此事進行了解釋，表示這則公告發出前，赤鄧村曾召開村民大會，投票通過後才發佈。
“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主要針對大操大辦。但這個公告不嚴謹，處罰流程及對象都沒有說清楚。”最後，文明辦的負責人這樣回應道。
又是一起基層的“奇葩政策”
仔細盤算了一番，近年來這樣的新聞好像也不是頭一次出現了。
從當年街道辦讓群眾證明“我是我”再到今天的禁止“披麻戴孝”。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近些年來國家也在宏觀政策層面密集調整著。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級政府的各項政策和指示逐漸下沉到基層。
然而，少數基層組織在執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卻打著“創新升級”的旗號，將國家相關政念歪了經。
各種自創的“土政策”層出不窮，使得上級一些好的政策在基層變了味，不僅影響了政策落地，還疏遠了幹群關係，損壞了政府的形象。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2014年，《楚天快報》報道，湖北省保康縣馬橋鎮堯治河村出臺了《堯治河村婚喪喜慶事宜管理辦法》，《辦法》規定：“領導家庭(村‘兩委’班子成員)吸菸不得超過10元/盒，酒不得超過60元/瓶;幹部家庭(企業中層副職以上幹部)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菸不得超過5元/盒，酒不得超過50元/瓶;普通職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菸不得超過2元/盒，酒不得超過20元/瓶。”
2016年，《華商報》報道，華陰市羅西村公佈《羅西村兩委會關於低保戶、貧困戶以及村環境衛生的規定》。《規定》顯示：“不交衛生垃圾費的戶，不交納富餘土地承包款的戶，不予收取養老保險費、合療費，取消一切政府優惠政策，不予辦理一切事務。”
2018年，《河北日報》報道，石家莊市趙縣大安六村出臺新規，規定“彩禮超兩萬元按販賣婦女或詐騙罪論處”。
當這樣的現象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時，我們不禁會問，是誰造成了這一現象的頻發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一個字，人。
什麼人?制定這些政策的人，也就是基層老百姓的管理者，那些村長，鎮長，鄉長們。
好，源頭找到了，但同時問題也隨之來了，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其實之前本來也就出身老百姓家庭，同樣是過著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子，他們難道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嗎?
其實“土政策”的緣來並不是他們憑空捏造的，而是一系列綜合因素造成的。
比如念歪了經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舉一個例子，2016年，安徽省向全省提出生態葬禮的建議，旨在推動環保工作。當時的六安地區一鎮政府就根據上面的這一精神頒佈了一條禁令，禁止當地村民使用棺材，政令一出，頓時在當地引起強烈反對，最終，上級部門在瞭解情況後對該決定予以取消，但當時這件事已經引起了當地群眾和鎮政府的矛盾，之後，矛盾也不了了之。
六安的這種情況和襄汾類似，都是經網友曝光後引起上級重視，最終在民意中取消，但放眼全國，更多的這種現象是無法得到曝光的，而這也就意味著，很多這類“土政策”在無形中就被悄然執行下去。
強制執行的最終結果就是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基層執行者有苦說不出，最終為更深的矛盾埋下伏筆。
從念歪了經這一現象可以看得出來，當前基層之所有會出現各式各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政令，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基層的掌舵者們自身的問題。
一是基層的管理者素質偏低。這其中的素質既包括文化素質，對上級政策的理解吃不透，摸不清，對於本地的情況無法掌握，從而制定出生硬且偏激的政策。可能從一定意義上而言，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政策這個玩意兒是一個互動的事情，你的制定必須要有執行和遵守的人，當你制定出來的東西只有你一個人開心，那這成了什麼了?
第二個方面，目前基層管理者們普遍存在“好大喜功”的現象。對於上級的政策，過於追求所謂的“創新思路”，過於追求所謂的“標新立異”，沒有從解決老百姓的需求，解決老百姓實際問題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有些原本照常執行的東西，非要搞出一個新式的花樣出來，生怕上級看不到自己的“作為”，如此一來，最終鬧得連上級原本的意圖也無法得到有效貫徹。
如何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其實是一個社會性話題，畢竟千人千相，關於人的問題是沒有辦法具體一一解釋的。
但可以看到的是，基層各種“土政策”層出不窮的治理，目前還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當今基層普遍存在管理人員年齡偏大，思想不開放，辦事過於粗放等等一系列現實無法解決的狀況，對於這些問題，目前所能做的只能是通過監督和引導一步步去改善。
畢竟，很多問題的產生從本質上，並不是他們故意為之。
另一方面，從積極的角度去看。現階段隨著各級各部門和公眾輿論的監管進一步加強，基層“任性創新”的腳步也會漸漸放緩，畢竟當今的發展趨勢下，民意是很難被強行逆轉的。隨著近幾年基層工作人員的換代更迭，基層的管理者們也逐漸呈現出年輕化，高素質的趨勢，這也為未來進一步科學化管理基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重新回到剛開始的那個話題。不久前，我看到了一篇文章，裡面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陽對於當今這一現象的分析，有一句話他是這麼說的。
“任何村規，都應該建立在所有村民平等自願的基礎上，就如彩禮的問題，販賣婦女當然談不上，村集體也沒有權力給村民定罪。但如果所有村民都同意，大家約定彩禮不得超過兩萬，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是不是所有村民都同意呢?財產是村民自己的，他當然有權處置，他願意多給，也無可厚非。所以，真正合理的村規，最好是提倡性的，而非禁止性的。”
就在這篇文章即將完稿前，最新的消息再次放出，10月10日，襄汾縣文明辦和該村所在的大鄧鄉政府已經聯合對該村的移風易俗活動進行督導，並進一步對公告內容進行規範、完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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