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王朝的崩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清王朝的反对力量不将其推翻，而是给清王朝足够的时间从容进行"改革"，那么，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将更为有利。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既然假设了，我们就分析一下，是不是如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起来反对清王朝，清王朝的就能从容的发展下去，甚至有可能中兴呢？
既然这道假设题排除了外界干扰，那我们就给清王朝做个外科手术，通过解剖内里，我们来看看清王朝的五脏六腑是否还健朗蓬勃的？
五脏六腑的东西太多，我们只挑出两样"器官"来看——军队和财权。因为对任何一级政府而言，最要紧的政治权力无外乎三项:军权、财权、行政管理权。而军权和财权又是重中之重。如果这两种"器官"运行还能正常，那么这个生命体还有延续的可能，如果这两样"器官"已经腐烂变质，那么这个生命体断不可救。
军队的私属化甚至革命化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康乾盛世"之时，清朝曾是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国家。八旗兵和绿营兵作为清王朝的正规军，曾经显赫一时。
满洲八旗军在辽东斩杀明军数十万，均为明军精锐，在1644年以前5次入关扫荡，攻破州县数十个，俘虏人口几十万，而自身损失却很轻微。
八旗军骑兵作战机动性强，肉搏能力也大大强于明军，马上射箭更是汉人骑兵做不到。
明军确实拿八旗军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算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斩杀明军和明朝地主武装无数的李自成老营流民们，在山海关作战中，被2-3万战斗力在满洲中算一般的正白旗和镶白旗像切菜一样斩杀大半，明军更是连满洲兵中战斗力最弱的镶蓝旗都打不过。可想而知最厉害的"上三旗"战斗力是多么恐怖，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由于皇太极亲自统领，相当于皇帝亲军，所以被称为"上三旗"
八旗军恐怖的战斗力主要在两个因素：一是单兵能力，八旗军的满八旗和蒙八旗的士兵都是从小练习骑射，而且从不断的内斗中统一起来，彪悍程度可想而知。
而汉八旗又是八旗军装备火器的的重装部队，汉军之所以在满语中被称为"重兵"，也正是由于投降汉人铸造、掌管火炮而得名。
因此可知汉军创制之初扮演着八旗军队中"重炮兵部队"的角色，火炮对于后金军队的重要性也使得汉军地位获得了提高。清军入关之后，对中原的地形和敌情的了解方面，汉军要相较满洲更为熟悉。汉军越来越显示出比八旗满洲更强悍的战斗力，使得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后南征西讨的先锋。尤其是在攻城和南方多山地带，满洲骑兵不得施展，汉军便成了清朝攻占这类地区的主力部队。
二是将领能力，八旗军的几个旗主有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多尔衮、阿济格、多铎、豪格这些人，再加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些都是身经百战的顶级将领。
到了清朝入关后，虽然八旗军人数达二十万，但兵力仍远远不足。为了加强对领土的有效统治，清政府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所以这些汉军被称为"绿营兵"，独立于八旗军。在清朝初年，大多为汉人的绿营军的职责尚只是镇守疆土，但随着八旗的腐化 ，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在三藩之乱中，清军就是以绿营为骨干，先后派遣了四十余万绿营兵作战。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
可是承平日久，绿营军很快也在整日忙于搞灰色收入中，迅速的腐朽，战斗力直线下降。况且，绿营军在武器上，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湘军和淮军取代了溃不成军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湘、淮军不是国家正规的"经制兵"，而是带有地域形态私军性质的勇营"。
由此带出中国军事近代化历程中两种非常矛盾诡谲的趋向：
其一，一般国家军事近代化的过程包含有两个并驾齐驱的指标，即装备及训练近代化与军队的国家化与时并进。而湘、淮军的出现则使这两个指标出现逆反方向运动，在装备级训练近代化的同时，非但没有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反而走了一条私属化的道路。经过甲午战争，湘、淮势力衰落，乘势而起的北洋集团的私属性和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明显。
其二，在近代频发的战争环境中，军人渐居国家政途的中心，但是军队在逐渐转入国家中心位置的时刻，却像一批脱缰的野马开始脱离国家体制的束缚，国家权力的缰绳已经开始绑不住这些军人了。
军队与清政府日益疏离，清政府虽几度想收回对军权的控制，分别设立过"督办军务处"、"武卫军"、"练兵处"、"陆军部"等军事机构，但是收效甚微。
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为加强陆军力量，下令由张之洞、聂士成、袁世凯等编练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史称新军，全称"新建陆军"。但是军队国家化的过程与军队皇族化的动作搅合在一起，反而引起"新军"广大官兵的极度反感，使得"新军"的近代化过程又成了"革命化"的过程。一直到辛亥时期，南方的"新军"多受革命影响，革命党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北方的"新军"多受北洋操纵。辛亥起义恰由居于南北冲要的武昌"新军"发动，在南北方的新军中引起殊途同归的反应。
截止到1911年，清廷在全国编练已成的14个镇、18个混成协。"镇"相当于军区，例如北洋六镇，就是分别驻扎在北京。天津和山东等地的六支新式军队。而混成协不算是战时编制，因为编练新军对于各省来说，财政花费实在太大，因此从河南新军开始，采取了变通办法，先成立混成一协，以后再扩为一镇。这个办法后在全国各地推广，于是出现了一批混成协。各省各自编练新军达到协的标准，呈请练兵处（后为陆军部）批准成协，如果审批通过则授予无数字番号的混成协（如"陕西陆军混成协"）或有数字番号暂编混成协（如"四川暂编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各省编练新军达到一镇的标准，陆军部派员亲临校阅，则授予"镇"的编制。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14个镇、18个混成协当中，就有有7个镇、10个混成协相继反正，其中南方新军就占7个镇和8个协，各省光复多由他们牵动。袁世凯的北洋军则扮演了另外的角色，在获得孙中山"虚位以待"的承诺后，46名北洋将领联名诉求"立定共和"，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由是清帝被迫退位。
所以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一场"新军兵变"，也不能说没有根据。辛亥时各地光复政府纷纷成立"军政府"，这种情况形象而又深刻地说明"政府"对"军队"的依从，这再典型不过地印证了军人从一种地位较低的职业集团向左右社会的最强势集团的位移，但是这种位移却移出了王朝的轨道。这样的军队不但未能成为王朝的保护者，反而成了推翻王朝的重要力量。
财权的流失
清朝实行过一种财政制度——协饷制度。
在乾隆年间，清朝在新疆常驻的军队约4．5万人。所以新疆每年的军政费用需白银200余万两，而新疆全年货币形式的赋税收入，仅有白银10余万两。清政府于是规定，新疆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留归新疆各地使用。新疆地方财政的收支差额问题，则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饷"解决。新疆遇到大事时，由清朝中央政府拨专款支持，称为"专饷"。 然后其他财政收入大省和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协饷制度"。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协饷制度作为"清朝政府财政分配运转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陷入崩溃，中央财政失控，丧失了对地方财政协调能力，导致财权下移，地方开始掌握财政权。
清朝未年，满清王朝一方面需要支付巨额的皇室开支，一方面又要应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几乎完全丧失对地方财政的协调能力。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惟有自筹生计。上次在讲解《海军衙门：一个被大清会典阉割掉档案的衙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海军衙门之所以无法控制地方事务，就是因为海军衙门财力短缺，地方如果自己筹钱做事，海军衙门也无可奈何，道理很简单：我不用你的钱，你也无权管我。
清廷在减少或放弃对地方财政支持的同时也不得不减弱或放弃对财权的垄断。一系列由地方支配或参与分配的新财源相继确立。其中的大项有厘金（又称捐厘，清末至民国时期由地方筹集饷银而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关税、铸币、公债等。
关于厘金，有资料显示，1853-1864年间，全国平均年收入厘金1000万两，成为除地丁外的第二大税收，但其收支权却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关于关税，1849年时清朝的海关关税仅为221万两，1863年时增加到875万两，此后仍不断增加，成为第三大税源，但却由列强、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三方分享，其中地方占的份额很大，如湘、淮军开支的很大部分便是来自江海关的洋税。
关于铸币，1887年，朝廷批准广东省设"官局"制造"龙洋"，这是官铸银元的开始，却由地方控制，到1905年，有12个省的督抚设立"官局"达15所，经手货币铸制和钱票发行，获取高额利润，户部"概不与闻"。
福建官局制造的光绪元宝
关于公债，仅1905年到1909年，只是由湖南、湖北、直隶安徽四省发行的公债数额就达960万两。到19世纪末，各省自设的"官银局"、"官钱局"等地方金融机构，"总粮台"、"军需局"等地方财政机构和"厘金局"、"捐输局"等地方税务机构已日渐完善，形成"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的局面。地方还对应缴中央财政的款项大加截留，"每年解部不过十之六七"。
地方还敢截留中央的款项，清廷的心在滴血。
清政府虽然也曾多次试图清理财政，重建集揽财权的中央权势，但是均未成功。
清朝内部的军权和财权这两种"器官"都已经严重变质，就算碰不上孙文等革命党的造反，身体机制也只能苟延残喘，妄想让他靠自己的免疫力能恢复甚至痊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清廷万万是没有续命的能力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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