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王朝的崩潰，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清王朝的反對力量不將其推翻，而是給清王朝足夠的時間從容進行"改革"，那麼，對中國近代化的發展將更為有利。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但是既然假設了，我們就分析一下，是不是如若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不起來反對清王朝，清王朝的就能從容的發展下去，甚至有可能中興呢？
既然這道假設題排除了外界干擾，那我們就給清王朝做個外科手術，通過解剖內裡，我們來看看清王朝的五臟六腑是否還健朗蓬勃的？
五臟六腑的東西太多，我們只挑出兩樣"器官"來看——軍隊和財權。因為對任何一級政府而言，最要緊的政治權力無外乎三項:軍權、財權、行政管理權。而軍權和財權又是重中之重。如果這兩種"器官"運行還能正常，那麼這個生命體還有延續的可能，如果這兩樣"器官"已經腐爛變質，那麼這個生命體斷不可救。
軍隊的私屬化甚至革命化
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康乾盛世"之時，清朝曾是擁有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武裝力量的國家。八旗兵和綠營兵作為清王朝的正規軍，曾經顯赫一時。
滿洲八旗軍在遼東斬殺明軍數十萬，均為明軍精銳，在1644年以前5次入關掃蕩，攻破州縣數十個，俘虜人口幾十萬，而自身損失卻很輕微。
八旗軍騎兵作戰機動性強，肉搏能力也大大強於明軍，馬上射箭更是漢人騎兵做不到。
明軍確實拿八旗軍一點辦法都沒有，就算是身經百戰，九死一生，斬殺明軍和明朝地主武裝無數的李自成老營流民們，在山海關作戰中，被2-3萬戰鬥力在滿洲中算一般的正白旗和鑲白旗像切菜一樣斬殺大半，明軍更是連滿洲兵中戰鬥力最弱的鑲藍旗都打不過。可想而知最厲害的"上三旗"戰鬥力是多麼恐怖，正黃旗、鑲黃旗、正藍旗由於皇太極親自統領，相當於皇帝親軍，所以被稱為"上三旗"
八旗軍恐怖的戰鬥力主要在兩個因素：一是單兵能力，八旗軍的滿八旗和蒙八旗的士兵都是從小練習騎射，而且從不斷的內鬥中統一起來，彪悍程度可想而知。
而漢八旗又是八旗軍裝備火器的的重裝部隊，漢軍之所以在滿語中被稱為"重兵"，也正是由於投降漢人鑄造、掌管火炮而得名。
因此可知漢軍創制之初扮演著八旗軍隊中"重炮兵部隊"的角色，火炮對於後金軍隊的重要性也使得漢軍地位獲得了提高。清軍入關之後，對中原的地形和敵情的瞭解方面，漢軍要相較滿洲更為熟悉。漢軍越來越顯示出比八旗滿洲更強悍的戰鬥力，使得他們成為了清朝入關後南征西討的先鋒。尤其是在攻城和南方多山地帶，滿洲騎兵不得施展，漢軍便成了清朝攻佔這類地區的主力部隊。
二是將領能力，八旗軍的幾個旗主有莽古爾泰、濟爾哈朗、多爾袞、阿濟格、多鐸、豪格這些人，再加上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些都是身經百戰的頂級將領。
到了清朝入關後，雖然八旗軍人數達二十萬，但兵力仍遠遠不足。為了加強對領土的有效統治，清政府招降明軍、招募漢人組織軍隊，以綠旗為標誌，以營為單位，所以這些漢軍被稱為"綠營兵"，獨立於八旗軍。在清朝初年，大多為漢人的綠營軍的職責尚只是鎮守疆土，但隨著八旗的腐化 ，綠營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強。在三藩之亂中，清軍就是以綠營為骨幹，先後派遣了四十餘萬綠營兵作戰。乾隆、嘉慶兩朝，綠營總兵六十餘萬，成為軍事主力。
可是承平日久，綠營軍很快也在整日忙於搞灰色收入中，迅速的腐朽，戰鬥力直線下降。況且，綠營軍在武器上，也開始出現了嚴重的不足。
因此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湘軍和淮軍取代了潰不成軍的八旗兵和綠營兵。但湘、淮軍不是國家正規的"經制兵"，而是帶有地域形態私軍性質的勇營"。
由此帶出中國軍事近代化歷程中兩種非常矛盾詭譎的趨向：
其一，一般國家軍事近代化的過程包含有兩個並駕齊驅的指標，即裝備及訓練近代化與軍隊的國家化與時並進。而湘、淮軍的出現則使這兩個指標出現逆反方向運動，在裝備級訓練近代化的同時，非但沒有實現軍隊的國家化，反而走了一條私屬化的道路。經過甲午戰爭，湘、淮勢力衰落，乘勢而起的北洋集團的私屬性和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明顯。
其二，在近代頻發的戰爭環境中，軍人漸居國家政途的中心，但是軍隊在逐漸轉入國家中心位置的時刻，卻像一批脫韁的野馬開始脫離國家體制的束縛，國家權力的韁繩已經開始綁不住這些軍人了。
軍隊與清政府日益疏離，清政府雖幾度想收回對軍權的控制，分別設立過"督辦軍務處"、"武衛軍"、"練兵處"、"陸軍部"等軍事機構，但是收效甚微。
甲午中日戰後，清政府為加強陸軍力量，下令由張之洞、聶士成、袁世凱等編練新式陸軍，"習洋槍，學西法"，史稱新軍，全稱"新建陸軍"。但是軍隊國家化的過程與軍隊皇族化的動作攪合在一起，反而引起"新軍"廣大官兵的極度反感，使得"新軍"的近代化過程又成了"革命化"的過程。一直到辛亥時期，南方的"新軍"多受革命影響，革命黨對"新軍之運動，已普及於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機局已算成熟"。北方的"新軍"多受北洋操縱。辛亥起義恰由居於南北衝要的武昌"新軍"發動，在南北方的新軍中引起殊途同歸的反應。
截止到1911年，清廷在全國編練已成的14個鎮、18個混成協。"鎮"相當於軍區，例如北洋六鎮，就是分別駐紮在北京。天津和山東等地的六支新式軍隊。而混成協不算是戰時編制，因為編練新軍對於各省來說，財政花費實在太大，因此從河南新軍開始，採取了變通辦法，先成立混成一協，以後再擴為一鎮。這個辦法後在全國各地推廣，於是出現了一批混成協。各省各自編練新軍達到協的標準，呈請練兵處（後為陸軍部）批准成協，如果審批通過則授予無數字番號的混成協（如"陝西陸軍混成協"）或有數字番號暫編混成協（如"四川暫編陸軍第三十三混成協"）。各省編練新軍達到一鎮的標準，陸軍部派員親臨校閱，則授予"鎮"的編制。
武昌起義爆發後，在14個鎮、18個混成協當中，就有有7個鎮、10個混成協相繼反正，其中南方新軍就佔7個鎮和8個協，各省光復多由他們牽動。袁世凱的北洋軍則扮演了另外的角色，在獲得孫中山"虛位以待"的承諾後，46名北洋將領聯名訴求"立定共和"，否則將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由是清帝被迫退位。
所以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其實就是一場"新軍兵變"，也不能說沒有根據。辛亥時各地光復政府紛紛成立"軍政府"，這種情況形象而又深刻地說明"政府"對"軍隊"的依從，這再典型不過地印證了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職業集團向左右社會的最強勢集團的位移，但是這種位移卻移出了王朝的軌道。這樣的軍隊不但未能成為王朝的保護者，反而成了推翻王朝的重要力量。
財權的流失
清朝實行過一種財政制度——協餉制度。
在乾隆年間，清朝在新疆常駐的軍隊約4．5萬人。所以新疆每年的軍政費用需白銀200餘萬兩，而新疆全年貨幣形式的賦稅收入，僅有白銀10餘萬兩。清政府於是規定，新疆的所有財政收入都留歸新疆各地使用。新疆地方財政的收支差額問題，則通過內地省份的"協餉"解決。新疆遇到大事時，由清朝中央政府撥專款支持，稱為"專餉"。 然後其他財政收入大省和海關都要分擔新疆所需的財政支出。這在歷史上被稱為"協餉制度"。
但是到了太平天國時期，協餉制度作為"清朝政府財政分配運轉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制度"陷入崩潰，中央財政失控，喪失了對地方財政協調能力，導致財權下移，地方開始掌握財政權。
清朝未年，滿清王朝一方面需要支付鉅額的皇室開支，一方面又要應付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清廷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幾乎完全喪失對地方財政的協調能力。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惟有自籌生計。上次在講解《海軍衙門：一個被大清會典閹割掉檔案的衙門》的文章中也提到過，海軍衙門之所以無法控制地方事務，就是因為海軍衙門財力短缺，地方如果自己籌錢做事，海軍衙門也無可奈何，道理很簡單：我不用你的錢，你也無權管我。
清廷在減少或放棄對地方財政支持的同時也不得不減弱或放棄對財權的壟斷。一系列由地方支配或參與分配的新財源相繼確立。其中的大項有厘金（又稱捐釐，清末至民國時期由地方籌集餉銀而徵收的一種商業稅，因其初定稅率為1釐(1%)﹐故名厘金。）、關稅、鑄幣、公債等。
關於厘金，有資料顯示，1853-1864年間，全國平均年收入厘金1000萬兩，成為除地丁外的第二大稅收，但其收支權卻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關於關稅，1849年時清朝的海關關稅僅為221萬兩，1863年時增加到875萬兩，此後仍不斷增加，成為第三大稅源，但卻由列強、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三方分享，其中地方佔的份額很大，如湘、淮軍開支的很大部分便是來自江海關的洋稅。
關於鑄幣，1887年，朝廷批准廣東省設"官局"製造"龍洋"，這是官鑄銀元的開始，卻由地方控制，到1905年，有12個省的督撫設立"官局"達15所，經手貨幣鑄制和錢票發行，獲取高額利潤，戶部"概不與聞"。
福建官局製造的光緒元寶
關於公債，僅1905年到1909年，只是由湖南、湖北、直隸安徽四省發行的公債數額就達960萬兩。到19世紀末，各省自設的"官銀局"、"官錢局"等地方金融機構，"總糧臺"、"軍需局"等地方財政機構和"厘金局"、"捐輸局"等地方稅務機構已日漸完善，形成"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的局面。地方還對應繳中央財政的款項大加截留，"每年解部不過十之六七"。
地方還敢截留中央的款項，清廷的心在滴血。
清政府雖然也曾多次試圖清理財政，重建集攬財權的中央權勢，但是均未成功。
清朝內部的軍權和財權這兩種"器官"都已經嚴重變質，就算碰不上孫文等革命黨的造反，身體機制也只能苟延殘喘，妄想讓他靠自己的免疫力能恢復甚至痊癒，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清廷萬萬是沒有續命的能力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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