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五十餘年，清風兩袖；過手萬千財物，一無所取。”據傳，這是後人為緬懷中唐賢相李勉而撰寫的一副對聯。
李勉（717-788），字玄卿，宋州宋城縣（今河南商丘）人。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李勉是頗為特殊的一位。他是唐高祖李淵第十三子、鄭王李元懿的曾孫，憑“親戚之法”而非科舉入仕。在“安史之亂”前後的大變局時期，他歷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擔任過開封縣尉、監察御史、京兆尹、御史大夫、工部尚書等職位，獲封汧國公，還曾在多地出任節度使，晚年入朝為相。
李勉像 簡仁山 作
雖然出身宗室，但從政數十年來，李勉始終公忠雅正、嚴懲汙吏、立身清儉、關心民瘼，被陸贄、劉昫等文史學者推為宗臣之表、國儲（太子）之師。在出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的數年間，李勉平定叛亂、協調外貿，並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江中沉寶”的美談。
不僅如此，李勉還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他精通音律，擅長演奏、作曲、制琴，是被明代《琴書大全》載入史冊的全能型古琴妙手；同時，因一生行事頗具扶危濟厄、古道熱腸的任俠之風，其事蹟多次被《太平廣記》《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說加以衍化、宣揚。
談到李勉，宋代費樞在《廉吏傳》裡曾做過一番評價：“論曰廉貧之節，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難，何則？非素習也。歷觀前代，惟漢唐宗室之賢為冣（同‘最’）多，其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
那麼，李勉是怎麼做到處榮華之地而不改廉潔之志的呢？這還要從他的家族說起。
家風清正 開封懲貪
李勉成長於唐玄宗執政的“開元盛世”，此時距離唐高祖李淵一統江山已過百年，天下承平已久。原本旗鼓相當的李氏諸王家族，呈現出顯隱窮達不斷分化之格局。“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新唐書·宗室世系表》）
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唐代統治階級在選拔用人標準上，從早期注重門第、血統，愈發向著文學、理政等實際才幹傾斜。玄宗在位期間，為防範近支宗室把持高位，實行“開元新制”，量能考行，從而使得疏宗後裔獲得了更多嶄露頭角的機會，才茂宗卿、功業突出者，縱非嫡嗣亦能致遠。
李勉所屬的鄭王這一脈，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其曾祖李元懿聰慧好學，政績不凡，曾“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為此獲得高宗的嘉賞（參見《舊唐書·列傳第十四》）；其父李擇言曾任漢、褒、相、岐四州刺史，亦以嚴厲幹練著稱。李擇言守漢州（今四川廣漢）時，曾經做過宰相的益州長史張嘉貞對待管內刺史態度一向簡傲，唯獨常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對其格外賞識。
據史書記載，李勉自幼勤讀經史，成年後養成了“沉雅清峻”的個性。值得一提的是，他雖為刺史之子，但《新唐書》本傳稱其少年時家境“貧狹”，李勉日後能成長為一代廉相，應在一定程度上受惠於家風的薰染。
李勉出仕之前，就有“信而埋金”的義舉流傳於世。他在外出遊歷時，與一位儒生同住一家客棧。儒生病重之際，將隨身所帶金銀秘密交付李勉，委託他操辦後事，並願以剩餘的財物相贈。安葬儒生時，李勉悄悄將餘金藏於棺槨之中，直到其家人聞訊趕來時，才重新開棺取金奉還。《太平廣記》中也有一則類似的軼聞，只不過客死他鄉的儒生變成了一名波斯商人，金銀則改為寶珠，或許就是由“埋金”一事演變而來。
李勉埋金 簡仁山 作
儘管李勉作為宗室子弟，可以沾門蔭之光、走“捷徑”入仕，但他依然要從基層崗位做起。在他擔任汴州開封（今河南開封）縣尉時，汴州為水陸交通要衝，三教九流雜處之地，一向難於治理。李勉走馬上任後治理勤勉，以“擒奸擿伏”（捉拿奸邪，揭發隱惡）揚名。
《唐語林·補遺》記載，有不良汙吏為試探李勉執法之寬猛，故意受賄，還放出風聲“通知”李勉。李勉限其三日之內自首，逾期則舁櫬（抬著棺材）相見。 不料此人無視警告，三日之後竟然讓人抬著棺材到縣衙招搖尋釁。李勉言出法行，當場命令吏卒將其裝入棺材，鑿釘封棺，沉入汴河。此後，開封官場再也沒有人敢以身試法了。
不阿權貴 破除陋習
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失守，宗社幾覆。唐玄宗逃至蜀中，唐肅宗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至德（756-758）初年，李勉赴靈武擔任監察御史。此時正逢亂世，武將大多恃勳而貴，在朝堂之上背闕（背向王位）而坐，放肆談笑。李勉見此提出彈劾，肅宗感嘆：“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於是提拔他為司膳員外郎。
自躋身中央朝廷以來，李勉不斷展現出其父輩精察善斷的特質。當時，關東獻上一批俘虜等待處斬。李勉發現囚犯中有一人仰天長嘆，經過審問，得知此人乃是遭到脅迫，並非蓄意造反。他力勸肅宗施行仁政，使得有“點汙”之人“澡心歸化”，戴罪效力，若不分情由一律殺之，將之逼上絕路，等於資助凶逆。肅宗覺得有理，立即宣佈赦免，由是“歸化日至”。（參見《舊唐書》本傳）
克復長安以後，李勉累歷清要之位，遷至河南少尹、山南西道觀察使等職。有一次，李勉得知昔日的下屬王晬被譖言所誣，即將被處死。緊急關頭，他將實情飛表上奏，使得王晬獲釋，而自己卻因抗旨被貶官。
李勉忠貞尚義的個性，在稗官野史、雜記小說中多有體現。如《醒世恆言》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一則，講述了李勉查明案情真相，寬赦罪犯，卻不僅為此丟官，還惹來殺身之禍的故事。雖是小說筆法，但文中提到李勉“專尚平恕”，不用酷刑，推勘縝密，杜絕冤獄，是有一定歷史依據的。
對身陷囹圄的忠良，李勉屢屢犯險施救；而對於怙勢作威的寵臣，他鯁亮介直，不肯曲意逢迎，與李輔國、魚朝恩等當權的宦官勢力接連牴牾。
李輔國是唐代第一個封王拜相的宦官，因擁戴肅宗靈武即位有功，成為天子心腹。從起草敕令、批閱奏疏，到符印軍號、調遣禁軍，盡在其掌握之中。肅宗駕崩後，李輔國又因擁立代宗被尊為“尚父”，至此愈發跋扈。
李勉之前的諸位宰相，不事權貴如張鎬，試圖鉗制宦官、權歸中央如李峴，都曾遭到毀謗或打壓，繼而被罷相。出身於隴西望族的李揆，為了保住相位，不惜阿附李輔國，“執子弟之禮”。
即便如此，當李輔國示意李勉對自己行降禮（跪拜施禮）時，李勉不為所屈，因此遭李輔國忌恨，一度被排擠出中央朝廷，經歷數次遷轉，才得以重返決策中樞。
大曆二年（767），李勉因軍功受賞，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宦官魚朝恩時任觀軍容使、知國子監事（國子監為古代最高學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機構），每到國子監視察時隨員龐雜。前任京兆尹（長安所在的京畿地區行政長官）出於獻媚之心，都要傾盡府中人力物力，精心置辦幾百人的宴席。
李勉上任後，逢魚朝恩又來國子監，下屬提醒他“遵循舊例”極力款待。李勉回覆說：“魚朝恩是國子監事，我到太學來見他，理應他宴請我才是。如果他來京兆府，我豈敢不準備飯菜呢？”魚朝恩得知後銜恨在心，以後再也不到太學去了。而李勉後來也被人接替了京兆尹職位，於大曆四年（769）出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廉潔自持 江中沉寶
李勉任職嶺南期間最突出的成績，一是平定馮崇道、朱濟時叛亂，為百姓安居樂業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環境；二是振興海上商貿，不乘職權之便，對往來商船強徵暴斂。抵埠的外國商船從他初來時每年僅四五艘，增加到一年之後的四十餘艘，對外貿易一改往日的蕭條，呈現出貨殖殷繁、商賈奔湊的景象。
除了禁腐肅貪，李勉在生活上更是素淡簡樸，器用、車輿、禮服從不增補修飾。離任北歸之際，他特意在舟行途中停船，將家人所攜帶的珍奇南貨悉數搜出，投入江中，以示不儲“贏藏”（蓄藏餘財）的決心。官民深受感動，稱讚他是比肩宋璟、盧奐、李朝隱的清官，還向朝廷請求為李勉立碑頌德，獲得了代宗的許可。
李勉晚年曾任滑亳節度使，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藩鎮將帥都對他既尊敬又忌憚。他作於大曆九年（774）的《滑州新驛記》，收錄於《全唐文》，記錄了他在鎮守滑州（今河南滑縣）期間新修安史之亂中被毀驛館的過程，闡明瞭摒除浮華、務求實用的工作原則。在李勉看來，雕樑畫棟之類的夸麗作風，不但對驛館供人遮陰休憩的基本功用無益，而且令人“玩巧蕩神”，只會虛費公帑。李勉為何崇尚“清廉簡易”之道，由此可見一斑。
李勉一生躬行清儉，但在私人生活上並非毫無情趣追求。事實上，李勉自幼博古探奇，善鼓琴，好詩文。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傳》提到，李勉“多蓄古今玩器”。明萬曆間琴家蔣克謙所輯《琴書大全》稱，李勉工於制琴，曾以小塊優質桐材膠結拼合製成“百衲琴”，所斫名琴“韻磬”“響泉”，皆屬上品。另有專著《琴徽字議》、琴曲《靜觀吟》等作品傳世。
後世琴家對《靜觀吟》有一段題解：“唯靜觀，則心境澄清，外誘不擾，而能浮雲富貴，草芥功名。”堪為今人探尋、解讀李勉為官心境之參考。
貴州遵義古法斫琴師的傳承與堅守 中新社圖片
德宗繼位後，李勉入職中書門下平章事，居將相高位，仍禮賢下士，關心同僚。所得祿俸賞賜皆分贈給親友，以致身後無餘財。貞元四年（788），李勉病逝，德宗冊書追贈為“太傅”，諡號“貞簡”。
縱觀唐代憑藉門蔭入仕的宰相，成就各有不同，史家評價懸殊。如李林甫亦有才華，精通音律，卻因大權獨握、紊亂朝綱，死後落得削官抄家、子孫流放的悽慘結局；而李勉同樣是門閥制度的受惠者，卻一生正直端莊、寬厚廉謹、貞明寡慾，終成海內名臣。
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所言：“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所謂“親親用賢之道”，不在親疏之際，而在是否存有“至公之心”。
李勉的生平故事說明，比起官員的家庭出身、入仕途徑，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工作中能否堅持嚴於律己、遵紀守法。良好的家庭環境應成為一個人履職的積極推動因素，而非滋生驕縱、奢華之念的絆腳石。同時，業餘保持高雅的興趣愛好，有助於個人修身正心，但不能因此荒廢本職工作，更不能任其成為貪腐慾望之源。
【評說李勉】
“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費樞《廉吏傳》中的這句話，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所謂“富貴利達”，因為李勉的宗室身份。在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任上，李勉便可圈可點。“性廉潔”的他，不僅“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而且卸任之時，“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後世包拯離開端州有停舟擲硯之舉，或效仿李勉也說不定。
身份特殊，一舉一動所起到的示範作用會更明顯。唐代宗有過“毀除白渠水支流碾磑，以妨民溉田”的詔令。碾磑，即利用水力啟動的石磨。但是郭曖家的四輪碾磑，“所司未敢毀撤”。因為郭曖是“安史之亂”中領軍收復兩京功臣郭子儀的六兒子，老婆則是代宗的四女兒昇平公主。父親告誡女兒：“吾行此詔，蓋為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率為眾先。”果然，公主“即日命毀”自家碾磑之後，“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之”。李勉之廉，大家是看在眼裡的，所以他離開嶺南後，“人吏詣闕請立碑”。
明朝劉宗周給崇禎皇帝提出了一種識人方法，要義正來自李勉。唐德宗怎麼也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看好的盧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認同，滿面狐疑地問：“眾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站出來回答：“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幾百年後，劉宗周念念不忘，甚至將之視為“萬世辨奸之要”，任何時候都屢試不爽。“要”在哪裡？如果一個人在長官面前是人而在大眾面前是鬼，必奸邪無疑。在肅宗朝，李勉當過監察御史，那該是他實踐中的總結概括了。
“李勉一人而已”，足見“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之難。唯其難，更見李勉品行的可貴。以之立朝，更有十足的底氣。
——潮白
（刊載於南方日報2020年3月27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客戶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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