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說的德宗對富豪階層打擊的財政稅收政策和當時對河北和河南兩地用兵的強大需求造成的緊張供應局面，是爆發涇原兵變的大前提，讓我們看到爆發兵變的必然性。我們接著談到了陸贄的以李懷光對付李希烈的建議和調崔縱為河北四節度使的糧草押運官，則是士族對當時局勢的一步關鍵應對。這個關鍵在於是隨著後面的情況的發展的同，可左可右，總之，士族朝臣們為了應對馬上到來的大變，已經再最重要的崗位上安插了自己的人。接著自然是靜等大變開始。
大變開始，自然還需要一個契機，也就是說需要一個具體的時間和事件來引爆。這個具體的事件所起的作用就是引導事情的發展方向變得更加清晰，讓大家在迷茫的情況下看得清道路該怎麼走。簡單說就是平衡被打破，誰的力量開始佔上風已經清晰了。
這個起到契機作用的事件，從《資治通鑑》的編輯看，就是唐德宗親自指揮的襄城保衛戰的失敗。
1，滬澗之敗的原因是什麼？
可是，在《資治通鑑》的編輯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稀裡糊塗的戰敗記錄。
建中四年，783年，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可是救襄城的戰鬥卻是在九月才打。這個很容易理解，軍隊打仗得有一定的準備，還得加上行軍時間。注意，這裡調動的是神策軍，是皇帝的直屬部隊。所以當然是從長安開過來的。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滬澗亦作扈澗。在今河南郟縣西四十里。這是一條小水，山間的溪澗一類的水流，源出滬陽山，南流入汝河。
（滬澗所在位置，大約是黃澗河位置）
（滬澗所在位置，大約是黃澗河位置）
（滬澗所在位置，大約是黃澗河位置）
從地理位置標註看，這個古代的滬澗可能是現在的黃澗河，我們從地圖看正好是於汝河相交，其位置大體是在汝州和郟縣之間。也大體符合郟縣西四十里這個標誌。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言、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蔣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之所以戰敗，從通鑑這裡看，是德宗皇帝指揮失誤造成的。李勉提出的策略是圍魏救趙的策略，就是攻打許州，從而逼迫李希烈將圍困襄城的叛軍調回來。李勉先給德宗上的書，上書完了，李勉這邊就開始提前調動軍隊了。結果唐漢臣和劉德信沒有走多遠，德宗否定這個思路的詔書就來了，只好奉命往回撤。結果撤兵的時候，沒有把探子撒出去，就這樣，中了人家李希烈的大將李克誠埋伏，被殺個大敗。估計這個埋下伏兵的地方就是滬澗這個地方。接著，劉德信逃到汝州，而唐漢臣在跑回了大梁。只後，李希烈的軍隊就借勢前進到了伊闕，這就馬上到東都。所以，李勉趕盡又調派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結果，李希烈卻將李堅的歸路給斷了。這樣，李勉的汴州的軍事力量就衰落下來了。而襄城就更加危險了。
第一個疑問是李勉為什麼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建議？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此外，李勉也絕不是一個縮手縮腳，畏首畏尾的人。這點比較奇怪。
第二個就是，德宗為什麼沒有聽從李勉的建議？按照《通鑑》的記載，當時是翰林學士的陸贄參贊機務，重大軍事行動和軍事指揮的命令都是經過他手的。而且身邊的神策軍將領白志貞也是高參型的人，跟當年李光弼當過參謀的人，怎麼會連圍魏救趙這樣的策略也搞不清楚？如果說劉德信這三千臨時湊的軍隊是直接從長安經過洛陽而後過汝州再到襄城，那麼唐漢臣領導的宣武節度使的軍隊一萬人可就是從汴州或者是商丘這個方向來的，也就是從東方來的。攻擊許州是最為方便的，何以就繞到了滬澗這個汝州和襄城之間的位置去捱打？
東西兩路夾擊襄城
從地圖看，分明是東西兩路夾擊襄城是最合適的策略。在滬澗之敗實在難以理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九十五李希烈傳》：
八月，希烈率眾二萬圍襄城，李勉又令將唐漢臣率兵與劉德信同為曜之影援，皆望風敗衄。
《舊唐書德宗本紀》：丙戌，李勉將唐漢臣、劉德信喪師於扈澗，汴軍自此不振，東都危急。
而《舊唐書》李勉傳也沒有提這檔子事。
《資治通鑑》的記錄和《新唐書列傳56李勉傳》大體一致：
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搗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
不過，這個記錄也就更為讓人糊塗，軍隊按道理是應該從李勉這裡開拔的，也就是從汴州這裡開拔的，才不過幾十里，怎麼就會在滬澗這裡戰敗呢？根本走不到那裡去啊！連襄城都沒有到，怎麼會到了汝州管轄的地區？飛過去的嗎？司馬光和歐陽修的記錄是將這次滬澗之敗的罪責歸到了唐德宗 的頭上，因為唐德宗插手軍務了。實際背後的意思是唐德宗讓宦官來插手軍務，宣旨當然是宦官，所以這裡是安置德宗縱然宦官插手軍事。但是《舊唐書》沒有這個意思。因此，從各方面看，《資治通鑑》和《新唐書》記載的滬澗之敗的過程和原因都不合邏輯，但是指向唐德宗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從前面曹王李皋的蔡山之戰看，唐德宗完全沒有干預曹王的行動，如果千里干預，蔡山之戰那麼漂亮的奇襲根本不可能。而且李勉是抄非常信得過的宗室重臣。干預李勉就更沒有道理。
歷史記錄不合邏輯，可是各方資料對比看，滬澗之戰肯定是打敗了，因此，這個不合邏輯的記載，一方面可能是缺少資料的原因，但是一方面也可能是掩蓋背後的因素。從比較切實的原因看，我倒是覺得滬澗之敗導致大梁失守，根本就是前文提到的崔縱接任河北四節度使的糧料官，從而將汴州的後勤力量分散了。這是最為確定的因素，而且是後勤方面，甚至是絕對因素。
司馬光和歐陽修，都是在一方面職責德宗重用宦官，一方面又為士族代表的崔縱背後在軍糧上使壞，導致汴州方面失敗的罪責而打掩護。崔縱在滬澗之敗上肯定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
2滬澗之敗後唐軍的領導權轉移到士族手中
在戰爭史上滬澗之戰幾乎是沒有什麼地位的。可是這次戰事卻直接導致了涇原兵變，所以在政治上，卻又有著重大的意義。當然軍事上也有極大的意義，直接的結果就是東都洛陽，襄城都面臨著威脅，稍後導致李勉放棄汴州這個重要的防禦節點。汴州丟失，是極為容易讓河北叛軍、山東叛軍和李希烈的叛軍打成一片的。
而最大的問題是，當劉德信這區區三千人馬被葬送之後，朝廷立刻從新調動軍隊，而正是這次調動軍隊，造成直接的涇原軍發生譁變。
前線失利，後方趕緊部署第二梯隊，新的軍事班子是這樣的：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通鑑卷228》）
舒王李誼，初名謨，昭靖太子李邈子。李邈（746~773年），唐代宗李豫第二子，母為崔貴妃。 所以李誼其實是德宗算是侄子。
唐德宗李適愛其幼，取為第二子。大曆十四年始封舒。舒王於諸王最長，德宗將他作為軍事人才培養的。所以當初拜涇原節度大使。郭子儀重病，德宗還讓他去探望。這都是獲得郭子儀一派的支持的意思。不過，可以想得到，一個皇子當元帥，不過是個樣子。真正的肯定還得靠下面的人。（《新唐書 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 李誼傳 》）
蕭復（732—788年），字履初。祖籍南蘭陵，父駙馬蕭衡，母新昌公主，唐玄宗李隆基外孫，開元宰相蕭嵩孫。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拜相，蕭氏唐朝拜相第五人。 歷任職務：黃門郎、歙州、池州和常州刺史、同州刺史、兵部侍郎、戶部尚書兼統軍長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此看，此次的軍事主導權其實是在這位蕭復手中的。其南方望族，這就決定了他政治傾向。
接著是左司馬孔巢父，這是孔夫子的後代，曾經和李白在一起喝酒吹牛的人。皆非將才。
真正的軍事方面的專家則是諫議大夫樊澤。
樊澤，字安時，從小長在河朔（今河北省）地區。唐代宗時，他被相衛節度使薛嵩表薦為滋州司倉、堯山縣令。 這說明他為什麼懂軍事了，是今天河北地區長大的，受到那邊的薰陶了。但是他本人則是河中人，今山西永濟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樊澤赴京城長安參加制科考試，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及第。 他受宰相楊炎看重，獲其舉薦為左補闕，歷任都官員外郎。 後來還參與了我們前面說的清水之盟。這說明他和士族方面有著很強的聯繫。可是呢， 樊澤喜讀兵書，德宗曾召見樊澤，策問兵法，聽後讚歎所論與自己的主張相合，朝廷也“以其有將帥材”而給與重視，這說明他和德宗又有共同點。總之是一箇中間偏右的勢力。或者說這是當時士族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後來此人對李希烈作戰頗有效果，但那是後話。當然這個人也是德宗極力拉攏的人。
可是總體看，這支軍隊的領導權是在士族手裡的，也就是在蕭復的手中。而蕭復是和盧杞不對付的。
這支部隊的籌建，最重要的信號是，皇帝手中沒有預備隊了，因為用的不是神策軍！
當皇帝沒有神策軍的時候，而身邊的軍事領導權又被士族掌握的時候，涇原兵變就突然開始了。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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