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说的德宗对富豪阶层打击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当时对河北和河南两地用兵的强大需求造成的紧张供应局面，是爆发泾原兵变的大前提，让我们看到爆发兵变的必然性。我们接着谈到了陆贽的以李怀光对付李希烈的建议和调崔纵为河北四节度使的粮草押运官，则是士族对当时局势的一步关键应对。这个关键在于是随着后面的情况的发展的同，可左可右，总之，士族朝臣们为了应对马上到来的大变，已经再最重要的岗位上安插了自己的人。接着自然是静等大变开始。
大变开始，自然还需要一个契机，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和事件来引爆。这个具体的事件所起的作用就是引导事情的发展方向变得更加清晰，让大家在迷茫的情况下看得清道路该怎么走。简单说就是平衡被打破，谁的力量开始占上风已经清晰了。
这个起到契机作用的事件，从《资治通鉴》的编辑看，就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襄城保卫战的失败。
1，沪涧之败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在《资治通鉴》的编辑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稀里糊涂的战败记录。
建中四年，783年，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可是救襄城的战斗却是在九月才打。这个很容易理解，军队打仗得有一定的准备，还得加上行军时间。注意，这里调动的是神策军，是皇帝的直属部队。所以当然是从长安开过来的。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沪涧亦作扈涧。在今河南郏县西四十里。这是一条小水，山间的溪涧一类的水流，源出沪阳山，南流入汝河。
（沪涧所在位置，大约是黄涧河位置）
（沪涧所在位置，大约是黄涧河位置）
（沪涧所在位置，大约是黄涧河位置）
从地理位置标注看，这个古代的沪涧可能是现在的黄涧河，我们从地图看正好是于汝河相交，其位置大体是在汝州和郏县之间。也大体符合郏县西四十里这个标志。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言、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遣二蒋趣许州，未至数十里，上遣中使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无复斥候。克诚伏兵邀之，杀伤大半。汉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勉复遣其将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希烈以兵绝其后，坚军不得还。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之所以战败，从通鉴这里看，是德宗皇帝指挥失误造成的。李勉提出的策略是围魏救赵的策略，就是攻打许州，从而逼迫李希烈将围困襄城的叛军调回来。李勉先给德宗上的书，上书完了，李勉这边就开始提前调动军队了。结果唐汉臣和刘德信没有走多远，德宗否定这个思路的诏书就来了，只好奉命往回撤。结果撤兵的时候，没有把探子撒出去，就这样，中了人家李希烈的大将李克诚埋伏，被杀个大败。估计这个埋下伏兵的地方就是沪涧这个地方。接着，刘德信逃到汝州，而唐汉臣在跑回了大梁。只后，李希烈的军队就借势前进到了伊阙，这就马上到东都。所以，李勉赶尽又调派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结果，李希烈却将李坚的归路给断了。这样，李勉的汴州的军事力量就衰落下来了。而襄城就更加危险了。
第一个疑问是李勉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建议？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此外，李勉也绝不是一个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的人。这点比较奇怪。
第二个就是，德宗为什么没有听从李勉的建议？按照《通鉴》的记载，当时是翰林学士的陆贽参赞机务，重大军事行动和军事指挥的命令都是经过他手的。而且身边的神策军将领白志贞也是高参型的人，跟当年李光弼当过参谋的人，怎么会连围魏救赵这样的策略也搞不清楚？如果说刘德信这三千临时凑的军队是直接从长安经过洛阳而后过汝州再到襄城，那么唐汉臣领导的宣武节度使的军队一万人可就是从汴州或者是商丘这个方向来的，也就是从东方来的。攻击许州是最为方便的，何以就绕到了沪涧这个汝州和襄城之间的位置去挨打？
东西两路夹击襄城
从地图看，分明是东西两路夹击襄城是最合适的策略。在沪涧之败实在难以理解。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列传第九十五李希烈传》：
八月，希烈率众二万围襄城，李勉又令将唐汉臣率兵与刘德信同为曜之影援，皆望风败衄。
《旧唐书德宗本纪》：丙戌，李勉将唐汉臣、刘德信丧师于扈涧，汴军自此不振，东都危急。
而《旧唐书》李勉传也没有提这档子事。
《资治通鉴》的记录和《新唐书列传56李勉传》大体一致：
建中四年，李希烈围襄城，诏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将刘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贼以精兵攻襄城，而许必虚，令兵直捣许，则襄围解。"不待报，使其将唐汉臣与德信袭许，未至数十里，有诏诘让，二将惧而还，次扈涧，不设备，为贼所乘，杀伤什五，辎械尽亡。汉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惧东都危，复遣兵四千往戍，贼断其后不得归。于是希烈自将攻勉，勉气索，婴守累月，援莫至，裒兵万人溃围出，东保睢阳。
不过，这个记录也就更为让人糊涂，军队按道理是应该从李勉这里开拔的，也就是从汴州这里开拔的，才不过几十里，怎么就会在沪涧这里战败呢？根本走不到那里去啊！连襄城都没有到，怎么会到了汝州管辖的地区？飞过去的吗？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记录是将这次沪涧之败的罪责归到了唐德宗 的头上，因为唐德宗插手军务了。实际背后的意思是唐德宗让宦官来插手军务，宣旨当然是宦官，所以这里是安置德宗纵然宦官插手军事。但是《旧唐书》没有这个意思。因此，从各方面看，《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的沪涧之败的过程和原因都不合逻辑，但是指向唐德宗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前面曹王李皋的蔡山之战看，唐德宗完全没有干预曹王的行动，如果千里干预，蔡山之战那么漂亮的奇袭根本不可能。而且李勉是抄非常信得过的宗室重臣。干预李勉就更没有道理。
历史记录不合逻辑，可是各方资料对比看，沪涧之战肯定是打败了，因此，这个不合逻辑的记载，一方面可能是缺少资料的原因，但是一方面也可能是掩盖背后的因素。从比较切实的原因看，我倒是觉得沪涧之败导致大梁失守，根本就是前文提到的崔纵接任河北四节度使的粮料官，从而将汴州的后勤力量分散了。这是最为确定的因素，而且是后勤方面，甚至是绝对因素。
司马光和欧阳修，都是在一方面职责德宗重用宦官，一方面又为士族代表的崔纵背后在军粮上使坏，导致汴州方面失败的罪责而打掩护。崔纵在沪涧之败上肯定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2沪涧之败后唐军的领导权转移到士族手中
在战争史上沪涧之战几乎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是这次战事却直接导致了泾原兵变，所以在政治上，却又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然军事上也有极大的意义，直接的结果就是东都洛阳，襄城都面临着威胁，稍后导致李勉放弃汴州这个重要的防御节点。汴州丢失，是极为容易让河北叛军、山东叛军和李希烈的叛军打成一片的。
而最大的问题是，当刘德信这区区三千人马被葬送之后，朝廷立刻从新调动军队，而正是这次调动军队，造成直接的泾原军发生哗变。
前线失利，后方赶紧部署第二梯队，新的军事班子是这样的：
上以诸军讨淮宁者不相统壹，庚子，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以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自馀将佐皆选中外之望。未行，会泾师作乱而止。（《通鉴卷228》）
舒王李谊，初名谟，昭靖太子李邈子。李邈（746~773年），唐代宗李豫第二子，母为崔贵妃。 所以李谊其实是德宗算是侄子。
唐德宗李适爱其幼，取为第二子。大历十四年始封舒。舒王于诸王最长，德宗将他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所以当初拜泾原节度大使。郭子仪重病，德宗还让他去探望。这都是获得郭子仪一派的支持的意思。不过，可以想得到，一个皇子当元帅，不过是个样子。真正的肯定还得靠下面的人。（《新唐书 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 李谊传 》）
萧复（732—788年），字履初。祖籍南兰陵，父驸马萧衡，母新昌公主，唐玄宗李隆基外孙，开元宰相萧嵩孙。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拜相，萧氏唐朝拜相第五人。 历任职务：黄门郎、歙州、池州和常州刺史、同州刺史、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兼统军长史、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看，此次的军事主导权其实是在这位萧复手中的。其南方望族，这就决定了他政治倾向。
接着是左司马孔巢父，这是孔夫子的后代，曾经和李白在一起喝酒吹牛的人。皆非将才。
真正的军事方面的专家则是谏议大夫樊泽。
樊泽，字安时，从小长在河朔（今河北省）地区。唐代宗时，他被相卫节度使薛嵩表荐为滋州司仓、尧山县令。 这说明他为什么懂军事了，是今天河北地区长大的，受到那边的熏陶了。但是他本人则是河中人，今山西永济县。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樊泽赴京城长安参加制科考试，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 他受宰相杨炎看重，获其举荐为左补阙，历任都官员外郎。 后来还参与了我们前面说的清水之盟。这说明他和士族方面有着很强的联系。可是呢， 樊泽喜读兵书，德宗曾召见樊泽，策问兵法，听后赞叹所论与自己的主张相合，朝廷也“以其有将帅材”而给与重视，这说明他和德宗又有共同点。总之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势力。或者说这是当时士族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后来此人对李希烈作战颇有效果，但那是后话。当然这个人也是德宗极力拉拢的人。
可是总体看，这支军队的领导权是在士族手里的，也就是在萧复的手中。而萧复是和卢杞不对付的。
这支部队的筹建，最重要的信号是，皇帝手中没有预备队了，因为用的不是神策军！
当皇帝没有神策军的时候，而身边的军事领导权又被士族掌握的时候，泾原兵变就突然开始了。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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