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有一句饱受诟病的话，"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因为严格遵循统治阶层的逻辑，忽略了统治的内在合法性，因而招来无数的攻讦。
这句话其实本意是不错的，只是这里的安内作处理好统治阶层的腐化问题就行。
一切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其核心都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腐化和堕落，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句话的主人公，在说这句话之后没有十年，和楚汉相争时的项羽结局类似，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终丢了江山。
无独有偶，当年吊死煤山的崇桢皇帝，也是把江山的丢失怪罪于内部的衰败，却不去说是因为敌国的强悍导致的亡国。
这样的场景在华夏帝国的历史上一再地出现，成为一个走不出来的怪圈，要么沦亡于外族的入侵，要么被国内的造反者推翻，这样的状态一再地发生，使东亚产品生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史观，这种史观认为历史是不会进步的， 只会在盛世和衰世的交替里轮回。
在华夏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初始，在这块大陆的另一端，另一个同样规模的帝国也在成形，这个帝国同样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样也可以位列人类所创立的最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
假如不算如今的美国，罗马帝国完全有可能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在罗，帝国创立之初，就已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类似于代议制的元老院:有任期限制的保民官；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法律审判，可以说早期的罗马帝国具备了一个伟大国家的一切要素，在担提图斯.李维的<>一书中，对罗马早期国家的道德行为赞誉有加，人们崇尚简朴清贫的生活，这使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军队富有战斗 力。这也是罗马能迅速扩张的基础。
但是罗马帝国的后期，那份奢侈是非常惊人的，据传的图拉真时代，他出巡需要1400辆马车，为了给他的妻子用驴奶洗澡，还要用500头毛驴随行，这已和西晋时期石崇和王恺燃蜡为薪,锦布幛数十里斗富相类。
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5年，东方的长安帝国的来亡时间不好下定论，如果同样指灭于外族那么公元。311年匈奴刘聪攻陷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并诸王公大臣，此为汉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军事的失败，由此大批绵汉人开始逃往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而东晋的建立相当于东罗马帝国的开始。
细究这两大帝国灭亡，可以说都是毁于蛮族之手，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腐化和堕落。罗马帝国晚期，因为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大量的奴隶，原罗马的公民，渐渐脱离了一般劳动，生活逐渐骄奢淫逸，社会生产广泛使用奴隶，到了后期，就连军队也大量的使用蛮族，这不仅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也让国内涌入了大量的蛮族人口，同样的，到了后期，就连罗马的军队也蛮族化了，这个转变对罗马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干嘛罗马前期，服兵役是罗马公民的重要职责也是他们骄傲的事业，但伴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普通的罗马公民不愿意再参军，使军队没有了可靠的兵源，而这时罗马的疆域已经变得很大，为了守护这些新占领的地方，帝国又会需要更多的兵源，这时候，不可阻碍地，大量的蛮族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军队。
为了获得足够的兵源，帝国不惜用出卖公民权的方式，一个蛮族士兵只要服役够一定的年限，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的资格。这使罗马军队的构成日渐复杂，军队的派系纷争不断，最终不同地域的军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仅烧杀抢掠，甚至参与皇帝的废立，这样，一个伟大的帝国就这样的衰败下去。
而东边的长安帝国，情况也类似，不过也可以说更糟，华夏文明的辉煌期应该只属于先秦，从汉朝开始的长安帝国，确实没有达到罗马帝国的高度。但在人口和规模上则与之相当，长安帝国的鼎盛时期可以定位于汉朝的武帝时代，不能把汉代秦，魏代汉视作是长安帝国的衰亡，因为这还是同一个文化群体内部权力的转移，民族和社会的元气尚在。而西晋的灭亡则不同，不仅当时汉民族主要生存的中原地区已沦入异族之手，并且作为文明支柱的的儒学也遭到重大的挫败，所以西晋的灭亡可以视作华夏文明的重大挫败，东晋及此后的朝代，可以看作类似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时期。
同样的，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蛮族因素，但造成这一后果的，还是要归因于内部的腐化和堕落。
评价一个文明或国家的成就，这是有许多角度的，但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已避不开人道和公平的维度，而一味的讴歌某一个帝国的历史功绩就是开疆拓土、奴役异族，这样的历史观就算不能说是错误的，最起码也是有偏见的。
汉武时期通常被认为长安帝国的最强盛时期，但也可以说是这个帝国由盛转衰的开始，在汉武之前的七十余年，可以说是休养生息的时代， 国家，这里主要指的是民间，在这“文景之治”时期，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汉武帝当政时期 ，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桑弘羊变法，按传统的史观，这是汉武帝的一大功绩，他通过变法聚敛了民间的大量财富，使国库的收入大大增加，最终用于对匈奴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民间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得到补偿，甚至匈奴浑邪王来降，仍然还要花重金将其供养。这样的战争就算胜利了国力也得不到恢复，这里面的逻辑是很耐人寻味的。
专制帝国的统治逻辑，主要就是要弱民和愚民，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富商阶层，就有了一个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力量 ，这是让朝廷忌讳的事情，于是收括民间财富，对商人污名化，就成了自秦以来历代的国策，每一个朝代初期，需要供养的统治阶层还不太多，财政有盈余，便被当作盛世，当统治阶层膨胀，帝国财政无法供养，乱世便来临了。整个长安帝国的历史，大抵是如此。
当遭遇异族入侵，这些弱民愚民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这时候帝国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花钱买平安，或者就是开启女性外流的和亲模式。民族的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就是这样一点点地流失掉的。
这是因为专制帝国统治的是弱民愚民，所以在军事上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汉时期已有胡人入土增进定居，在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广泛使用夷狄之兵，用一种皇汉史观，可以说这时候汉人是主子，夷狄是奴仆，但是当汉人全部成为软弱的病夫时，民族的生存就危险了！“八王之乱”时期， 汉兵已无用，各部多用夷狄之兵，华夏衰亡的端倪已显，但又因为专制，帝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总是强于周围的所谓的蛮族部落，所以总是显得不差钱。于是向外打钱在以后就成了常态。
除了打钱，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用朝贡的方式炫富，从汉武帝开始就在上林苑向来访的西域使节炫耀汉朝的富有，此后历朝或以封禅、赏赐之类展视天朝的富有，而当民间的承受力到了极限，意味着一轮改朝换代的新周期又已开始。
后世被人们称道为华夏文明的又一个高峰的唐代，如果我们做一个血缘和种族的考察，可能是会让汉皇党们愤慨的，这里不表。
而侵入中原的夷狄，在汉化之后，也不可辟免地加入了这一轮回， 这里两个帝国在 终点上显示出了差异。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历史路径的问题，罗马帝国的文化源流在古希腊，有工商文明所属的城邦传统，这使再统一缺少文化的支撑，另外，基督教的兴起削弱了世俗政治的权威，让政治人物很难进行统一战争的内部动员。从此，西欧这块曾经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分裂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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