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賽兒起義是明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年）發生於中國山東的一系列以白蓮教為旗號的民變事件，民變領袖是唐賽兒（女性）。從民變的規模上來說唐賽兒起義比較小，舉事前後不過一個月就被山東都指揮司平定，但由於其發生在明成祖朱棣“永樂盛世”時期，因此對最高統治者（朱棣）震動很大。關於唐賽兒起義可以這樣認為“
唐賽兒起義是人民群眾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以愛民為本”的統治的最恰當評價。”
明成祖著袞龍袍畫像
唐賽兒本是山東蒲臺（今山東濱州市蒲城鄉）人，其在民不聊生之際效法元末的紅巾軍，以白蓮教聯絡民眾造事。永樂十八年初（1420年），唐賽兒率500餘人轉移到益都西南山區，當年閏正月在卸石棚寨（今唐賽兒寨）正式發動起義，起義軍首戰擊敗前往鎮壓的青州衛指揮使高鳳等明朝官兵過千餘人，聲威大震。
唐賽兒起義大大鼓舞山東各地人民，其後相繼有賓鴻、董彥皋、丁谷剛、劉信、劉俊、王宣、郝允中、白拜兒、高羊兒、王住兒、楊三等大小數十支起義軍，以卸石棚寨為中心的民變迅速席捲青州、萊州、莒州、膠州以及安丘、壽光、諸城、即墨等9個州縣，隊伍擴大到數萬人。民變擴大到半個山東後，山東布政使儲埏、張海等急忙向朝廷報警求援，明成祖朱棣隨後遣使誘降唐賽兒，被拒絕後命柳升為總兵、劉忠為副總兵率軍平亂。柳升因為自負導致戰敗，劉忠戰死，唐賽兒順利逃脫。但是在明軍的打擊下，整個民變事件還是在三月份就得以結束。
唐賽兒起義雖然轉瞬即告結束，但這是明成祖在位期間天災人禍的綜合反應，是對”永樂盛世“的打臉。
朱元璋死後，朱棣為爭奪皇位發動“靖難之役”，山東成為中央軍與燕軍的主戰場，持久的戰爭令百姓流離失所。燕軍在靖難之役期間南下時大肆搶掠屠殺，據史書記載：“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詔從徵將士掠民間子女者還其家”、“燕王乘風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山東、河南等地民眾反對戰亂，因此主動幫助中央軍抗擊燕軍，燕軍遂在勝利後對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殘酷報復，綜合各地地方誌、家譜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總之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無人煙的局面，所以繼洪武移民後又有“永樂移民”。
靖難之役
朱棣登基後又遠征安南、鄭和下西洋、遷都北京、大修宮殿，又大規模組織人力南糧北調、開挖運河，先後在山東等地徵調數十萬民夫，農民徭役負擔沉重。明朝政府的壓迫加上天災連連，使得民眾生活十分艱難，據記載“民食草實為食”，“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
清朝的官修《明史》中評價明成祖永樂年間“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明朝人自己也說“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但這些並不能說明永樂盛世下的殘酷現實，僅統計《明太宗實錄》中所載，永樂一朝所謂的“民亂”、“強賊”就多達四十起之多。永樂末年，不僅是山西、河北，甚至連向來富庶的江南蘇、常、嘉、湖等地都出現了成夥的“強盜”和大批“流民”。”
朱棣猶如當年的漢武帝、隋煬帝一般施政過猛、步伐太急，給當時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南征安南，戰爭前後持續近二十年，八十萬大軍以及無數民夫疲於奔命；鄭和六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以萬計”；修建北京故宮，工程歷時十數年，“所費數以萬計，役死軍士百姓不計其數”；五次親征漠北，每次動員兵力三十萬甚至更多，”搜盡天下府庫以充軍餉，數十萬軍民為之轉輸”。正如仁宗年間的湖廣佈政司左參政黃澤上疏：“向也，南征北討，出師連年，輜重牛馬，耗散鉅萬，又江北困於營造，江南疲於轉輸”、“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永樂末年的明朝社會已經完全看不到一點盛世的影子。
朱棣常以“聖主”、“明君”自許，然而他在位期間殺戮過多，國力消耗過大，在其死後20多年便發生“土木堡之變”，明朝由此轉入衰弱。
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參考文獻：
《皇明祖訓》朱元璋等 明朝
《國榷》談遷 明朝末年
《明史》 張廷玉等 清朝
《明通鑑》夏燮 清朝
《洪洞大槐樹移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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