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
張海濱：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兼國際組織與國際公共政策繫系主任，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李 強：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朱傑進：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國際組織是重要的國際行為體，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如何提升國際組織研究水平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課題，需要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者貢獻新的智慧。為此，記者專訪了該領域的三位學者。
追溯國際組織研究百年曆程
中國社會科學網：國際組織是重要的國際行為體。請簡要介紹，國際組織研究從何時開始受到重視？一直以來，國際組織因素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其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
張海濱：一般認為，1815年成立的萊茵河中央航運委員會是最早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組織研究最早源自歐洲，與近代國際法的發展關係密切。一戰和二戰之間，國際組織研究在國際關係學科中倍受重視。二戰結束後至冷戰結束期間，隨著現實主義佔據國際關係研究的主導地位，國際組織研究的地位呈現下降趨勢，但其間新功能主義和全球主義的興起是國際組織研究的亮點。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國際組織研究獲得了新的動力，國際組織研究呈現出定性與定量研究日益結合、國際組織研究日益與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研究日益融合而不斷泛化、國際非政府組織倍受重視，國際關係、國際法、組織行為學、心理學、社會學、統計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不斷髮展等新特點。
朱傑進：在國際關係學科誕生之初，國際組織研究就進入了其學科視野。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第一個國際關係教席一般被認為是國際關係學科建立的標誌。而在之前的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倡議建立國際聯盟，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國際組織的建立來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國際聯盟帶來了致命打擊，但處於萌芽狀態的國際組織研究並沒有因此消失。二戰結束以後，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一批國際組織的誕生大大推動了國際組織的研究。
（1）1940年代，二戰後初期的國際組織研究聚焦於聯合國等正式國際組織，主要是對這些國際組織進行描述和比較，具有法律條文主義、整體結構主義和規範分析的特點，沒有借鑑一般性社會科學的理論，因而被稱為舊制度主義。典型代表是1946年創刊的《國際組織》雜誌早期的成果，利蘭·古德里奇、伊尼斯·克勞德、斯坦利·霍夫曼等學者在上面發表了系列論文，系統介紹了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
（2）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國際關係學科出現科學行為主義的方法論革命，很多學者對國際組織研究侷限於研究法律條文和組織架構表示不滿，主張要對實際發生的行為體的國際組織行為進行研究。這一期間唯一的例外是對歐洲一體化的研究。
（3）19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石油危機和越南戰爭的爆發，使得傳統國際組織研究面臨更大的危機：大量的國際關係事件發生在傳統的國際組織之外。為擺脫這一危機，國際組織研究開始超越那些對正式國際組織的描述性分析，用國際機制和國際制度的概念來取代國際組織的概念，擴大國際組織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開始大量引進經濟學、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制度理論，進入國際組織研究的新制度主義時代。
（4）2000年代，開始出現從國際制度研究向國際組織研究迴歸的趨勢，認為引入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一般性社會科學的理論不能“為理論而理論”、“理論要能為解釋國際組織現象服務”。肯尼斯·艾伯特和鄧肯·斯奈德呼籲要將“國際關係理論帶入到國際組織研究中來”。
至此，國際組織研究完成一個循環：從舊制度主義到新制度主義，核心概念也從國際組織到國際制度，再回到國際組織。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的循環實際上完成了國際組織研究的進化：從沒有理論到有理論，從引進理論再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主要借鑑經濟學等學科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網：國際組織研究相關流派，是否有意區分弱政治與強政治領域？
張海濱：不是所有的流派都這樣，主要是現實主義在研究國際組織時將議題作了高級政治和低級政治的區分；功能主義將議題分為政治安全議題和功能性問題。
朱傑進：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大量借鑑經濟學理論，接受了經濟人和市場行為的理論假定，對於國際組織中的利益衝突和權力關係有所忽視，屬於弱政治領域；社會學制度主義借鑑社會學理論，強調國際社會的共享觀念對國際組織的塑造作用，忽視了國際組織中不同行為體的觀念差異，以及不同觀念之間的權力爭奪，也屬於弱政治領域。歷史制度主義借鑑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強調政治的本質是行為體通過權力對稀缺資源展開的爭奪，國際組織對國際政治會產生調節作用，但國際組織從來就不是決定政治的唯一變量，需要與權力、觀念等變量相結合來解釋國際政治的結果，因而屬於強政治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網：國際組織研究借鑑了哪些學科理論，創造了哪些交叉學科研究點？未來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新的研究點？
朱傑進：國際組織研究大量借鑑了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制度理論，形成了國際組織研究的三大新制度主義理論。通過借鑑經濟學理論，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包括交易成本理論、委託代理理論、信息經濟學理論等。通過借鑑社會學理論，形成了社會學制度主義，包括社會化理論、社會網絡理論等。通過借鑑比較政治學的理論，形成了歷史制度主義，包括關鍵節點理論、漸進制度變遷理論等。國際組織研究三種新制度主義理論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興奮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擅長解釋國際組織的功能，以及為什麼國際組織會有不同類型的形式選擇；社會學制度主義擅長解釋為什麼國際組織會趨同，以及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社會化過程；歷史制度主義擅長解釋國際組織的形成與變遷。
學科化進程加快
中國社會科學網：當前，國際關係研究從學科建制、理論發展等方面都處於顯著上升階段，這為國際組織研究的學科化帶來了怎樣的機遇？
李強：學科化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第二，有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第三，有獨立建制的實體機構。新時代以來，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科建制和理論發展都處於積極發展的上升態勢。從學科建制看，國內很多學者認為國際關係研究在學科歸屬上應從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獨立出來，成立國際關係一級學科。從理論發展看，以關係理論、道義現實主義和共生主義為代表的中國學派正在逐漸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在人才培養體系方面，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國際公務員班和山東大學的國際組織人才實驗班都對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進行了有益嘗試。北京外國語大學、外交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和西安外國語大學先後獲批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本科專業，標誌著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已經從之前的碩博培養層次拓展到本科培養層次，從而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隨著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程度的不斷加深，很多大學結合自身優勢和地域特色，先後成立了多個國際組織研究機構或者學院，前者如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廣西大學中國-東盟研究院等，後者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分別設立的國際組織學院等。以上情況表明，國際組織研究學科化所必需的支撐基礎已經初步形成。
中國社會科學網：部分高校開始設立獨立的國際組織研究課程或者研究機構，請進一步介紹這方面的情況。
張海濱：民國時期中國就有學者開始研究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是當時國際組織研究的重點。新中國成立後，在20世紀80年代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學、外交學院、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的少數國際法學者、國際政治學者和世界史學者開始研究國際組織。進入90年代，冷戰結束了，伴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快速發展，中國一部分高校，如北京大學、外交學院、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依託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及世界史專業開設了國際組織研究課程。進入21世紀，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開設國際組織研究課程的高校數目急劇增加，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開設國際組織研究課程的高校達60多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在中國高校拓展國際組織研究課程是近年來中國高校國際組織研究課程建設的一個嶄新嘗試。2018年北京大學與智慧樹教育平臺合作為東西部高校課程共享聯盟的近百所大學的大學生提供國際組織研究網絡課程，促進東西部教育公平，提升大學生的國際化意識，反響熱烈。最新的進展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外交學院正式設立了國際組織本科專業，北京大學建立了本、碩、博三位一體的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模式。近年來在國際組織研究課程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高校中專門的國際組織研究和教學機構也不斷湧現，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成立的國際組織學院，北京大學成立的國際組織與國際公共政策系等。據初步統計，目前全國高校中設立國際組織人才培養項目的有40多所，設立國際組織研究機構的近40所。可以說，中國高校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國際組織學術研究的春天已經到來。
國際組織研究新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網：隨著中國逐漸走出去，積極有為參與全球治理，國際組織研究應在哪些方面承擔使命？
張海濱：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國際組織中承擔的會費和義務不斷增加；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處在十字路口，國際博弈和競爭空前激烈；因此，擴大中國在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十分緊迫。目前我們的國際組織研究肩負重要使命，為此，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圍繞中國深度參與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面臨的重大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具體而言，首先要加強對當代國際組織理論的研究，為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國際組織數量眾多，數以萬計，既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也包括國際非政府組織，千差萬別，充滿多樣性和複雜性，需要進行理論概括和提煉。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國際組織的性質、作用及作用機制、文化、共性與特性、決策機制和發展規律及多邊主義等內容，要為國際組織理論構建作出中國的學術貢獻。缺乏國際組織理論的有力支撐，中國很難在參與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的道路上行穩致遠。第二，要加強對不同國際組織之間、不同國家對國際組織的政策之間的比較研究，為我國有效參與國際組織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諮詢建議。當前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參與二戰後由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國際組織體系，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另一種是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組織，如亞投行。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向國際組織領域延伸的背景下，如何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推進多邊主義，如何經營好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我們的國際組織研究為國家提供戰略和政策方面的智力支撐。第三，要加強對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機制的研究，為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提供人才支撐。歸根到底，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成效取決於我們能否向國際組織輸送大量中國籍的優秀公務員。近年來，培養和輸送國際組織人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類人才已成為國家急需的人才。但目前國內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輸送機制還很不成熟，難以滿足國家需求，因此急需加強相關研究。
李強：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需要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進程。因此，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就被賦予了三方面的重大使命。第一，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際組織理論，豐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必須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理論支撐，吸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借鑑西方國際組織理論的合理成分，創造性地以“中國智慧”“中國話語”構建國際組織理論。第二，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必須要維護和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中國應著重加強國際組織創設能力、國際制度制定能力和國際議題設置能力的研究，不但要擅長在別人設定的“賽場”上按照他人設置的規則進行比賽，更要學會主導賽場建設，成為新競賽規則的重要制定者和新競賽場地的重要主導者。第三，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應兼顧全人類共同利益，致力於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當前，全球治理深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的困境，如何破解四大赤字並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是中國國際組織研究必須探究的重大課題，也是體現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擔當必須要解決的重大挑戰。
朱傑進：伴隨著中國大國崛起的進程，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發生一個大的變化：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rule-taker）轉變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rule-maker）。自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來，中國一直強調“要與國際接軌”，表現在中國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上就是要融入和適應國際組織，其高潮就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中國開始提出“要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表現在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上：主辦G20杭州峰會、主辦金磚廈門峰會、推動人民幣進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創辦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並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等。
當前，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建設正在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際組織研究的角度看，如何為中國特色的大國國際組織外交服務正在成為新的使命，需要對一系列課題展開研究：
（1）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的歷史研究。中國與現有國際組織的關係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演變過程？中國如何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與IMF、世界銀行的關係有哪些經驗和教訓？中國國內的改革進程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
（2）結合國際組織理論，破解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的根本性難題。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是現有國際組織的現狀國還是修正國？任何大國的崛起必然帶來國際規則的變動，中國如何通過國際組織外交來實現和平崛起？既要實現對國際規則的修改，又要使得這種修改不至於引起大的國際衝突。首當其衝的問題是如何處理中國與美國之間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的矛盾。
（3）如何運營和管理中國倡議籌建的新型國際組織？隨著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的落地，如何管理國際組織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課題。既要維持這些新國際組織的聲譽，又要實現中國在這些新國際組織中的國家利益，需要中國的國際組織研究者貢獻新的智慧。
原標題：國際組織研究——理論進展與學科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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