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創新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
王必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我國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在高質量發展的豐富內涵中，應著重關注與五大發展理念關聯的核心要義。這其中，創新發展不僅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更是動力源、著力點和突破口。
創新發展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
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於各種要素投入的貢獻，主要包括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分工和制度六大類。一般把由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傳統三要素的增加而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叫外延式經濟增長，把由技術、分工和制度等新三要素（統稱為創新要素）引起的經濟增長叫內涵式經濟增長。傳統三要素和新三要素（創新要素）反映的是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不同要素的作用和貢獻。理論和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處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或起飛前階段，傳統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容易比較多地生成和體現出來，所以強調所謂“要素投入驅動”和粗放發展是這一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或起飛階段之後，新三要素（創新要素）可能形成的貢獻會更大，而且極為關鍵，所以強調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創新要素的貢獻）成為這一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我國在過去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主要靠的是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等傳統要素驅動，而創新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偏低。因此，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是要實現從傳統要素驅動合乎規律地向創新要素驅動轉變，通過創新發展不斷提高發展的高效性。
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的構建，並不意味著不再關注傳統要素的投入，而是不再追求傳統要素的規模和數量，轉而追求傳統要素的質量。目前的產能過剩已導致我國難以繼續依靠資本積累拉動經濟增長，勞動力成本上升和人口紅利下降則使得我國難以繼續通過增加勞動力數量拉動經濟增長，自然資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越來越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的需要。在此境況下，只有進行資本創新、勞動創新和自然資源創新，才能不斷提高我國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等要素的質量，才能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
創新發展是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由此可見，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把著力點放在“脫虛向實”上，而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以提供高質量的科技供給為前提。現階段我國相當多的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和管理水平不高，它們在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和產品質量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明顯差距。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的投入，在新一輪技術革命中掌握核心技術和主動權；需要提高創新效率，建立與創新型國家相適應的富有活力的創新體系；需要促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推動傳統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催生新經濟增長點。
創新發展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
協調發展是新時代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要求，只有協調發展才能不斷增強發展的穩定性。高質量協調發展不是片面強調經濟和產業的發展，而是更加註重經濟、社會、政治、環境、區域、城鄉等各個層面的協調發展。因此只有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戰略創新和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等政策創新，才能不斷縮小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只有通過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共識和匯聚力量、用優秀文化產品振奮人心和鼓舞士氣、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民提供豐潤的道德滋養等文化創新的途徑，才能不斷提高我國精神文明建設水平；只有通過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建立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率的軍民融合發展新格局等重大制度創新，才能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相一致、相協調。
綠色發展不僅是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也是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實現路徑。綠色發展強調的是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而只有不斷的創新才能實現這種可持續性。首先，技術創新能夠通過研發新型綠色產品，減少環境汙染，增加產品附加值等途徑提高綠色生產的能力；能夠通過生產綠色環保器物、提供清潔能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為人們的綠色生活創造條件，促進人們形成環保、低碳、節約、健康、安全的綠色生活習慣和綠色生活方式。其次，制度創新可以採取法律等措施給予發展主體以懲罰和制裁，從而限制非綠色發展；能夠通過資本市場的競爭機制，培育和完善相應的自然資源使用權限和汙染物排放權限的交易市場，有效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控制汙染物排放；能夠通過商品市場的競爭機制，培育和發展以綠色產品和綠色服務為主導的商品市場，利用生產成本和產品功能優勢，促進綠色產業的崛起。第三，文化觀念創新不僅能將綠色環保意識根植於民眾之心，內化於人們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之中，而且可以有效抑制大眾非理性的消費慾望，引領人們形成綠色消費觀，從消費側防止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
開放發展是與封閉、半封閉發展完全對立的更充分、更全面的高水平發展。從國際經驗看，只有開放發展，才能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才能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不斷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才能促使國內分工格局不斷完善並與全球分工體系緊密相連，進而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層次攀升，才能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促創新、促發展。所以，開放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的提高，我國傳統開放發展的優勢正在消失。我們只有在追蹤全球技術前沿，整合利用全球創新要素，實施開放創新戰略，推動開放發展朝著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以不斷湧現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才能順利實現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構建和開放發展新優勢的重塑。
共享發展不僅是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更是主要內容。長期以來，我們在以速度、規模和效率為導向的“唯GDP”增長方式下，已出現發展的偏差和分化。因此，只有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來完善所有制結構及其分配、再分配製度與相關政策，才能健全完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及政策，確保勞動群眾、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參與發展過程，享受發展成果；只有藉助大數據跟蹤把握各類群體、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的發展能力，通過互聯網金融、普惠金融、互聯網教育和互聯網醫療等方式，加大百姓參與力度，才能讓百姓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作者系蘭州財經大學副校長、教授，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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