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亡国”是一个真实的史实。
说的是南唐末代皇帝李煜登基时，正逢赵匡胤黄袍加身、不断对外用兵之际，后蜀、南汉相继灭亡，南唐岌岌可危。
李煜非但没有图强自保，反而依旧汇集群臣于朝堂，沉湎于赋诗作画，对武备之事毫无兴趣。直到宋军杀来，南唐才仓促迎敌。士兵素不习战，一触即溃。
可笑的是，宋军攻打都城金陵时，李煜还在作“樱桃落尽”一词，词未成而城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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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阶下囚的李煜只得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叹。
作为一名历览前贤才情可佳的国君李煜，安而忘危，亡国终恨，甚是可悲！悲就悲在他，莺歌燕舞，文恬武嬉，不想疆场想词场，不想沙场想歌场，最终任遭欺凌，亡国灭种。
《周易.系辞下》中曾反复告诫世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古人云，“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忘战”、“宁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说的不无道理。
安而忘危，悲哀的不只李煜，还有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
前期，八旗兵枕戈待旦，纵横驰骋，成就康乾盛世；但后来沉醉于安逸享乐，养尊处优，忧患意识消磨，腐不堪用，武备不修，训练不实，防务废弛，导致生灵涂炭，丧权失地，蒙受屈辱。
仅甲午惨败，中国就被迫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白银2.3亿两，巨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
清政府先后3次大举借债总计3亿两，期限有的长达45年，本利合计6亿多两。真是惊世骇俗，遗臭万年。
岁月荏苒，扶古思今，安而忘危的悲哀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受长期和平环境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很多人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潜生暗长，有的思想麻痹迟钝、作风松懈疲沓，想个人事情多有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有的搞工作不是下真劲、练实功，而是为了争彩头，四面出击，精力分散；有的为保安全危不施训、险不练兵，使得工作多年来都在原地踏步；有的出行追求气派，坐车追求高档，吃住追求星级，大搞“门面工程”，处处讲排场、比阔气；有的沉浸在GDP的唯论当中，大谈经济强国；有的只重市场不重战场。说到底，这些都是极其悲哀的，都是安而忘危的表现，都是最危险的祸患，都是亟须直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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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中国周边形势也不容乐观：向东看，有势力胡捣乱；向南看，有势力在挑衅；向西看，有势力找事端；向北看，有势力很不安。
种种现象表明，诱发战争的动因时刻存在，产生战争的根源从未消除，“化剑为犁”的时代远未到来。
作为一名中国人，决不能安而忘危，决不能做悲哀的李煜。
要时时处处不忘打仗。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平时想着战时、随时准备战斗。
同时，要练好精兵。恩格斯在《德国战争短评》中有过精辟阐述：“尽管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意义，但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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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要勇于向和平积习开刀，要敢于对工作生活中“假把式”“花架子”“练为看、练为比、练为考”说不；要想方设法把潜在的危险搞清楚，把模糊的敌情弄清晰，要练强体能，练精技能，练活战术，练灵指挥，练好作风。
要审时度势敢打仗。“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要精准判断形势，紧紧抓住战机，先人一着、快人一步，充满血性，“胆大包天”，狠下心来，敢于出手，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哪怕是刀山火海，哪怕付出再大代价。
唯此，方能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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