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日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被人们用担架抬出了海南岛五指山，他神智昏迷，衣衫破旧，看上去像一个野人。他其实是一位植物学家，就在一年前，他还在哈佛校园里，一面研读植物学一面享受着古典音乐和莎士比亚戏剧的陪伴。是什么原因，让他从现代的大学校园，来到这个原始蛮荒的地方呢？
他叫陈焕镛，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蜚声中外，被国际植物学界公认为“华南植物学研究的一流人物”。
中国植物学家陈焕镛
陈焕镛出身名门，父亲陈言是香港第一家华文报纸——《华字日报》的创始人。陈言英语非常好，张之洞到伦敦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庆100岁生日时，陈言是他的翻译。后来，陈言受清廷委派，赴古巴担任总领事，在这里迎娶了第四位侧妻——西班牙裔女子伊丽莎。1890年，伊丽莎生下了陈焕镛。据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从西班牙裔母亲那里遗传了“热情又亲切”的性格。
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家庭背景自然也决定了陈焕镛比同时代人远为“国际化”的人生。1905年，15岁的陈焕镛远赴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农学院学习森林学，1915年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你可能会有疑问，都出国了，干嘛不学点金融、管理这些高大上的专业，非要学习 “森林学”这种冷门呢？其实在青年陈焕镛心里，学习森林学是因为他想为国效力。
咱们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植物大国，拥有高等植物达30000多种，居世界第三位，但那个年代国内研究植物的人几乎为0。陈焕镛留学时，经常看到中国的植物标本存放于欧美各国标本馆，分类不标准，命名也混乱。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论文也良莠不齐。陈焕镛是一面看一面叹气，心想：我们中国的植物，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森林学。
1911年，他就在学生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述“森林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不加选择地砍伐森林已使整个省份变成荒野”，中国因而需要大量的森林学者来教育民众，并利用西方科学的长处恢复生态，以免“洪水泛滥和不良气候”毁了中国。可惜，都过了100年了，中国的环境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咱们不妨把这篇陈焕镛在21岁时写下的文字拿来学习一下，或许会有些启发。
陈焕镛在哈佛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阿诺德树木园度过的。阿诺德树木园建立于1872年，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为欧美最知名的中国树种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比任何一个其他西方国家植物园都要多得多。陈焕镛读哈佛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研究这些材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花费几年时间所见识的中国树木，如果在国内的话，也许要用一辈子考察才能见识到。”这就是所谓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吧。
1919年秋，陈焕镛只身前往海南岛，成为到此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
1919年，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林学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获得舍尔顿奖金500美元，一般人都会拿这笔钱去欧洲游历一番，就类似于我们的毕业旅行，但陈焕镛却提出要回中国采集标本。
当年秋天，他进入海南岛五指山区，开始在这个西方植物学家还未涉足的“处女地”里寻宝。要说这个时候的陈焕镛还真有点堂·吉诃德的勇气，除了一本探险手册和简单的采集工具，压根就没有别的东西“护身”，堂·吉诃德身边还有个侍从桑丘，他却是孤身一人，和数不尽的毒蜂、蚂蟥、细菌与病毒作战。他原本计划在海南岛逗留一年，可10个月后因为营养不良，又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到40℃，以至从树上摔下来，左手受伤，肿得像冬瓜，最后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出山区。不过，就在这10个月里，他采集到了数百号计的植物标本，发现了不少植物新物种，在他看来，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
1922年，他和曾同在哈佛求学的植物学家钱崇澍，以及学生秦仁昌组成了一支考察队，深入神农架一带，风餐露宿，采集了8000多号植物标本，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第一次自行组织的初具规模的考察。
1928年，他从南京东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任教，创办植物研究所，5年之后，研究所馆藏的标本超过了6万件，令他非常高兴，这个数量在当时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成就来之不易。研究所草创之初，经费捉襟见肘，他把自己数千银元的薪金和补助费都贴进去了不算，还努力奔走“化缘”；他的研究所一早就为标本的采集、修剪、制作与鉴定制定了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流程，其严密程度与现代计算机管理非常相似，令前来参观的国际同行衷心佩服。
从1930年开始，他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崭露头角。他那典雅的英文讲演和严谨的学术研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普遍尊敬，被公认为“华南植物研究第一人”，而他的努力也让我国科学家有机会加入国际植物学会。
那时候他的事业可谓春风得意。仅1928年~1934年，他就在广东采集了近3万件植物标本，因为他一直想要“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收集并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保护它们不至于绝灭”，他还率先创办英文学报，因为他觉得“科学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那时候他被热爱他的学生围绕，后来蜚声中外的植物学家秦仁昌、蒋英、陈封怀、方文培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英文绝佳，莎士比亚的作品倒背如流。一次曾以“森林与诗歌之美”为主题进行英文演讲，其文辞之优美令学生如醉如痴，他的学生、著名林业学家徐燕千教授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还撰文说他“永志不忘”。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大概在1932年，香港发生一件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类的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没人认识这到底是什么植物，法院也没办法判案，最后求教于陈焕镛，才知道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陈焕镛从此扬名全港。
可惜，岁月静好终究敌不过无情的战争铁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陈焕镛深感局势危急，就把研究所里的图书、标本和仪器分批运至香港九龙自家所有的小楼中，继续工作。谁料不到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被日军占领，这些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心血之作眼看又要落入敌手。陈焕镛与在港同事本可逃亡，但他哪里舍得下这十多万件植物标本和数千册珍贵图书呢？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在伪政权中任“广东教育厅厅长”的林某提出，他可以帮忙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并且承诺愿意协助解决运输、搬迁等事务，他还允诺将被扣留在广州的研究所一并交还。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反复商议后认为，虽然这些名贵的标本运往广州后，是在伪政权的名下，但广州这座名城总归是要光复的，它们还有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如果毁于战火，就再也不可能完璧归赵了。于是决定同意林某人的计划，但一再声明研究所是纯粹学术机关，绝不涉及政坛，以免此事被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利用来进行宣传。
1942年4月底，这批珍贵的标本和图书运回广州，农林植物研究所此时已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但他从不涉足政坛，不与敌伪官员同流合污。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陈焕镛是同乡，因为仰慕陈焕镛的名声，特别邀请陈焕镛在公众场合演讲，无非是想借陈焕镛的名望，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抹上几道油彩。不想，陈焕镛登台演讲的题目是“植物与人生”，大谈了一通植物对人生的重要，它们的用处如何之广，还有神农如何尝百草，李时珍怎样辨药材……滔滔不绝，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可是离陈璧君希望他讲的题目却有十万八千里，陈璧君这个汪精卫集团中有名的悍妇对陈焕镛却无可奈何。就这样，陈焕镛不顾个人荣辱功罪，终于使科研成果和珍贵标本，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将保存下来的标本和图书、仪器送还给了中山大学。
不料这个时候，竟有人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奸”。幸亏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1947年法院被迫以“不予起诉”了结了这桩冤案。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苏联科学家交流。
长期居住在南方的陈焕镛与中科院的缘分始于1954年。这一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分别改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陈焕镛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次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不久，他开始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到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过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占地4500亩， 馆藏达百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每年接待100多万人次游览。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华南植物园
在从事植物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陈焕镛发现了新分类单元逾百种，新属不少于10属，尤其以银杉和观光木属的发现最为瞩目。银杉有很多称号：“活化石植物”、“植物中的大熊猫”、“华夏森林瑰宝”、“林海珍珠”等等，它一直被视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是植物界的“国宝”。
藏于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内、由陈焕镛1957年鉴定发表的“活化石”银杉标本。
1956年夏，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正在北京作短期工作的陈焕镛收到了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钟济新教授寄来的一批新发现的植物标本，其中就有银杉。陈焕镛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匡可任教授仔细地研究这些标本以后，认为应属松科的一个新属和新种。为了探讨部分器官的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材料，他整整推敲了两年才发表。
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鼻祖，陈焕镛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他曾参与组织编写了几部植物志，包括《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1959年被聘为《中国植物志》副主编后，为方便工作迁居北京，住在中关村特楼的14号楼303号。当年陈焕镛做副主编的时候，《中国植物志》只完成了数卷。直到2010年1月，这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半个世纪，拥有126卷册的鸿篇巨著终于完成，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国植物志》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意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
陈焕镛不但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解放前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奇缺，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的更是稀罕。早在30年代，他就强调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培育人才，在金陵、东南和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培养了不少人才，以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又带出一批研究生，他的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己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
华南植物园的陈焕镛铜像
1971年1月18日，陈焕镛在广州逝世。至今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仍树立着他的铜像，他与植物园之间的深厚情感从未间断，他与所热爱的学术领域一刻也没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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