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SAS，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让人们对传染流行病毒闻之色变。这些传染病毒过去叫瘟疫。现在的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人们对瘟疫还这么害怕，原来的人们遇到瘟疫怎么办？我对湘西的历史较熟，特的查了一下清末民国湘西瘟疫的情况。
清末影响最大的一次瘟疫发生在湘西沅陵，这次瘟疫最终发展成著名的沅陵教案。
民国时期湘西沅陵县城全景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夏六月，也即1902年7月间，当时的湖南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城内，爆发了一场瘟疫。沅陵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患者无数，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乡皆遍。蔓延及于四乡，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到了8月份，瘟疫蔓延，城乡死亡千余人，一时间沅陵城乡恐怖气氛蔓延，郎中们束手无策，巫师的符咒也失去了灵验。染上疾病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药可救，三两日必死。一时间人心恐慌，关于疾病来源的各种猜测也纷然而起。甚至还造成携带防暑药的多名路人被当地人怀疑是投毒者而被击毙冤死。
在各种猜测中，比较趋于一致的是怀疑瘟疫与外国传教士在水中投毒有关。
其实这场瘟疫，并非什么洋人投毒所致，主要是县城居民不讲究卫生而引起的。 传教士来到沅陵后，发现一个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普遍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县城的公共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人们将污水垃圾直接倾倒在门前屋后的水沟里，而又长期不进行疏通清理，极易传染各种疾病。传教士虽有心劝导民众增加公共卫生意识，无奈当地民众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于是也只好做好个人卫生预防。
胡绍祖（英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多年，走过很多县城，对县城的卫生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因此这次和罗国俞（英国传教士）来沅陵，他嘱咐罗国俞除了携带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物外，还带来一些诸如漂白粉之类的消毒药剂，果然赶上沅陵爆发瘟疫。
但是他们当时的处境，说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于是想自己去消毒。然而，当他们去到大街小巷，才发现人们把这次瘟疫怀疑是他们投毒所致，各处都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和警戒。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们最信得过的相好张寡妇约来，交给她一些漂白粉，要她设法将这些漂白粉投放到城中水井和濠沟中进行消毒。
沅陵居民纷纷猜测瘟疫是洋人为了迫使居民前往教会医院就医而投毒，最终达到使人们入教的目的。8月15日，寡妇张氏在溪子口烟室抽吸鸦片，从身上落下一包药粉，见者诘问，她言语支吾，形色惶恐，在众人追逼之下，承认系代“洋人”施毒。群众怒不可遏，“缚以游街，随而和者百余人”。愤怒的群众继又冲入教堂，胡绍祖当即被殴毙，罗国俞逃往辰州营署，营弁“闭门不纳，再逃至伍家坪，众追及，亦击毙”。
美国传教士民国十四（1925年）年拍下的湘西沅陵饥民。
当时，辰州府里的文武官员虽然知道瘟疫流行，但却充耳不闻，任事态恶化。及至乡民暴乱打死洋人，局面无法收拾之时，知府吴积銞又故意夸大其词，向湖南巡抚报称土匪谋叛，要求派兵镇压。吴积銞还狂叫说：百姓要我前程，我便要百姓脑袋。
9月5日，湖南巡抚俞廉三下令：将辰州知府、沅陵知县、总兵、参将、都司一律革职，并委派沅陵东关厘金局总办何俊廷为知县。何奉俞廉三令，缉捕“凶手”，无辜群众300余人被捕。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完全屈服，决定由双方派员共同处理。英方由驻汉口副总领事翟兰思，中方由湖南抚院派辰沅永靖兵备道庄赓良及洋务局督办蔡乃煌来沅处置。将逮捕的300余众，严刑拷打，指张白狗、张永太、贾三、王大、尹牛儿、李老大、高老九、何家二佬(14岁)等十名百姓为凶手，由英方翟兰思等监斩，用大炮轰死，史称“辰州教案”。
一起教案，抓捕百姓300多人，杀10人，官员1人死刑、1人死缓、2人流放，满清朝廷出手之狠，前所未有。同时“罚辰州官绅英金一万磅(约合白银八万余两)，除抚恤被害校时家属外，拨充教会善举”，并立“永久做戒碑”于辰州府前，永以为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基督教复初会利用“辰州教案”的清廷赔款在沅陵城区东门口设立宏恩医院
不要嘲笑百姓的恐慌，旧时百姓遇到瘟疫，往往除了死，没有其他办法。民国时期湘西天花、霍乱、疟疾、痢疾、麻疹以及牲畜等流行性疫病的爆发非常频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惨绝人寰的。
图为民国二十二年湘西一个普通的苗族村寨，普遍都是破旧矮小的茅屋，显示出苗疆的贫困石启贵摄
从湘西民国地方志的记载看，1917年，古丈天花蔓延，县城与罗依溪、官坝等地死亡二百多人。1937年凤凰县靠近贵州的铜岩村(今属落潮井乡)恶性疟疾流行，村民80%患病，180人中有44人死亡，其中3户死绝;唐安清等4家44人，发病40人;唐树富家9口人，病死3口;老寨疟疾流行，15户死绝，其余39户大部分卧床不起，无人秋收。当时流传民谣:“田里谷子黄，摆子打上床。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1938年，乾城县发生霍乱，死亡五百四十余人。1940年，永绥县茶洞发生鼠疫，死亡一百余人。1942年，凤凰县沱江镇一日之内因霍乱而死者达三十四人，总兵营黄茅坪村有6户，在3日内死绝。1945年，龙山县麻疹流行，死亡儿童数百人;大庸县流行天花，死亡六百余人。1946年永顺县霍乱、伤寒、痢疾流行，死亡者达40, 000人。由此可见，疫灾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死亡率非常高，给湘西百姓所带来的灾难常常是惨不忍睹。
这些成百的死亡人数往往是一个或几个村、一个县的死亡人数，而1946年永顺死亡4万，若非廖报白《湘西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有详细的资料来源，真不敢让人相信。
瘟疫过后，人口的大量死亡或流亡，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农村劳动力锐减，农村经济趋于崩溃，使社会动荡不安。瘟疫过后，灾民生活无以为继，要么坐以待毙，饥民逃徙无地，弱者束手待毙，强者聚为盗匪，到处恐慌，岌岌不可终日。可见，民国时期湘西匪患猖撅，与灾荒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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