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他像一箇中國儒生，有時他更像一個美國基督徒，但他終於是無法遽爾定性的洪業。他後來的一切選擇，赴美，歸國，創校，護校，被難，去國，不歸，皆在這種交叉網格中呈現清晰而複雜的面相。
1912年，民國元年，十九歲的洪業在福州鶴齡英華書院唸書。他亦敬亦愛亦畏的父親在這一年去世，而他面臨著人生的一個重大選擇：是繼續做一名父親那樣的儒生，還是接受洗禮，皈依基督，成為一名黃皮膚的基督徒？
與清末的大多數“教民”不同，洪業並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他的父母也並非與洋人過從甚密的港口商賈，他更不是希圖教士賙濟與庇佑的“吃教的”。洪業會進入一所基督教學校唸書，只不過因為他到上海考海軍學校未成，一位父執高夢旦（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勸他說：回家鄉福州去上美國人辦的書院，將來可以辦外交，以此報國。
因此洪業在英華書院的頭一年，常常嘲笑耶穌不孝，批評基督教不如儒家高明。只是因為學業優良，他才沒有被開除。為什麼第二年他就來個180度大轉彎，願意受洗了呢？
洪業
關於這一點，《洪業傳》並沒有給出特別有說服力的解釋。如校長太太高迪夫人的勸諭，來校傳道之人的說辭，當然都會有一定的助力，但僅憑言辯，就能讓一位十九歲的、從小飽浸在儒家文化中的聰明少年改弦更張，未免難以讓人信服。不過洪業確實在1913年元旦接受了洗禮，更不可思議的是，幾個月後，他甚至說服了他的寡母，一位前清知縣的遺孀也受了洗，然後是全家。洪業的父親洪曦若地下有知，對這種家庭鉅變不曉得會做何感想。
儒耶相遇，在近代中國是一個大題目。我們也不太清楚利瑪竇是怎樣勸服徐光啟入教的，但從後來梵蒂岡的禁令來看，利瑪竇是完全寬容一位中國教徒繼續從事祭祖這樣的儒家儀式的。而自從羅馬教廷嚴禁這一點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大受影響。可見正如佛教東傳中國一樣，“方便”是最大的推動力。至於洪秀全那樣的山寨基督教，無中生有地搞出無數禁忌與等級，被高舉儒教大旗的曾國藩打敗是遲早的事。
因此按照常理，皈依基督的洪業，也一定會在心中的教堂裡，為儒家文化留下一座後花園。他在1912年的一封信裡確實是這麼寫的：“必是神愛人類、喜歡人照他的意旨而生活，但人類逐漸遠離他而接近撒旦，所以神派耶穌到西方，派孔子到東方，以拯救人類於萬惡之中……天論如何，耶穌和孔子都是神的傳信人，是拯救人類的思者。”（《洪業傳》P61）
就這樣，儒生變成了基督徒，而洪業一生，留學美國，協助創辦燕京大學，任教務長多年，再赴美定居哈佛，或許在世人心目中，他幾乎是一位美國文化或曰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代言人，但正如《洪業傳》作者陳毓賢所說：“他在一般人眼中雖是個十足率直而對老法子不耐煩的摩登分子，但骨子裡卻充滿著對舊文化依依不捨之戀情。”（P131）
燕京大學
縱觀洪業的一生，他一直在這兩種文化的同異中依違遊走。大部分時候，洪業服從“先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如任燕京大學教務長期間，“對學生從不講中國話，而用洪亮的聲音講英語”，一旦學生成績不佳，就會被他毫不留情地開除，即使是校長司徒雷登親信的傅涇波也不例外（P139）。洪業因此被不少學生稱為“冒牌洋人”，就連正牌洋人司徒雷登也覺得他“太美國化了”，當面對他說：“我相信你這種美國辦法行不通。”洪業笑言，當他辭職時，很難說司徒雷登沒有在心裡鬆一口氣。（P147）洪業真是美國化得可以，他可以在美國各地做一百多次收費演講，能夠為胡適修正他的演講詞，就連被關在日本人設在北大的監獄裡，同事們都懷念著烤乳豬的美味，他心裡念念的卻是“用美國法子”蘸蕃茄醬檸檬汁辣椒末的生蠔！（P225）
然而，回到私人領域，洪業又常常讓人覺得他還是那個被父親耳提面命著的儒生。他給自己定下了“三不”、“三有”的人生原則：“三不”是不做官、不做牧師、不做校長，“三有”是有為、有守、有趣。而且洪業似乎也能像他父親一樣，做到了生平不二色。如果不是1918年他在紐約留學，洪業完全可以加入蔡元培主持的“進德會”，而且是乙種以上會員。
當然我們還必須提到洪業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戀慕、熟稔與貢獻。這方面相關的三件大事分別是：主持中國典籍的“引得”工作，為後來治中國學者大開方便之門；暗中與政府聯手阻止華納與斯坦因外運敦煌壁畫與簡冊；晚年在美寫出了《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末者看上去不那麼偉大，但聯繫到洪業被日本人關在監獄，命在俄頃，仍念念不忘讓家人送杜詩，又與趙紫宸吟詩唱和成集，這種絕境中的選擇，最能看清一個人的生命底色為何——當然，基督徒洪業每日依然禱祈神的拯救。
我認為這是最有意思的所在，也是最能讀通洪業一生的關鍵：他從一種文化裡走出來，毅然跨入了另一種文化。於是兩種文化在他身上共存，不是黃皮白心，也不是中體西用，而是找到了兩種文化共通的基質。有時他像一箇中國儒生，有時他更像一個美國基督徒，但他終於是無法遽爾定性的洪業。他後來的一切選擇，赴美，歸國，創校，護校，被難，去國，不歸，皆在這種交叉網格中呈現清晰而複雜的面相。
其實何止是洪業，司徒雷登、胡適，我們還可以提及燕京、輔仁、聖約翰、嶺南的一大批教師與學生，以及晚清以來奔波於大洋兩岸的無數仁人。他們都是這樣，以或孔子或耶穌的面目，出現在中國近代史的舞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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