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朝灭亡的前一年，也就是绍定六年（1233年），南宋的权相史弥远病重去世，结束了自己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去世前，他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史弥远去世后，被追封卫王，谥“忠献”。这个谥号与秦桧最初所得谥号相同。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故而形成某种共识，也算是对史弥远重用理学人士、提高理学地位的一种回报。
史弥远掌权二十六年期间，虽因金受蒙古威胁无暇南顾，而能保持南宋安定；但弥远排斥异己，贪污中饱，加重税金，使南宋国势渐衰。史弥远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值得说明的是，宋理宗因为是史弥远“矫诏”拥立的，所以在亲政前一直由独相史弥远把持朝政，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时间多用在思尊崇理学、纵情声色事务上。
世上已无史弥远，宋理宗于是唯有“亲政”。亲政之初，他立志中兴，采取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金朝灭亡，宋理宗煞有介事举行对徽钦二帝的告慰仪式之后，于是年五月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由于河南空虚，宋军很快收复了开封、洛阳、归德等地。但蒙古军借由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文规定，派兵反击，迫使宋军放弃刚刚占领的汴京、洛阳。这件事在历史上被叫做“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分东、西两路出征南宋。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革除弊政。
首先从用人开始——从择相开始。
宋理宗受够了史弥远的专权，但又恐大肆打击史弥远派系会引起政坛地震。于是，他采取较隐蔽的做法，明面上他维护史弥远，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自史弥远病危开始，宋理宗便开始着手罢免那些因攀附史弥远而升迁的官员，例如左司谏梁成大、参知政事袁韶、江淮安抚制置使赵善湘，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比较例外的是宰相郑清之。史弥远死后，宋理宗有意纠正宋宁宗嘉定年间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另外，郑清之也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倒是比较配合理宗改革，因而颇受眷顾。但是郑清之能力有限，而且他的儿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
端平二年（1235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罢去相位以后，宋理宗让乔行简独相三年，嘉熙三年（1239年），乔行简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乔行简改任“平章军国重事”后，李宗勉与史嵩之被分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仅两年，即死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儿，虽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又比较专权独断，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不断有人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宋理宗便让史嵩之守丧，除服以后，也没有再起用他。
其次，是收回对台谏官员的任命权，并且整顿吏治。
按制度设计，台谏官员为天子耳目，由天子任命选拔。但权相蔡京时代开始，就注重控制台谏，后世权相也多通过推荐台谏官员、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台谏。所以“权相”的形成，与台谏部门的职能丧失有很大关系。宋理宗为了避免出现下一个史弥远，在史弥远死后就开始大规模调整台谏官员的任命，加强对台谏系统的管理，强化其“天子耳目”的功能。
对于腐败和冗官现象，宋理宗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保证官员的任职资格，科举取士减少人数、保证质量，严格官员的升迁制度……等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结果，“端平更化”期间，在选贤用能方面颇有起色，扫除了前期官场昏庸黑暗的局面。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另外，宋理宗也很快从更化图治转入嗜欲怠政，走上昏庸之途。他尊崇理学，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司马光也被迁出）。他起用了当时著名的理学人士真德秀、魏了翁；但二人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令老百姓大失所望。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后，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宋理宗对理学的尊崇，仅仅用于装点门面，具有象征意义而已。
进入淳祐年间，宋理宗已逐渐丧失“端平更化”的上进姿态，朝政也逐渐败坏。淳祐九年（1240）九月，宋理宗封阎氏为妃。阎贵妃奢侈无度，而且在宋理宗的宠爱下，骄横放肆，干预朝政；一些投机钻营的小人，走她的门路，于是便骄横专恣，干权乱政起来。阎贵妃还与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等奸臣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史称“阎马丁董”，恃宠乱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与贾似道明争暗斗，打击谗陷，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以至于有人在朝堂门上书写：“ 阎马丁当，国事将亡。”
开庆元年（1259年） 以后，理宗听任贾似道“权倾中外，进用群小。”贾似道为了不让士大夫批评他专权乱政，对士大夫施展利诱之术，故意败坏士风，“似道既专恣日甚，恐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啗（dàn）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士风每况愈下，贾似道逐渐一手遮天，朝政黯淡无光。
景定五年（1264年）11月16日，宋理宗在临安去世，在位40年，享年60岁，遗诏太子赵禥即皇帝位。
对宋理宗的评价，后世学者褒贬参半。王夫之认为他“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李贽说他是个“得失相半之主”。当然，也有毫不客气的评价：“但（赵）昀乃一庸才，嗜欲甚多，怠于政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只图偏安，无复国之大志，因之权移奸臣，朝政日非”。考虑宋朝当时面临的生死存亡之形势，结合宋理宗政策的得失，实在不宜给予他过高的评价。
宋理宗享国四十年，与宋仁宗接近，但跟宋仁宗朝的政治气象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仁宗虽然“无定志”，但在位四十二年期间，贤相相继；再看宋理宗在位期间，前有权相史弥远、丁大全，后有贾似道，可谓“权相、奸臣”相继。宋理宗在位的四十年，几乎可以视作南宋“失去的”四十年。宋理宗去世后，太子赵禥即位，为宋度宗，伴随着蒙古大军的汹涌南下，南宋帝国之崩溃已经几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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