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做了官也需要启动资金？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所以筹措"进京资本"，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种方式之外，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打秋风"。
按《曾国藩年谱》的记载，回乡这年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四月，公至衡阳。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有曾纪诗者，执贽愿从事，公为书'勖之以学'。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十月，抵家。"
这段记载很巧妙地隐藏了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将他的出行描述成一次休闲旅游。但曾国藩的日记和《湘乡曾氏文献》却还原了曾国藩的拜客过程。这两种资料显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 冈、新化等十县州。所拜之处，达一千二百家左右。
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议修谱牒"，但他所拜远不止各地宗祠。他拜访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经累世没有来往的；三类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类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除了"议修谱牒"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三重：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 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 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启动资金方式之一：长途拜客"打秋风"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的莫大光荣。要知道，清代湘乡县平均二十六七年才出一位进士，翰林更是上百年才能出一个。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蛏虷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 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岳父家收获多少呢？从《湘乡曾氏文献》的"人情账簿"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刚抵岳父家就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又一次收到"轿钱四百文"，正式的贺仪则是"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 回家"。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一天下来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祼裸的"打秋风" 了。各地官员对这位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都不敢怠慢，基本上都要宴请一次，然后再送上礼金。
官员所送一般都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
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财。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所以曾国藩从这些小老板处也颇有收获。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 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约七百九十六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除"修族谱"及"拜访""送卷"等名义之外，还有"挂匾""收学生""点主"等许多活动。新科进士是社交场中被热烈追捧的对象，因此所收的钱 财也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
族中那些实力雄厚的乡绅送钱往往较多。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比如五月二十五日在耒阳写道："辰后，仍写对联、条幅。益能叔侄款待甚丰，馈赠甚腆。"
当然，曾国藩一路拜客，也并非空手而来。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写对联、扇子、挂屏、条幅等，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一整天。一般来讲，他到各地官员、乡绅及重要公祠，都会奉上亲书墨宝为礼，有时还会为人写寿序，因为新科进士的墨宝为人所重。这样所收礼金中又兼有润笔性质，自然更为丰厚。
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各公祠祠规惯例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没有现钱，贺仪须等到八月再送。曾国藩联想到前年父亲曾麟书来此祠送匾，祠堂经管人也曾许诺来家里送贺仪，过后却食言，因此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传统时代的宗谱族规中大都包含有对中式者的奖励条款，各地宗祠对于科举中式者应该承担明确的致送贺仪任务。从曾国藩的账簿记载看，他到各地曾祠，一般都由"首事"接待，会收入一笔"公钱"，或者叫"公祠钱"，这应该是各祠产中用来奖励科举中式者的例钱。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
为方便起见，我们按一千六百零二文兑换一两计算。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为 13.22 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收入总计386.18 两。第三次拜客收入合银466.1 两。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以白银合计为566.61 两。
实际上，道光十八年由北京回湘乡路上，曾国藩就已经在中湘地区顺路拜过一次客了。城内外合计收银63.05 两。
以上五次合计，曾国藩所拜之处，包括宗祠、店铺及人家，约一千二百处。以银两合计，共收入为1 495.17 两。
除了银钱之外，曾国藩收到的贺礼中还有少量实物。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可谓巨款。
为了直观了解曾国藩拜客路程，我根据日记及账簿记载，对其行程大致加以勾勒。
第一次拜客的目的地是岳父欧阳沧溟家金溪庙，路程不远。按地图上两点间的线路简单计算，往返 29.22 公里。
第二次拜客，主要经行地为永丰、梓门桥和湘乡。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133.06 公里。
休整五天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次拜客。从三月二十九日由家起程，走衡阳，二十二日至衡州府城，在府城停留十天。五月十一日到达耒阳县城，在县停留八天，三十日至永兴。六月初五由永兴雇船下耒阳，十七日又回到衡州府城。六月二十一日由衡城起身，二十二日到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456.35 公里。
在家休息一个月后，曾国藩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开始第四次拜客。八月十二日至 宝庆府。八月十七日由宝庆起行，二十二日抵武冈州。九月初二日离开武冈，十二日 由杉木桥至新化。二十二日至安化蓝田。十月初三日至永丰，初四日到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603.3公里。
四次简单相加，共计1 221.93 公里。曾国藩行走的实际路程肯定要超过此数。一是因为路线是以他的主要经行点简单连线而成，实际行走路线要远要曲折。二是因为他每到一城，通常都要出四门到四郊拜客，行程也不算短。因此估计他的实际行程为一千五百公里左右。
在传统社会中遇到人生大事，亲友往往以礼金、礼物等方式互助，这是很多传统 礼俗的起源因素。
科举成功后，一个中式者会面临一系列庆祝活动和大笔经济开支。比如要打发前来送报单的报子，要竖旗挂匾，穿袍褂，簪花挂红，焚香告祖，拜客，送扇，印卷……林林总总，颇为繁重。
这一过程花费不菲。这种大笔花费普通人家很难负担，因此催生了中式后的"贺仪"。当然，对新科进士的帮助不同于其他互助。向这样即将成为官员的人致送礼金，显然是一笔前景很好的投资，利润必定丰厚，因此很多中式者家庭互助圈子以外的人会主动前来送贺礼。 曾国藩以拜客方式收受的大量礼金，显然相当多是出自"投资"的目的。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作者注）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 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 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 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做了外官，那些送或者借给他钱的人找上门来，曾国藩付以十倍的回报，当事人也并不见得满意。因此，现在所送，都是钓饵。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钓饵"，并无丝毫犹豫。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决定，曾国藩不可能不遵此陋习。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入京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
结束在家的休整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从家乡出发，经湖北、河南 北上至京。一路上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与各地官员相往还上，上至巡抚，下至县令，乃 至学官，他都拜到。
见官拜官，见店入店，从各地官员和"乡亲店"主手中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曾国藩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约五百余两。也就是说，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共计二千两左右。
除了曾国藩外，我没有发现有关其他中式者留下如此详细的拜客记载。遍寻史料，我没有见到其他中式者如曾国藩拜客这样时间长、范围广、拜访对象多、收入高。能够见到的资料中，中式者收到的馈赠数量通常远低于曾国藩。也许在"议修谱牒，清查源流"这个借口下，曾国藩的拜客地域及范围远超当时习惯。
筹集启动资金方式二："包揽词讼"
虽然通过拜客获得大量收入，但是曾国藩仍然感觉手里的钱不够充裕。拜客有收入也有成本，曾国藩一路仆从花费、家中刻卷、应酬、购置家具衣物、日常支出等花销，也都不小。加上在这一年曾家经历了曾国藩长子和幼妹去世两次丧 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的喜事。翰林之妹出阁，规模不小，"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耗费颇巨。
因此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仍然不足，还要向别人借钱。日记中提到"向大启借钱"，临行前的十月初五日记中又说："八月，谦六在省会家严，面许借二百金。"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说。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 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二月十九日，族人曾光文前来和他商量如何为曾逢吉办理诉讼事宜……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缘于石湾曾氏某公寓"已赁与伍姓人开店。伍姓强悍，有霸占之意"。族人请他做主，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 "是夜，又作书让（责备—作者注）宋公也"。
曾国藩六月二十九日日记还提到，他"作书与面湖凼、唐福各处，嘱其早完国课，以便办优免事"。这是关于税赋减免事宜。另一处记载"会衡阳沈明府，道及彭雅涵偷窃事"。这是关于地方治安。八月十七日日记说"族中有名国正者，在宝庆营……悯其孤苦，因……至两营及协镇都督处，托其照拂"。与武官也打过交道，可见他的绅士功能发挥得相当全面。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外地族人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 仪"由此可见一斑。
从正月十六日忙到十月底，"筹资"工作终于完成，曾国藩在十月三十日这天的日记里说："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三天后，他从家中起程，奔赴北京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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