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種政府“戰疫”表現有差異。這種差異解讀，較為流行的是以東西方政治為分界線。有人從中看到了西方政治的傲慢——以為自由民主制可以“包打天下”。我看到的是西方政治的惰性。
美國傳染病學家理查德·克勞斯曾說，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稅收一樣不可避免。人類與瘟疫已鬥爭數千年，但歷史地看，人類社會政治上的每一步進化，都在抵消致命病毒對人類的殺傷力。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後，人類社會再也沒有出現過因傳染病導致千萬級別人類死亡的事件。
那時的政治進化，主角是西方國家。英國19世紀中期建立全國性公共衛生體系，開創了政府治理的先河，後來成為歐洲多國政府模仿的做法。如今世界各國的公共衛生體系，都能找到“英國基因”。
後來，起引領作用的是美國。美國1946年成立的國家疾控中心，是當時世界上首個專門應對傳染病流行的政府機構。目前世界上設立了疾控中心的國家，或多或少都參照了“美國樣板”。
傳染病防控方面的領先地位與國際政治上的主導角色相匹配，這絕非歷史的巧合。從冷戰後期開始，美國長期在國際防疫方面扮演領導者角色，這又與美國相比於英國的國際主導地位“含金量”更高相符合。
歐盟可以說是西方政治進化的標杆，成員國之間人員、信息、資本的自由流動，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劃界的清晰，幾乎神話為世界政治的黃金標準。這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但也是西方政治進化“停滯”的開始。
這種停滯在歲月靜好時“不可見”，危機來臨時則異常扎眼。冷戰結束後的相當長時期裡，西方世界既不曾遭遇危及民族存亡的戰爭威脅，也沒有出現動搖國本的國家危機。
這種歲月靜好孕育了政治惰性。如果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只是提了個醒，那麼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則是一記重拳。
無論是帶有“超民族國家”色彩的歐盟，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社會，自由民主制度都是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一個人類與病毒共存的危機四伏的世界裡，政府治理能力不能拖政治進化的後退。
歐美成為疫情重災區，不是自由民主制的錯，但你總能看到政治認知上的惰性傷及治理體系的效力。政治學者鄭永年在分析歐洲疫情失控時寫道，“對政治權力感到深度恐懼的人來說，他們寧願選擇在家裡孤獨地死亡，也不願看到一個高度集權政府的出現。”
百年前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提出警告：“英語民族，長期以來一直疏於行政方法的完善，卻一門心思鑽研對行政權力的遏制。它對政府的控制，遠遠超過對政府的激勵。它一直關注的是敦促政府變得更公正與溫和，而不是變得更靈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寫道，對於世界上許多人來說，現代政治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約束強大、唯我獨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他所說的“現代政治”，實際上指的是“西方政治”。
因為歷史進入“現代”以來，西方政治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角。福山關於西方政治衰落的論述，何嘗不是西方政治在進化上的惰性？
從政治進化的角度看，能稱得上“現代”的政治，肯定是能因時因勢而變、能有效治理的政治。這一點，東西方皆然。
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 雷墨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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