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疑案,趙匡胤“陳橋兵變”

千秋疑案,趙匡胤“陳橋兵變”


後唐天成二年(927年) ,趙匡胤於洛陽出生。趙匡胤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是將門家庭。其父趙弘殷曾任後唐飛捷指揮使駐守於洛陽,見證了五代的戰亂割據與頻繁的朝代變革。

儘管趙弘殷並無過人的功績,但給了趙匡胤良好的成長環境。後漢乾祐元年(948年),時年二十二歲的趙匡胤應募從軍,投入後周太祖郭威麾下。他有著令人望塵莫及的社交手段,與郭威麾下的一批年輕將領結為兄弟好友,甚至憑藉傑出的才能受到未來儲君的賞識,進入柴榮門下。當郭威遵五代慣例立養子柴榮為開封尹,即儲君時,趙匡胤被任命為開封府馬直軍使。顯德元年(954年),柴榮剛即後周皇帝位,趙匡胤便再度在禁軍中任職。不久以後,北漢聯合契丹侵襲後周邊境,最終於高平城(今山西高平市)展開大戰。侍衛司統帥樊愛能、何徽等人臨陣脫逃,而趙匡胤卻身先士卒戰功卓著,最終協助世宗擊退來敵,因功升為殿前都虞侯,負責整頓與擴張殿前司諸班。

後周禁軍由侍衛司、六軍和趙匡胤所在的殿前司組成。在郭威時期,六軍已經不似唐時強大。另一方面,五代時期中央政府為了削藩而收攏的地方藩鎮兵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衰老,但中央政府因害怕兵亂,並不將其解聘,而是將殿前司獨立出來作為容納之所。這樣一來,三大部門中具有戰鬥力的實際上只有侍衛司,而五代最不缺的就是將領兵變,此時柴榮為了遏制侍衛司可能的兵變,故而嘗試以親信趙匡胤為中心建立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軍隊。在其後的數年時間裡,殿前司經整頓擴編後能與侍衛司分庭抗禮,而趙匡胤也在軍中獲得了莫大威望。當然,這主要還是因為趙匡胤在此間立下了卓越的戰功。

顯德六年(959年)三月,周世宗出兵征伐契丹,一路連破遼境數重鎮,恢復了對高陽關以南地區的統治。當他準備攻取幽州時,因病被迫返回京城開封。正當此時,有人在公文中夾帶一塊木牌呈給了他,上面寫著“點檢做天子”,意指殿前都點檢張永德意圖篡位。於是他返回汴京、途徑澶州時,便解除了殿前司最高統帥張永德的禁軍兵權,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一躍成為後周禁軍將領中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副指揮使韓通外最具實權的人物。

李重進是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備受郭威、柴榮父子器重。後漢隱帝乾祐三年(950年),隱帝劉承祐不願受到朝中重臣的轄制,認為郭威與史宏肇等人把持朝政、威權過重,必然威脅皇權統治,故而遣派軍隊謀殺郭威等重臣的家眷。其中郭威一門,“嬰孺無免者”(《資治通鑑·卷289》)。郭威憤恨之下舉兵推翻了後漢隱帝的統治,自立為帝。就在周太祖代漢後,廣順初年,李重進先升任內殿直都知,其後迅速晉升為大內都點檢、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同年又升任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柴榮同樣非常信任李重進,在嗣位以後便把李重進從衰弱的殿前司調出,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其後為禁軍最高統領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掌握著後周禁軍的最高兵權。韓通也非簡單的角色。他年幼參軍,在後晉開運年末便入郭威帳下被“委以心腹”。到廣順初年,他已升任虎捷右廂都校,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憑藉戰功一步步走向了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之職。(《宋史·卷484》)

這兩人在後周軍中素有威望,與朝廷的關係也十分親密,若有此二人作為攔路虎,那麼趙匡胤的篡位計劃就很難實施了。然而事態進展之順利,超出了趙匡胤的想象。周世宗臨死前,曾“召範質等入受顧命”,命王著為相,輔佐周恭帝(《資治通鑑·卷294》)。周世宗臨終前召集的重臣都是他最為信任的親信,其中自然包括趙匡胤,但沒有李重進的身影。這讓趙匡胤的心思開始活絡起來,而歷史的轉折點也因兩位大臣的私慾就此出現。

此時後周有三位宰相,卻只有範質成為柴榮欽定的顧命大臣。然而,若遵照世宗遺命,將有另一位硬漢風格的顧命宰相王著出現,這對範質來說並不是好消息。趙匡胤當時也在場,自然知道這件事。或許他在一旁煽風點火讓範質下定了決心,兩人最終聯合起來隱匿了世宗的遺命。範質的小腳自此落入趙匡胤手中。因此,其後儘管時有朝臣為趙匡胤權力過大之事而上書顧命大臣宰相範質,範質也沒有采取行動削弱趙匡胤的兵權(王育濟的《世宗遺命的匿廢和陳橋兵變》)。在世宗晏駕後不久,範質反而把與皇室關係相當親近的侍衛司最高長官李重進外調揚州,剝奪了其禁軍兵權,儘管這種安排也可能是基於對李重進篡周的顧慮。經此種種,趙匡胤在軍中的勢力日益膨脹,為他順利發動兵變奠定了基礎。

當禁軍最高指揮馬步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受命出鎮揚州後,在京禁軍的高級領袖除了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外,就是趙匡胤一系人馬。廂級統領中除了“臨時多規避”的祁延訓外,也盡是“趙家班”成員。趙匡胤苦心經營的局面自此已初見分曉,待時機成熟便可發作。

周恭帝登基後不久,鎮州、定州上奏契丹與北漢聯合進攻邊境。得知這一消息後,朝廷立即決定派遣趙匡胤率殿前司禁軍北上抵禦。有人認為這一軍情為謊報,是趙匡胤設的計;也有人認為這一軍情是事實,並提出了若干合理的推測。事實上,這一軍情是否謊報並不重要,它只是給“陳橋兵變”提供了契機,此時趙匡胤反心早已昭然若揭。

在接到出兵的指令後,趙匡胤派韓令坤、張令鐸率禁軍出巡河北,屯戍於河北武德。收到“契丹、北漢聯軍來襲”的消息後,慕容延釗率前軍先行,直奔河北真定而去,守住契丹南下之途,直接控制河北局勢。就其後趙匡胤及慕容延釗等人的態度來看,或許這幾位禁軍統帥是受命前往河北鎮守邊境以防局勢生變,《宋史·慕容延釗傳》甚至直接記載二人此去的任務是“按治邊境,以鎮靜聞”,故而受到趙匡胤“便宜從事”的委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宋史·慕容延釗傳》)

當一切準備妥當後,趙匡胤隱藏的陰謀也將逐漸落實。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三,趙匡胤率軍北上,當晚到達陳橋驛。據官史記載,趙匡胤酣醉入睡後,趙普、趙光義協同一批高級將領開始謀劃擁立趙匡胤為帝之事,並遣人前往京師汴梁通知留守的石守信及王審琦,令二人於城中暗中接應,同時煽動軍中將士,備好黃袍。是夜,軍士聚於驛門“以黃袍加太祖身”,行禮高呼“萬歲”。趙匡胤似是無奈之下以黃袍加身,大軍從陳橋驛折返。石守信及王審琦接到消息後,在城中列開陣勢徹夜等待,將大軍順利引入城中(《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

當時汴梁城中,在軍權上能與趙匡胤相抗衡的,僅有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而已。但由於趙匡胤早已以張光翰、趙彥徽二人滲透進了侍衛司,韓通的兵權此時已被架空1○。這一部署顯然是蓄謀已久的。當韓通聞變後,還未來得及集合軍隊,便被殿前司王彥升擊殺2○。種種證據無不表明“陳橋兵變”乃趙匡胤一手策劃並付諸實施的。直接或間接參與此次兵變的重要人物基本都受到了趙匡胤的提拔;唯有王彥升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被後周遺臣所忌恨,趙匡胤為了消除後周遺臣心中的芥蒂,以驚擾重臣、意在求賄為由,令其出任唐州團練使,遠離京城這一是非之地。(《宋史·王彥升傳》)

經過“陳橋兵變”,趙匡胤幾乎接手了周世宗的所有遺產,但這僅是故事的開始,遠非結束。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56》


千秋疑案,趙匡胤“陳橋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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