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将“罗生门”解释为人间与地狱之间的门不觉好笑，读者多去附会文学经典，何患无辞？“罗生门”本是平安京朱雀大道的北大门，历史苍茫，如今徒留一根上书“罗城门”的石柱立在那里，为平安时代守节。
这种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误会，岂非也是“罗生门”吗？
1950年黑泽明拍出《罗生门》，自信满满，在国内却受冷遇，大家都看不懂《罗生门》。当时意大利电影公司驻日本的代表斯特拉•米杰利看了《罗生门》，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就向威尼斯电影节强烈推荐了《罗生门》，结果就获得了当年的金狮奖。次年，《罗生门》又获得了美国奥斯卡最 佳外国语片奖。 日本人这才对黑泽明高看一眼。
《罗生门》爆得大名是人们对艺术的尊重，还是重塑丢失的民族自信心，这岂非也是“罗生门”吗？
世间有真相吗？所谓真相不过是为了粉饰门面。
01芥川龙之介自己的“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的母亲精神失常，芥川始终认为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发疯，为了防止自己发疯，他自杀身亡。他因为怕发疯而自杀，才是真的疯了。
对芥川龙之介来说，他到底疯没疯呢？这又是一出“罗生门”。
芥川被称为“从书里走出来的作家”，35岁自杀身亡，创作时间不过十二年，忽焉而已。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书斋中度过，人生经验也多源于书本。故芥川的小说多取材于日本的历史小说，架空时代背景，填充杜撰，以言说自己的种种思考。文字干净，结构精巧，不接地气。
作家似乎有一种间接取材挪为己用的天赋。当年有人看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惊为天人，不无担心地对苏童的妻子说：“你先生是不是很懂女人心？”妻子很淡然说道：“他还懂女人？”
常年“悟言一室之内”的芥川龙之介，曾对中国抱有浪漫幻想，从书上读来的古典中国令他日思夜想。1921年芥川外派到中国采访，目之所及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他甚至嫌杭州“美国味”太重。
在张岱极度美化的湖心亭，他看到一人朝池塘里撒尿，大惊失色。总之，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十分不快。
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认知是从茶碗和刺绣中来的，阳春白云自然见不得下里巴人。理想中国与真实中国之间的偏差，又是一重“罗生门”。
02竹林中的“罗生门”
武士，强盗和武士妻子对同一件事各执一词，都有同一个原因，就是拼命保全自己的形象。
“形象”，多么值得玩味的一个词，虚伪又狡猾的一个词。道德沦为祭品，又被每个人拿出来炫耀。道德的形象要通过牺牲道德塑造，真相扑朔迷离。
在三人的叙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强盗多襄丸和武士都把武士妻子描述成挑拨离间的小人，她间接导致了武士死亡。
武士妻子生得婀娜多姿，微风吹起她的面纱，多襄丸见色起意。只有作案动机是确定的，其余一概不知。在男人的眼里，女人是祸端的始作俑者，一切皆因她而起，最后女人出家得善终。
作案动机即是事件真相，事情从一开始就显露出端倪，真相是强者操纵弱者的结果。弱者不过是强者话语权中的一环，为其逻辑自洽服务，沉默屈服，不可辩白。弱者唯有隐遁退让，被动寻求一方栖身之所，将伤害降到最低。
《罗生门》中最痛苦的人莫过于武士，他对名誉最执着，故做了鬼也要自圆其说。
十八层地狱中，第一层地狱是拔舌地狱。诽谤他人，挑拨离间的都将被铁钳夹舌头，慢慢拽出。不知武士有没有受拔舌之苦，若已受刑，被巫师通灵后还能再次说谎，全剧到此便至高潮。
夫妻至情亦比不上自身名誉，私心扭曲了客观现实，假作真时真亦假，事到如今，真相已然不重要了，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真相。
真相是最重要的吗？武士的灵魂说自己是自杀而死，案子还有必要再追究下去吗？强盗说他杀了武士，武士倒替强盗辩护说是自杀，岂不可笑？
真相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利益操纵真相，你听到的看到的就是真相，至于他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并不能决定。真相的意义在于使各方相安无事，若非如此，还需要再打扮打扮，否则做鬼也不安心。
03大雨中的罗生门
在芥川龙之介的原著中，主角只有武士，强盗和武士妻子三个人。黑泽明则多加了一个叙述的主角——樵夫。
樵夫说他们三个都在说谎，自己说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真相。樵夫说的是真相吗？他偷了插在武士胸膛上镶着珍珠的匕首，为了家里人能有饭吃。武士的鬼魂说，自己昏迷时有人拔出匕首，自己流血身亡。若真如此，樵夫才是凶手。
行脚僧感慨道：因为人性太脆弱了，所以才撒谎，甚至对自己撒谎。”语言是歧见的开端，真相可任意涂抹。先知早已看破，佛陀，孔子和耶稣都不曾著书立说，只是述而不作。门人一厢情愿替他们作传，惹得诽谤满身，锅还得祖师爷背。
大雨中的罗生门摇摇欲坠，面目狰狞，其下躺着一个婴儿。杂工剥去婴儿衣服，扬长而去。这一段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在《罗生门》中写一个下级武士为是否做强盗做思想斗争，他到二楼看见一个相貌极其丑陋，声音像乌鸦一样的老太婆在拔死人头发，拿去卖钱。武士起初指责老太婆发死人财，老太婆告诉他，正被她拔头发的女人以蛇肉冒充鱼干，吃的人都得瘟疫死了，他们也未必是好人。武士听了扒下老太婆的和服逃走了。
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黑泽明在电影结尾想要阐述的是一个道理：人性之恶可以被体谅。平静地叙述个人的苦难比高高在上地批判，更震撼人心。对恶的宽容实质上是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个人在时代大环境下被逼到绝境时，谈论道德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残忍。
《竹林中》和《罗生门》都创作于大正时期，彼时日本地震，瘟疫频发，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芥川龙之介哀民生之多艰，诉诸笔端，便有了满纸苟且。
将真实的人性暴露在众人面前，就是对人最大的尊重。走笔至此，想起一则逸事。
某次贾樟柯在国外放映自己的电影时，有留学生当场站出来指责他，说他为什么总爱拍一些穷乡僻壤来展示中国的落后，而那些光鲜亮丽的场景如此之多你却偏不拍？你的目的是不是取悦外国人？是不是为了拿奖？
贾樟柯一笑置之。这位留学生搞错了对象，张艺谋才是他说的那种人，如今被奉为“国师”。伟大的批评家都是爱国者，那些急于歌功颂德者都是投机分子。
电影《罗生门》最后，雨过天晴，樵夫收养了婴儿。和尚说：“亏得你，我又可以相信人了。”仔细品味不难发现，武士，强盗和武士妻子，都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还是值得敬佩的。
黑泽明与芥川龙之介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他在芥川龙之介原有的阴翳之上，送来了一缕微光。
在龌龊不堪的一生中，做一两件拿得出手的善事，便可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人”了。像“贫而乐，富而好礼”之类的说辞，大概只存在于书本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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