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大家里面横跨经史的很多，但能在周易和词学两个领域都取得很大成绩的屈指可数。张惠言就是这么一位，他不仅在易学上有很大的发明，而且自己词学造诣很深，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很大。叶嘉莹先生曾把他与李商隐、温庭筠这些大家相提并论。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经历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家固孤贫”。当然，他很聪明并且好学上进。中乡试后得到了教习的职位，后来又中进士。拜入大学士一代儒宗朱珪的门下，一直做到翰林院编修。
史书记载张惠言，“体格清羸，面有风稜，而性特和易。与人交，无贤不肖皆乐之。至义之所在，必达然后已。”他品格很高，尽管是出在朱珪门下，但从来不去找朱珪私下请托。相反，而是采取一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态度”来与自己的老师讨论问题。比如朱珪认为“天子当以宽大得民”，张惠言却认为，“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故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刑罚以肃内外之政。”也就是说朝廷在和平年代应该“猛”而不宜“宽”。朱珪认为，“天子当宽大犯过错的大臣。”张惠言却提出反对，说“庸猥之辈，幸至通显，复坏朝廷法度，惜全之，当何所用。”朱珪喜欢任用提报博雅之士，张惠言却认为，“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埸者。”张惠言这种耿直的性格引来不少人的敬仰，还不仅经常跟老师争论，也跟著名的“直肠子”洪亮吉在大众场合有过争论。
张惠言在经学具体说易学上的贡献十分突出，他发扬了三国虞翻以来的易学传统，达到了当时易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实，张惠言早年接触过周易，并一直关注易学研究发展的走向。他看了当时另一位易学大家惠栋的周易研究后，不仅大加叹服，而且也引发了自己对周易的动力。与惠栋不同的是，“虞翻之旨，兼参荀、郑。先生则专主虞氏。以虞翻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实传孟氏易家阴阳之学，实非宋儒意造图书所可比”。
他以朴学的研究方法，“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周易虞氏义》九卷。又表其大意，为《消息》二卷，刺取《易》文之可与礼经相比附者，本郑氏“以礼言易”之指，不用爻辰，而更以虞氏之例，为《易礼》二卷。”也就是说用郑玄的用礼记言说周易的方法，绕过爻辞来通释周易。对于周礼，他不仅宗郑玄，而且“以宋杨复作《仪礼图》，虽经文完具，而地位或淆。因兼采唐宋元及近儒之义，断以经注，首述宫室图，而后依图比事，按而读之，步武朗然。又详考吉凶冠服之制，为之图表，别成《仪礼图》六卷。”
张惠言在其他方面还有《墨子经说解》二卷，《握机经定本》一卷，《青囊天玉经正义》五卷，《茗柯文》五卷，词一卷。他的这些朴学上的贡献，也被曾国藩所称扬，曾文正称其“学循汉儒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凌驾先贤之意。文词温润，亦无考证辩驳之风。迨古之所谓大雅者欤！”
在文学方面，张惠言更是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他“少为辞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他工骈文辞赋。后受桐城派影响，开创阳湖派。张惠言还是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有感于当时浙派词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于1797编著了《词选》一书行世。《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凡44家、116首。在《词选序》中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意内而言外”，“意在笔先”，“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同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不徒雕琢曼词而已”。
张惠言的词现存46首，多为佳作。比如其《玉楼春》：“一春长放秋千静。风雨和愁都未醒。裙边馀翠掩重帘，钗上落红伤晚镜。朝云卷尽雕栏暝。明月还来照孤凭。东风飞过悄无踪，却被杨花微送影。”清丽可人，哀而不伤。
总的看来，张惠言在处理经与文的关系上是处于一种悠游自洽的状态。他受桐城派文学思想的熏陶，但又超然自悟，由追求"明道"而转治儒经，成为精研《易经》《仪礼》的汉学家。张惠言侧重经学，却始终不弃辞章，其经学和文学倾向也与桐城派宗师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张惠言及其家人的辞章之学成为学术传播的媒介，其经学和辞章相呴相济，相得益彰，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很可惜的是，张惠言于四十二岁就去世了。真是天妒英才。
张惠言的儿子张成孙，字彦惟。从小受他教诲，学问也很不错，后来受教于庄述祖，学术上得到大儒阮元的肯定，也有著作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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