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為什麼願冒死去刺秦王?解讀《史記》中的“士為知己者死”

“士”作為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其階級地位和生活風貌的變化都會對社會結構和時代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對“士”之精神的稱頌不在少數。 “士可殺不可辱”的豪邁剛毅,“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大度堅忍,以及“士為知己者死”的英勇壯烈,都讓“士”這顆星璀璨奪目,熠熠生輝。

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重點敘述了豫讓、專諸、聶政、荊軻和曹沫五個刺客,除曹沫之外,其他刺客無一生還,他們就共同表現出了“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士為知己者死”,解讀“士”的知己精神。

(一)“士為知己者死”精神的歷史背景

追其歷史,“士為知己者死”最早出自《戰國策·趙策一》。這句發自士內心的豪言,意味著士的命運的轉折,更見證時代之風的變幻。在那個風雲詭譎的春秋戰國時期,群雄逐鹿,滄海橫流。西周之禮樂已然冰消瓦解,周天子的威嚴更是蕩然無存,原有的社會格局四分五裂。

荊軻為什麼願冒死去刺秦王?解讀《史記》中的“士為知己者死”

禮崩樂壞的情勢打破了宗法制的枷鎖,作為西周貴族階層最底層,原本縱馬放矢、持戈操劍的士階層,其自身結構也分崩離析。自由渙散,文武分途,成為了士階層一個重要的特徵。大多數士可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謀得衣食生活。

有的以卓遠的見識和不凡的口才贏得王公貴族的好感,成為了文士;有的則憑一身出眾的武功和過人的膽識倍受諸侯權貴的青睞,成為了武士。這些武士,仍然保留著崇武好鬥的傳統和驍勇強悍的特徵。“士為知己者死”正是對這些武士願為知己獻身精神的稱讚。

(二)“士為知己者死”精神的實質

知己之交在中國古代早期並不罕見。追根溯源,從《詩經》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到《楚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無不體現出早期人們對結交知己的渴求。

伯牙和子期一奏一聽,演繹高山流水,子期死,伯牙斷琴絕弦,兩人友情成千古佳話;莊子和惠子情趣相投,展開魚樂之辯,惠子逝,莊子以 “匠石運金”巧喻知己再難尋;鮑叔慧眼識才,深知管仲,於是管鮑之交為後世美談。以此我們不難發現,心靈的相知,志趣的相傾是早期古人能成為知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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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餘,士的知己之交的內涵有所變動。他們不單單強調志趣,更多的是追求人格。從司馬遷在《史記》中關於刺客的記載,我們便印證這一點。

智伯對豫讓盡國士之禮,豫讓堅持不懈,為復仇死不足惜;公子光跪地叩首,視專諸之身為己身,於是專諸才為其刺殺吳王僚;嚴仲子不辭千里,多次屈尊拜訪聶政,於是聶政願以身冒險行刺俠累;太子丹更是至誠,叩頭懇求,尊荊軻為上卿,讓其住上等屋舍,為其斷美人玉手,於是才有了荊軻刺秦王的壯舉。

能讓這些人賣命成為刺客,其原因不是他們和恩主之間有多深厚的情感基礎,也不是多麼志同道合,而是他們受到了恩主的禮遇。恩主的禮遇讓他們感受到了之前從未有的身份平等和人格尊重,於是他們一旦為人以禮厚待,便會拋頭灑血,竭盡忠誠,九死無悔。因此,刺客的“為知己者死”,實際上是“為知遇者死”。

(三)“士為知己者死”精神在當時為何會盛行?

“士為知己者死”不僅僅是當時士的為人處事準則,更贏得了世人的肯定和稱讚,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念。這種風氣的盛行,與諸侯的養士之風和士的自身需要有著莫大的關聯。

1.養士之風

一方面,社會動亂,諸侯競勢奪權。這些諸侯為維護宗族利益,捍衛自身霸業,便於社會中廣尋賢士以助各自進行政治鬥爭,紛紛開啟“養士之風”。

以戰國四公子為例,平原君趙勝,“諸子中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信陵君魏無忌仁賢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不敢動兵侵魏十餘年;孟嘗君和春申君,以及秦國文信侯呂不韋亦是如此,其門客都三千人之多。

養士之風的盛行,為士提供了施展才華和抱負的有利環境。對於武士而言,他們或作為刺客,或作為護衛,或選擇代人復仇,其最終都被捲入了政治的疾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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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道主義

另一方面,“人道主義”突顯,流行於春秋列國之中。政治方面的變革致使思想領域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劍指天道神靈,“天命即王權”的思想桎梏受到強大的衝擊,人們愈加重視人的存在和價值。

加之春秋時期儒家主張的“仁義”之說,實際上它正是替人發聲,使得人們由“重神”轉向“重民”,將“天道”轉向“人道”,人們普遍開始自我意識覺醒。作為周天子王朝被壓抑多年的士階層,他們自然心有不甘,渴望自己能有出頭立身之日,渴望自己能被社會善待尊重。

然而百家爭鳴,人才奮起的時代,武士想展露鋒芒又談何容易。於是他們為滿足自身生存和實現自我價值,主動紛紛依附於諸侯權貴以求得平臺。但是士絕非卑躬屈膝,賤賣自身,任人差遣,而是有其特定的原則。而這種原則,即為“知己”效命。這裡的“知己”就是能給予“士”充分人格尊重的人。

(四)結語

歸結起來,春秋時期新思想如洪流般來勢洶湧。表現在人生價值觀上,當時的用人標準突破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而是更加從“仁義禮智信”等方面綜合考量。從等級森嚴的社會走出來的士,更是對人格獨立和身份平等有著迫切的渴求。

人道主義的盛行讓士更加著眼自身價值。縱使被湮沒於政治風雲,他們也要轟轟烈烈地成就自身。“士為知己者死”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進取思想的一種折射,反映出士的悲壯的進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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