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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60年代《紅巖》小說問世以來，以紅巖革命烈士為題材的文學藝術創作層出不窮，幾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學藝術領域，紅巖革命烈士的事蹟感動和影響了許多中國人。一部《紅巖》小說，讓許雲峰、江姐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戶曉，一曲紅梅贊萬人頌唱廣為流傳，在社會上形成了對群眾產生深刻影響的“紅巖”現象。作為上個世紀60年代意識形態下產生的《紅巖》小說，表現和適應了那個年代的精神需求，人們在接受許雲峰、江姐、成崗、李青林、小蘿蔔頭英雄形象教育的幾十年過程中，對她的真實性產生了更多的興趣，這也是渣滓洞、白公館每年有絡繹不絕參觀者的原因。《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在《魔窟》、《來自白公館、渣滓洞的報告》、《紅巖檔案解密》的基礎上，又一次真實的報道紅巖、描寫紅巖，還原了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
一、書中對“紅巖”史事進行了大量細節描寫，補正了過去“江姐”文學形象的不實與不足，還原了歷史真實 1、真實的江竹筠形象是怎樣的？ 關於江竹筠，即《紅巖》裡的江姐形象，過去幾十年來有很多的戲劇和影視作品的宣傳。在《忠誠與背叛》一書中，描寫了一個真實的江竹筠，使人們對其有了全面的瞭解。真實的江竹筠，本名叫江竹君，其實是一個十分弱小的女子，身高僅1.56米。她到萬縣工作時，化名為江志煒，取內心依然追求光明之意。被捕後，特務問她的名字，她說“我叫江志煒”，狡猾的特務冷笑道：“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江竹筠一聽，特務連這個情況都知道，她想判斷敵人到底掌握了多少情況。於是，江姐靈機一動，要與敵人周旋一下，她非常鎮靜地對特務說：“對，我是叫江竹筠，不過我那個筠，是上面一個竹字頭、下面一個平均的均，你們不要寫錯了。”這就是江竹君後來被檔案記載為江竹筠的來歷。 2、江竹筠在獄中到底受的是什麼酷刑？ 關於江竹筠在獄中到底受的是什麼酷刑，人們過目難忘的一個情節就是她被捕後遭受了以竹籤子“釘手指”的酷刑。遺憾的是，這個震驚了億萬公眾的情節，恰恰是虛構的。 在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檔案中，保存有當年對江竹筠審訊問案動刑的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法官張界和特務陸堅如的若干交代材料。根據材料，當特務徐遠舉從江竹筠這個柔弱的女子嘴裡得不到任何情報時，氣急敗壞的徐遠舉竟然對她動用酷刑。這種酷刑不是“釘竹籤子”，而是“夾竹筷子”。這種“夾竹筷子”刑罰是封建古代摧殘人犯的一種方法，行刑過程是：把竹筷子用麻繩連環套式連接起來，把受刑人的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夾住，左右兩個人拉住麻繩，一使力，竹筷子就會夾緊手指骨頭。這種刑罰表面上看不出有傷，但受刑者因十指連心會感到痛苦萬分。 受刑後的江竹筠，給徐遠舉留下的一句話是：你只能危害我的身體，動搖不了我的意志。江竹筠在獄中戰勝刑罰的英雄行為極大地鼓舞了難友們的鬥爭意志。而江竹筠在獄中所提出的“加強學習、鍛鍊身體、迎接解放”的建議，使她成為獄中堅持鬥爭的一面旗幟。這也是為什麼江竹筠在《紅巖》中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更是文學藝術不斷塑造她的一個關鍵基礎。她展現了一個地下黨員堅守信仰、忠誠黨的事業絕不背叛的人格，以及她以革命事業為主，為免除下一代苦難，願把牢底坐穿而表現的一種追求“大我”的信仰力量。
彭詠梧、江竹筠與孩子合影。
渣滓洞審訊室的部分刑具。
3、“獄中繡紅旗”的究竟是誰？
《紅巖》中的“獄中繡紅旗”，描寫的是發生在江竹筠所在的女牢房的事，但是真實的情況是發生在白公館的男牢房。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白公館，難友們為之激動，為之興奮！夢寐以求的新中國已經成立、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他們相互擁抱，在地上打滾。當時，每個難友都在想像新中國成立的熱烈場景，每個牢房裡都發出了一片高呼聲“新中國！五星紅旗！五星紅旗！新中國！”羅廣斌眼見這熱烈的情景，忽然一個念頭閃現，他動情地對大家說：“同志們！我們也應該做一面五星紅旗，去迎接重慶的解放！”羅廣斌把自己的一床紅色被面取下，難友們用草紙撕成了五顆紅星，但是，五星紅旗的具體圖案是啥樣的呢？大家進行了討論，最後，大家一致認為，紅旗中間應該是一顆大星，代表我們黨，紅旗四個角上是四顆小星，代表四萬萬中國人民，緊緊圍繞在黨的周圍。他們用飯粒將草紙撕成的紅星貼在被面上。可惜，這面紅旗未能扛出去。紅旗製作好後，他們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1949年11月27日，保密局下令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實行屠殺，解放後這面紅旗才被人發現。 《忠誠與背叛》還原了這些真實的歷史細節，還原了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從歷史到文學形象、從文學形象到歷史真實，紅巖出現了一種迴歸，這種迴歸是對革命英雄主義的崇敬，是對歷史的一種深入認識，反映了時代的精神需求。
二、書中真實披露了兩次營救白公館中被關押的革命者的行動，不同於舊說
無論是小說《紅巖》還是電影《烈火中永生》，對發生在重慶解放前夕的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都做了另外一種表現，那就是成功營救獄中被關押的革命者。《忠誠與背叛》一書在綜合大量檔案的基礎上，還原了歷史真實，即營救工作雖然一直在秘密進行，卻沒有取得成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們也決不是坐以待斃，他們更希望活著，去建設新的國家。他們為有朝一日能衝出牢獄，始終堅持不懈地進行著努力，獄外的黨組織也一直千方百計為解救他們進行艱難的鬥爭，除通過個別上層人物和個別社會關係，營救一些同志出獄外，地下黨組織還有計劃地準備武裝劫獄。 1949年7月，川東特委在原市中區臨江路45號召開了一次會議，在香港學習歸來的江伯言傳達了南方局錢瑛對川東地下黨的指示：保存力量、保護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錢瑛在指示中，專門提到對被捕的黨員和進步群眾，要千方百計把他們營救出來，需要錢買的，就花錢買。 但終因時間短促，地下黨組織掌握的力量太小，第一次劫獄計劃未能實行。 1949年11月14日，敵人繼在大坪公開槍殺陳然、王樸等十人後，又在電臺嵐埡秘密殺害江竹筠等三十人。獄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風，崗樓上又加派了雙哨，日夜巡邏，集中營裡氣氛越來越險惡而緊張了。胡其芬以“吉祥”為化名，綜合獄中黨員骨幹研究的營救意見，給地下黨組織寫了一份報告，由爭取過來的看守黃茂才帶出給負責與獄中聯絡的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接信後當即轉交給了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 劉康接信後，深知獄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決定單獨組織武裝搶救。劉康與有關同志不斷碰頭，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幾天裡，為武裝劫獄籌集到相應的人員武器，並籌集了五十兩黃金作為劫獄經費。孰料大屠殺開始，第二次劫獄計劃又告流產。 兩次營救，雖未成功，卻仍然反映了集中營內外與敵鬥爭的一個重要側面，它將被載入川東地下黨血與火的鬥爭史冊上。
三、書中運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脫險志士的回憶，對劉思揚、許雲峰等真實的人物形象有了一個客觀的還原 關於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殺，《忠誠與背叛》從報告紀實文學的角度做了一個整體的梳理，運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脫險志士的回憶，特別是對《紅巖》中的劉思揚、許雲峰、成崗、藍大鬍子、胡浩等真實的人物形象有了一個客觀的還原，讓人們更加認識了《紅巖》小說的凝重，同時又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在這場大屠殺中革命志士“失敗膏黃土、成功濟蒼生”、“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革命精神。也許，今天的人們對過去的地下黨員用生命和熱血去奉獻革命的精神感到難以理解。我在渣滓洞、白公館連續當了20多年的館長，我與許多觀眾討論過這樣一個話題，假如我們處在那個年代，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大多數人都會實事求是地脫口而出：“我可能當不了烈士！”有一位觀眾是這樣回答的：要讓我選擇去當烈士，真懷疑有沒有那樣的思想基礎，但是要我選擇當叛徒，良心人格肯定通不過。這就是書中所提到的，忠誠與背叛隨時在拷問著每一個人，只是今天的背叛，不是投降當特務，而是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四、關於叛徒甫志高的幾個原型人物 叛徒甫志高對很多人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人們在交談中，經常會用甫志高這個名字去形容背信棄義的現象。在《忠誠與背叛》書中，對叛徒甫志高的幾個原型人物都做了歷史真實的還原。如“兩面雙料型”叛徒任達哉在執行“隱蔽精幹”政策時，他為了獲得生活來源，參加軍統情報收集工作的培訓，雖然沒有實質幹過工作，但是在重新恢復黨組織關係的時候，他隱瞞了這段經歷。當他被捕後特務卻以此將他攻破，成為《紅巖》裡第一個叛徒；而“甫志高”的原型主要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他們都是1938年加入共產黨組織的，應當承認他們在地下鬥爭期間也做了許多工作，否則也不會擔任到一定的領導職務。在地下黨的十年工作、鬥爭過程中，他們也有過危險，也隨時都有可能流血犧牲，他們被捕後也不是一下子就叛變了的。羅廣斌在報告中指出：“他們在叛變過程中，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毫無矛盾和痛苦的”。問題就在於是什麼決定了他們在這個“矛盾”和“痛苦”過程中選擇了叛徒這條道路？研究這個問題不僅是歷史的，而且也是現實的。 紅巖中的叛徒大多都在地下黨內擔任了一定的領導職務，他們的叛變對革命事業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從他們叛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認識問題的世界觀不正確，看待問題的人生觀很錯誤。而這些又沒有能夠在他們的經歷中隨時得到調整，以至遇到考驗的時候，就避免不了出問題。羅廣斌同志根據獄中同志的討論和研究，對此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他在報告中指出：“在蔣介石匪幫長期黑暗統治的地區，尤其是四川，地下黨的困難是相當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則下，橫的關係不能發生，下級意見的反映和對上級的批評不容易傳達。因此，總的鬥爭原則的把握，必須要有相當的經驗、能力的領導者。領導得是否正確，基本上決定了鬥爭的成功或失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在分析了客觀上的原因後，羅廣斌同志又分析了主觀上的原因。他在報告中寫到：“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沒有經常的組織教育”，這是領導人蛻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為“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有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能通過考驗……” 周恩來同志在領導南方局工作的時候，曾經要求黨員隨時思考和回答一個問題：在戰場上，面對敵人的槍彈，我們能做到勇敢堅定，但是面對長期的監禁和刑罰的摧殘，我們如何做到不變節？忠誠與背叛，對一個政黨保持先進性是不可迴避的問題；忠誠與背叛，在現實生活中隨時在拷問每一個黨員：如何忠誠而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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