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一直由於農業條件的限制，經濟本就十分貧困，而歷代以來地主豪紳和統治者對老百姓的嚴酷剝削，使得本就貧困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是土地兼併，清朝以來的土地兼併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有些地主所佔土地遍及數縣，所放高利貸更是達到好幾縣之多，年利有三、四倍。這樣的結果就致使不計其數的農民失去土地，社會經濟發展受到阻礙。而統治者除了徵收高額的田賦外，還向農民強收各種苛捐雜稅，清朝有鹽課、關稅、茶稅、漁稅、牙稅、當稅、契稅、落地稅等。
民國以來，又有自為捐、壯丁捐、保甲捐、鴉片稅等。如“民國三十二年各種名目的捐稅就達32種之多”。剝削不算，當時湘西種鴉片成風，特別是那些武裝勢力和大股土匪用暴力壓迫湘西人民種植鴉片，由此導致大量的土地和良田被使用，糧食麵積大片縮小。其次是工業薄弱，貿易不發達。民國前期的湘西可以說並沒有工業，一些小工廠、小作坊主要只是滿足當地人生活需求。商品流通依靠的私營商業和農貿集市，主要功能也與此相同。因此在民國前期和民國初期這一階段中，湘西經濟發展是落後的，發展速度也是非常緩慢的。
20世紀20——30年代，這一時期處於軍閥混戰階段，分裂割據局勢十分嚴重，因此政府對地方的管理更多處於一種失控狀態。一方面，這個時期由於大、小軍閥在湘西不斷招兵募勇，集聚槍械，很多官兵都淪為散勇，槍械則流失民間，打著各種旗號的地方遊雜武裝，各自為政，擾亂地方，形成“兵匪”；如，鳳凰縣總兵營龍雲飛，曾任省防軍第三團團長兼7縣(7縣：指有屯租的保靖、永綏、乾城、古丈、鳳凰、麻陽、滬溪)屯務，1934年去職歸裡。第二年，就糾集親信，自立山寨，與另一股武裝勢力頭目龍清富搶奪地盤，廝殺不己。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武裝團閥也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他們在進行地方自我保護的同時也一部分從事土匪的活動，從而稱為“團匪”。如古丈縣剛起步的張平，以辦團防局為名，自稱李家洞團防局長，糾合印培植、張大美、沈二皮等10餘人，上金華山拖隊，攔路搶劫過往商人。龍山縣的師新吾，1920年從陳渠珍那裡領了一紙“陸軍中校湘西巡防軍營長”的委任狀，主管地方團防事務，1926年打起“亂世英雄草頭王”的算盤，1927年安營招頭寨，招兵買馬，開始做起“綠林”買賣。
由此可見，此時湘西土匪的構成主要是由那些在戰爭中淪為散勇的“兵匪”和在戰爭影響下流離失所，為了生存不得不挺而走險的老百姓組成。這些土匪仍然屬於過去以勒索搶劫為主的流匪範疇。這時他們大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形成了多、散、小的特點。如當時匪患較重的龍山縣，在洗車、坡腳有田漢臣，洛塔有彭南川，抬頭寨有丁雲卿，這些股匪的規模不大，人數一般在百人以內，少的只有幾人，多的也不過幾在十人，一個20來萬人口的縣份，地方武裝力量最盛時，達到20餘股，形成“鄉鄉有隊，保保有槍”的局面。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為了阻擋人民解放軍南下，確保大西南的地盤，私用收編土匪以為反共之用，白崇禧到芷江召集湘西各匪首會盟，加官封委，使湘西土匪在這一時期達到擴張失控的局面，土匪不僅僅是無惡不作、佔山為王的人，更多的是一些武裝軍隊。據統計，解放前湘西的武裝土匪有近十萬，約佔總人口的3.3%，分佈在縣區各個角落。有的一縣一股或幾股，多的十多股，一股十幾人、幾十人，多的數百人，甚至上千人。這裡也成了白崇禧心中最後的翻盤勝地，以為可以佔山為王割據起義。不過事實證明，任何土匪在解放軍的面前都是白搭。
【1】《回憶錄》，湘西文史資料，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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