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湧現過許多中西學問造詣頗深但因著譯數量較少、流傳不廣而聲名不彰的學者。水天同就是其中的一位。其翻譯的《培根論說文集》，因被收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讀者多一些，至於其他文字，就很少有人知曉了。最近，水天同的著譯選集《黑美人》作為“蘭大百年萃英文庫”的一種推出，使我們有機會比較全面地瞭解水天同其人其學，是值得歡迎的。
這部選集的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部分，一是水天同的譯作，二是水天同的文章，三是親友弟子的回憶文字。現分別論之。
譯作部分所收兩種，分別為安娜·休厄爾的《黑美人》和喬治·吉辛的《鄉居雜記》，均為上世紀四十年代中華書局所刊英漢對照讀物，其後未再版者。《黑美人》現通譯《黑駿馬》，是有名的以動物為題材的兒童文學作品。《鄉居雜記》，現一般譯為《四季隨筆》，有李霽野、鄭翼棠、劉榮躍等多個譯本。水天同的譯文，流利可喜，《鄉居雜記》中偶有保持原文語序者，留有一絲別緻的澀味，與李霽野等的譯文相比，未必遜色。只可惜，水天同所譯《鄉居雜記》非全本，故難替代通行版本。
水天同譯作已出版者，除《培根論說文集》《黑美人》《鄉居雜記》外，尚有約翰遜博士的《王子出遊記》（縮寫本）及《英語語法要點》。《黑美人》是兒童讀物，《王子出遊記》經縮寫，《鄉居雜記》為節譯，《英語語法要點》則是極普通的語法書，總的看來，水天同所譯之書多較淺，未能展其長才。只有《培根論說文集》，作為古典名著，最值得重視。時下培根隨筆譯本甚夥，而我始終認為水天同的這一譯本仍是無可取代的，其中的一個理由便是，許多譯本將培根之文譯得流暢至極，卻不知培根為16世紀學者（約與晚明袁宏道同時），像水天同那樣譯得多些波粼，方存其真，而不流為滑易。有人盛稱王佐良以淺近文言譯的幾則培根隨筆，其實王佐良自己並不擅寫文言，其吐屬未能盡雅，而其文字色澤尤不能與培根相匹。我並不覺得王佐良譯得比水天同更好。
這部著譯集最可貴的，是水天同的論文這一部分。其文不多而散在各處，現在重要文章基本上都入選了，我們發現，水天同可說是民國時期一位頗有特色、頗有造詣的文藝評論者和翻譯評論者。
長文《加斯蒂遼尼逝世四百年紀念》是此集最有分量的文字之一，1929年9月連載於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後收入《學衡》雜誌。卡斯蒂利奧內《侍臣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迄今仍無中譯，而寫於九十年前的這篇長文，居然將卡斯蒂利奧內（即加斯蒂遼尼）的生平事蹟、文學成就、時代背景、後世影響評介得相當充分，且文章通篇以文言寫就，渾成爾雅，誠屬難得。此文發表時，水天同才21歲，尚在清華大學就讀，若為獨力撰作，則其才是甚可佩服的。不過，當時的《大公報》文學副刊及《學衡》雜誌均在吳宓先生的主持之下，而水天同又是吳宓的弟子，尤其《加斯蒂遼尼逝世四百年紀念》的結論部分掊擊“高貴的野蠻人”，反對“禮教吃人之說”，不讚賞“魯迅之戰士”，其立場、措辭甚似出於吳宓者，因此我們評價此文的成績，或許不能不考慮吳宓的潛在作用。
水天同在文藝理論上得當時執教清華的瑞恰慈（I. A. Richards）之教益甚多，不但文章中屢屢道及，而且其文字重分析、重邏輯的特點也非常明顯，這無疑是帶點瑞恰慈之風采的。此集內的《文章的需要與需要的文章》《文藝批評》兩文，均寫得深入而精彩——將來若重編民國時期的文學評論選集，此二文實有入選資格。如後者雲：“要之，文章對人群的功用是曲折複雜、幽微精深的，而非直接痛快、如響斯應的。所以文藝的價值需要時間來證明，同時其功效不能由表面上觀察。”今日讀來，仍覺精警透闢。
在具體的批評方面，水天同是峻刻激烈的，如批評茅盾、胡適等文壇重鎮，用詞皆相當尖刻，對梁實秋也不止一次加以貶抑。有意思的是，水天同晚年的回憶文章裡寫自己1934年“經梁實秋老學長的推薦”才到青島山東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的，則其為文，可謂絲毫不講情面了。水天同在《略談梁譯莎士比亞》（1936）這篇文章裡提出：“我們應認定文藝的翻譯品是一種複雜微妙的語言工作。這種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自己，而其途徑則在認識他人。”這一翻譯見解，實在高極了，卻也準確極了；或許正因為高，我想現在有的人恐怕也還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水天同文論之高妙者，均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1949年後所談英語學習諸種意見，固無謬，然亦多無關痛癢者，這是很令人遺憾的。而一篇發表於1957年的《西方語文書目舉要（1）》頗顯其學力，惜乎後無嗣響。
關於水天同的生平，自述者主要見於《我與外語學習》一文。其在清華時得翟孟生、吳可讀、溫德等外籍教師之益不少。1929年赴美留學，先在歐柏林大學，後取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33年又赴歐遊學，到過德、法、意等國。1934年回國後曾在青島、北京執教。國難起，遂南下昆明。雲南省立英語專科學校成立後，水天同任該校校長，這是水天同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1948年，他回蘭州，1954年，調去北京外國語學院。1976年，退休。1979年，返蘭州大學任教。
關於水天同在昆明英專的經歷，伯特·斯特恩《溫德先生》一書中有些負面的聲音，如謂：“翟孟生、吳可讀和溫德白手起家建立起來的英專，在水天同的管理下，變成了‘一場英國式的作秀’。雖然學校的註冊學生縮水到不足一百人，水天同‘卻成功做到了公器私用’。”又稱英國文化協會“在昆明的負責人羅士培（Percy Roxby）聽李約瑟說，溫德因為水天同的賭習，而與英專脫離了關係，於是向溫德求證此事。溫德肯定了李約瑟的說法，這等於給了英專的致命一擊”。水天同當時是否有“賭習”，我們現在不好說，不過他在蘭州大學時的弟子黃必康在回憶文章（亦收入此書）中作為佳話提及：“水先生閒來喜歡打麻將”，一次有英文報紙來催稿，他“起身對幾位牌友表示歉意”，隨即在打字機上噼啪一陣，就把文章寫好了。當然，《溫德先生》一書也指出：“不管水天同有何劣習，英專的墮落實與他無關，罪魁禍首是‘當地風紀’。”這一判斷，應該是可信賴的。
周崇德在《緬懷水天同先生》一文（收入此書）中稱：“水天同先生除精通英語外，還曾修習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俄語，成績優異，並通曉拉丁語。”法、德、意、拉丁文的引文，見於水天同的文章。而我剛好見到過一冊西班牙語的語法書，扉頁鈐“水天同”印，相信是他自修時使用的。博涉多能，是水天同的長處。
近現代許多學人未能充分發揮所長，對他們，我們須具“理解之同情”。今天，遺集所展現者，乃是零落的光輝，而那些早年綻放的光輝，尤令人懸想可能有的燦爛。使人扼腕者，恰是對這燦爛的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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