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返城作假
與很多明星不同，濮存昕一向不喜歡多說自己的私事。2008年11月，他的新書《我知道光在哪裡》上市，在書中他第一次開了口，“站在五十多歲的點上往回想生命的流逝”，說起自己的“那點事兒”。
雖然是人藝演員的孩子，但演員夢曾經離他很遠。因為兩歲時患上了小兒麻痺症，他擁有一個被人叫做“濮瘸子”的童年。“那會兒，還沒有普及這種病的疫苗，好在兒童醫院正在研究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方法，我算走運，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給控制住了。我還作為成功案例，上了新聞電影製片廠拍的新聞紀錄片。”這是他這輩子在鏡頭前的第一次露臉。
小兒麻痺症給濮存昕留下一隻腳後跟著不了地的缺陷，雖然小學三年級時做了整形手術，腳慢慢能放平了，但“濮瘸子”的外號卻給濮存昕的童年造成諸多困擾。“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條腿上，騎自行車也好，跳皮筋也好，還有打籃球、跑步……為了練腿，各種運動都參加。”1969年7月，濮存昕離開北京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成為一名下鄉“知青”。據他回憶，在冰天雪地裡，他乾的活兒是在草甸子裡挖坑埋電線杆，後來混上了“美差”，在種馬班裡放馬，因為“給馬洗生殖器、配種”的事蹟，他光榮地上過黑板報，還補了生理常識課。
濮存昕坦承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個“秘密”：為返城，他曾作過一次假。那是1975年底，大批知青開始返城，他也產生了不能一輩子耗在這兒的想法。“那年正搞‘批林批孔’運動，我穿著薄衣褲站在舞臺上，很冷，說到一半時我的病腿就麻木了。我堅持演完，滿臉流出豆大的汗珠。我記得自己是一條腿蹦著下臺的，大家都看在眼裡，催促著快上醫院。那時我心裡就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機會來了，我可以有條件病退了。”到醫院第三天，他的發燒就好了，腿也恢復了知覺，但他決定“演”下去，他向知青們展示了自己的病腿。“知青一個個目瞪口呆，啊，你的腿怎麼是這個樣子？！”濮存昕說，1976年，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他都在為病退做戲，“整整一年沒有脫棉褲”，還拄了一陣拐，最後終於如願開到了病退證明。
“這些事，今天提起來，並沒有要取巧或討好的意思。”濮存昕說，對於新書要不要做“個人獨白”，他曾經猶豫了很長時間，最後在出版社的勸說下，決定還是寫下這些青澀年代的個人經歷。“因為不寫本身也不真實。”他承認，自己的寫作確實也有自省和懺悔的意思，“在‘文革’時，我也打過人，紅衛兵時還瞎鬧過。沒有這個機會就說不出口。”
說不清的複雜親情
有關自己感情和家庭生活的內容，還是被濮存昕列入“禁區”。他堅守自己多年來形成的“男人底線”：不上“夫妻劇場”，不在電視上談論自己的私生活。
“因為進入電視，那些套路讓你真不起來。”濮存昕解釋說，“再幸福的夫妻，骨子裡也有煩極了的時候。”“人性真的是很複雜，有太多反的東西。”濮存昕說，“為什麼我們很正常？因為不正常的東西我們都過濾過去了。如果我們從來沒有這些經歷，這種關係是不結實的。”
濮存昕和妻子宛萍之間，曾有一個“誰撈著誰”的說法，這源自於一次兩人出去買菜。那時的濮存昕已經出名，一張臉到哪兒都會被認出。賣菜的老太太看了一眼濮存昕，又把目光落在宛萍身上，說了一句非常女人思維的話：“你可撈著了。”事後兩人閒聊，常拿這句話互相鬥嘴。想起最初“搞對象”時，兩人雖然同屬於空政文工團，但宛萍是營級幹部，而濮存昕只是個小戰士，有人站在宛萍這邊想出一句回應的話：“那你還撿著她了呢。”
濮存昕也不願在電視上談論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他說，作為多年好友，倪萍一直想要他上節目，談談他父親是如何教育他的。“但實際上，我對父母的感情裡也有很多不是溫情的東西。”
濮存昕說，他母親以前曾經被打成右派，有神經功能症，在家裡脾氣非常暴躁。年少時，他不免帶有牴觸，以至於到現在，他都不能接受母親對他的撫摸，“一摸我我就會有牴觸”。但是，歲月流逝，曾經暴躁的母親已經成了“一個祥和的老太太”，在她八十大壽時，濮存昕親手為母親畫了一幅肖像，畫上的母親慈愛地微笑著，這是母親現在在他心中的形象，他對她充滿了深情。他覺得，這種複雜的感情在電視那種公開場合也是無法說清的。
甚至女兒。他坦言，女兒對他也曾有一段時間非常牴觸。“初二開始，後來一上大學就好極了。”他說，如果在電視上談論自己的感情和家庭，“往那啪啪一說，最後終要有一個結論：看，我們多好多幸福呀。這是沒法說的。”
那些有著高級趣味的前輩們
作為人藝副院長，濮存昕曾遞交過辭呈。
濮存昕坦言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這些年來，人藝“重要的會我參加，不重要的不參加”，“配的車我不要，我的辦公室我也不要鑰匙”。
“坦白地說，我們為什麼持一種本真但猶豫的態度在處理人藝的事情，因為我們還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十年後的樣子。而我們前輩為什麼十年能做出一個輝煌的樣子？因為他們有著特別準的方向。”濮存昕說，當年人藝有曹禺、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四巨頭，他們在人藝1952年建院時，確立的劇院建設方向，是學習莫斯科藝術劇院，建立一箇中國自己的劇院。“而我們今天在做文化時，有點茫然，這種茫然使得我不敢負責任。”
他說，一年多的寫作過程，讓他梳理了自己的成長經歷，也更清楚地意識到父親蘇民以及人藝的前輩們對他潛移默化的影響。“我父親對我的影響，其實是宋丹丹提示給我的，他是她的指導老師。她曾對我說，其實你爸也不是最好的演員，你爸說的話我不見得全聽，但他讓我明白了，一個知識分子是值得尊敬的。”
在濮存昕的眼中，父親是那種對生活沒有要求的人。“我做飯，糊了他都說好吃好吃。到現在，我父母住的還是我媽單位分的58平方米的房子。”濮存昕說，2007年，話劇百年，他拿了一個特殊貢獻獎，但包括父親在內，人藝的不少老前輩都沒有得獎，當時他心裡有點含糊。“那天我媽問我，評下來了嗎？我當著他們倆說，我得了特殊貢獻獎。30人堆裡的，70那堆裡都沒有我爸。我爸當時沒說話，我媽說太滑稽了。後來吃飯時，又說到這個事，我爸說，嗨，反正我一輩子也不是為這獎而做的。這就過去了。”
“他們沒有拿獎，但給人頒獎，都樂呵呵的，這就是一個演員的品質。”濮存昕說，小時候，聽見父親朗朗地在讀范仲淹的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當時聽不懂，可是現在回想起來，突然間懂了。“我為什麼不在書中寫點自己的隱私，寫點下三濫的事？其實也是因為我想把自己歸到父親和人藝那些有著高級趣味的前輩們那堆人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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